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翁给你训示了？”袁炜以居高临下的口吻问，说话间还不时喘着粗气。他显然知道我的来意，并且显得不情愿的样子，似乎这件事交给我，是抬举了我。的确，据徐阶讲，听到要重修《兴都大志》的讯息，好几个人如翰林院编修、我的同年殷士儋就到徐阶那里，请求参与而未被允准。抛开道义不论，承担此事，前程上的好处是可以预见的。毕竟，这是圣上心目中的头等大事！r
“还请袁阁老示下。”我不亢不卑地说。r
“手头的事务，都放一放，”袁炜并不看我，一边翻看着文牍，一边指示，“重修《兴都大志》，乃朝廷第一要务，务必全力以赴，这是本席拟的重修要旨，圣上业已御览，就照此办理吧。”r
在我接过文稿的当儿，袁炜又指示说，“每撰成篇，随时送本席阅定。”r
我虽然口中诺诺，但对承担此事的反感，又添一层。在袁炜眼中，这竟成了国家第一要务！江南剿倭，北边御虏算不了什么，淮河、洞庭湖泛滥成灾算不了什么，老百姓不堪摊派民怨沸腾，也算不了什么！编造荒唐的历史，为迫害正直之士的冤案涂脂抹粉，竟成了第一要务！这样的朝廷！这样的宰辅！国家还有什么希望！r
然而，袁炜却一副真理化身的样子！我还清楚地记得，袁炜在给翰林院庶吉士授课时，从主题、基调到整个的教授，都是道德文章，人格良知！可纵观他多年从政的经历，所作所为，道德何在？良知安存？在他拟定的《重修<兴都大志>要旨》中，第一条就是紧紧围绕和突出“英主”这一鲜明主题着笔。英主！几天前还有御史齐康上疏指责圣上，疏中把国家面临的危机一一罗列，并痛心地说国是之所以如此，归根结底乃缘于圣上的“心惑”、“苛断”、“情偏”。此一奏疏一经见诸邸报，朝野为之喝彩，齐康却被扣上讪君谤上的罪名，经徐阶缓颊，齐康被外放河南祥符县典史，临行前倾朝相送，足见人心向背。可袁炜还在那里树立英主的形象！谀臣蒙蔽圣聪，圣上就以为这是人心所向，就真的把自己比作如同尧舜的英主了！这哪里有什么道德可言！谀臣佞吏，哪里有什么人格可言！更可笑的是，袁炜的第二条要旨，竟是肃清严嵩流毒！当年，袁炜巴结讨好严嵩，何曾讲过人格？《兴都大志》也是在严嵩的主持下由袁炜主笔编纂的，转脸他就能腆颜说出肃清严嵩流毒的话！我真想“呸”他一口，可还是忍住了。我和袁炜的关系，这么些年来一直未曾缓解。袁炜步步高升，可他反而认为我张居正仕途一路顺遂，在士林的地位太高，为此他似乎大感不平，对人说过张居正其人不可靠之类的话。但投鼠忌器，他对我又无可奈何，就在冷淡中透出挑剔的劲头。我不在乎，根本不把他的这些牢骚话放在心上。r
出了西苑，我没有乘轿，而是沿长安街东行。一股怨气，陡然间在胸中回旋。尽管我不情愿，但又清醒地意识到，这股怨怒，不是对着袁炜的，而是对着徐阶的。似乎不是因为重修《兴都大志》之事，这固然令人齿冷，可徐阶也是迫不得已，绝非他的本意，这怨不得他；那么怨气又因何而生呢？我一时还理不出头绪。但，明明是有一股怨气不可抑制的在胸中升腾，令人有一种近乎窒息的感觉。多年前，我常常被这种感觉所折磨，想不到这种感觉又重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