除了能在黑市上买票，要说洪衍武的运气还挺不错，尤三仓惶逃窜前可是把身上所有好东西都拢到一起了，所以报纸包里除了钱还真有不少其他值钱的票证。准确的说他今天的收获，除了二百二十五块钱以外，还有一百二十斤全国粮票，米票二十一斤四两，面票二十九斤半，粗粮票三十斤整，油票六两。另有布票十五尺三寸，工业券二十七张，烟票若干。
民以食为天，在这些票证里最重要的就是粮票。粮票是老百姓的生命票，其价值自然就不用细说了。但这些粮票中的那一百二十斤的全国粮票，还是有必要特别提一提，因为它是所有票证中的顶级硬通货。
当时粮票有全国通用粮票和地方粮票两种，全国粮票就是全国通用粮票，因为它能通行全国，所以被老百姓称为“满天飞”。全国粮票不能随意的兑换，想兑换必须有单位开具的证明，说明正当的理由，比如探亲、出差或执行特殊任务等。如果一个人要离开自己所在的省份而有没有带上这种全国通用的粮票，就只能忍饥挨饿。另外全国粮票还有一个最为特殊的地方，它按五十比一的比例包含食油，可以保证旅客在异地有油吃。由于全国粮票具有国内通行、不限地区和年月的特殊属性，家家户户的当家人都喜欢积攒全国粮票以备不时只需。因此全国粮票不仅可以当钱用，还可以换水果、鸡蛋和副食，有时候甚至比钱都好用。当时黒市的‘潜规则’，一斤全国粮票的价格决不会低于两毛五分钱，三斤全国粮票就能换一斤鸡蛋。总之，只要你需要，几乎可以用全国粮票换到任何你需要的东西。
在洪衍武的记忆里，他上小学的时候，有个女同学穿着她爸爸从沪上给她捎回漆皮鞋去上学，其他的女同学们带着嫉妒羡慕恨的情绪在背后说她“骄傲得就像全国粮票一样”。这种酸溜溜的言语背后，其实也能看出全国粮票在社会上有多吃香。
吃饭靠粮票，穿衣靠布票。布票的重要性自然也是不言而喻，只要看看这满大街的补丁就知道这年头的棉布缺到什么程度了，没有它人就得光腚了。但和粮票不同，布票只能一次性使用。而且对有效期也有明确规定，凡超过票面期限的必须作废，使用过的布票也一律被剪角作废。这足以看出布票的珍贵程度。而且不光是衣服，所有沾棉带线的东西都要布票，一双袜子或是一双布鞋也要收两寸布票。所以说，人们的穿着也只能一省再省。
这时候绝大多数家庭普遍的状况是孩子多，经济大多困难。父母们在穿衣上采取的方针政策，要用老人的话儿说是“不露肉就行”。通常家庭内部的衣服要轮着穿，大孩子穿完再给小孩子，排行靠后的孩子最倒霉，不但穿不上新衣服，连像点样的旧衣服都穿不上。往往等最小的孩子穿上身时，衣服已经都是补丁摞补丁了。即使是谁家富裕做了新衣服，可为了让衣服少磨损能多穿几年，穿之前还先要在膝盖、臀部、肘部这些容易磨损的部位里面垫上旧布，再用缝纫机扎上犹如指纹的圈圈，犹如给衣服扎上了一层厚厚的“装甲”。
由于布票如此紧缺，每个家庭往往把布票先紧着孩子穿。可这样，大人又该怎么办呢？你说穿个棉毛衫在里头，你总得翻个衬衣领子吧？于是，聪明的人们发明了假领子。套上了假领子，然后外头再穿毛衣。看着还挺好看的，女同志的是花的，带花格的。男同志做个灰的，蓝的，咖啡的。这样的假领子在这个年代很是流行，只是有一个缺陷，热的时候不能脱衣服。因为一脱就穿帮，里头就剩个这个了。
布票的紧缺还在无意中促进了另一样东西的热销，那就是缝纫机。为了节省布票，再加上当时商店里成衣的供应量很少，质量很差，缝纫机理所当然成了很多家庭热捧的商品。可先不说缝纫机价格昂贵，而且还需要专门的购买指标，就是这些都有了还是不行，因为还缺少一样必须的东西。这就牵涉到了另外一种特殊票证，工业券。
七十年代正是工业券的全盛时期，我国的工业品80%都要凭票证限量供应，工业券就是专门发给国家职工、干部，用来购买缝纫机、自行车、座钟、手表、铝锅、绒线、羊毛衫、化纤织物等工业产品的。供不应求的工业品种类很多，又不能一一分类区别，因此工业券的购买范围较广：毛巾、毛毯、毛线、手帕、电池、轴线、铁锅、铝盆、铝饭盒、搪瓷面盆、搪瓷口杯、搪瓷便盆、线手套、铁壳暖水壶、竹壳暖瓶、运动鞋、雨伞、棉胶鞋、缝衣针、缝衣线、油布雨衣、夹胶雨衣，人造棉制品、尼龙内衣裤、皮鞋、闹钟、收音机、腰带、刀剪、进口刀片、各类箱包、巧克力糖块及定量之外的香烟、茶叶、白酒等。
买什么都要券，因此工业券发放很紧张，这东西奇缺。要想买“三大件”里任意一件都需要至少几十张的工业券，可对于普通职工，一年工业券才发一两张。要这么算，就是双职工的家庭那得攒多会儿去？因此，往往很多人求爷爷告奶奶，向所有亲戚、朋友、邻居磕头如捣蒜地借个遍，兴许才能凑够工业券的数目，买回自己所需的物品。由此可见工业券的珍稀宝贵，比钱还要宝贵。
最后再说说洪衍武手里的这些烟票。烟酒一向为国家专卖品，是当年政府财政收入的一大依仗。但是直到八十年代，烟酒仍然持续多年供不应求。逢年过节，有些机关单位发放酒票、烟票。发的多的单位，简直被认为搞“特殊化”。这年代发放的烟票，抽烟者经常苦于不够用，往往引发牢骚满腹。烟是按月配给，每月供应的品种不同。每家每户的供应量还分大户小户，一般吸烟人口月供卷烟12—15盒，最低6盒，最高30盒。根据货源，有时计划定量，有时敞开。对高级香烟的特殊需要按规定对象和定量标准，按期发放烟票，定点供应或凭证明由市二商局、市公司临时审批供应。
烟票通常有两种：一种是以烟的等级分类如丙级烟、乙级烟、甲级烟。注明“一包”、“两包”或“五包”、“拾包”。还有一种就是按月发的统票，只标明“烟”或“烟票”，过期作废。要是用统票购买，每包中华要五张券，牡丹、凤凰香烟三张券，前门要二张券。其余乙级香烟要一张券。丙级香烟半张券，丁级香烟免票。免票的香烟而且可以拆零供应，比如给一分钱，可以拿一支“劳动”。
但这只是理论上的兑换方式，真实的情况是如今甲级烟只供特需，已经停止在市场供应，乙级烟限量供应，掌握供应，三天投放一次，每人限购一盒。只有丙级烟以下可以按以上方法正常供应。甲级香烟中，“中华”牌卷烟一直作为特供烟，主要供应对象是驻外使领馆、来华外宾和高层领导，市场上根本无法买到。平民百姓大多只是听说过，悠然神往而无缘一尝。而以前“牡丹”“上海”“凤凰”这些甲级香烟逢年过节尚能靠配给买到一包，如今却踪迹全无。偶然见到的乙级烟中的“前门”“香山”已经算是百姓能买到的顶级好烟了。普通干部、群众因为买不到好烟，还有人做了打油诗用戏谑的方式表达不满。“********无中华，牡丹不向群众开，前门专从后门来，凤凰何时飞下来。”
在尤三扒窃来的这些烟票中，除了十几张快要过期的统票，居然还有一张定量拾包的乙级烟票，和三张定量一包的乙级烟票。这也就意味着洪衍武有机会在市场上买到定量以外的名牌香烟。洪衍武也是看到这些烟票时才想起来，敢情这时候就算买包烟也要凭票，虽然市面上供应的都是三四毛钱一包的中低档纸烟，那也得揣张票才能买到。按每日不到一盒烟的定量，烟瘾大的人肯定不够抽，还得去买低劣的“战斗”“劳动”和“大公烟”凑数。难怪赵振民拍给他半盒“北海”时还摆出一幅很豪爽的样子。而且他也早注意到，由于这时的香烟没有过滤嘴，每个烟民都是抽到烫手，再改用拇指尖和食指尖捏着抽，直到烫嘴了，才舍得将烟屁股丢掉。现在看，这倒也不光是因为缺钱的原因。
以上的这几种票证已经基本可以概括说明七十年代的消费状况了。这些粮票、布票、工业券和烟票，汇集全了“吃、穿、用”三大类，在“佛爷”的眼里，这些就是所有票证里最值得留下票证。虽然它们本身没价值也不允许流动。但因为缺少物质的年代，使得这些票证无形中附加了很可观的价值，成为了远比货币还要宝贵的有价票券。如果需要，可以随时在黑市上套现。所以说洪衍武还真是从尤三身上获得了一笔不菲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