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r
从徐阶的语气、神态来看，我猜想，这不会是一件轻松的事。但我是不怕承担责任的人，恰恰相反，怕的是没有责任可以承担。前不久，徐阶部署了重修《永乐大典》事宜，由刚刚升任翰林院侍读学士的高拱主持，我做他的助手。这并不是我的兴趣所在，但我还是愉快地接受了。我们华夏，自唐宋以降，一流的政治家，又必是一流的文人。换言之，做不了一流文人，就难以成为一流的政治家。所以，尽管我和高拱从主观愿望上说都更愿意做些实际政务，但又不能不从培植在士林的资望做起。而承担重修《永乐大典》的重任，就预示着已经晋身儒林高层，具有一流文人的身份，有多少人都巴望着得到这个遇合，徐阶却毫不犹豫地把这个差事，交给了高拱和我。与当年袁炜在翰林院主政时倾全力编纂道教典籍和诸如《祥瑞颂》之类的颂扬文字不同，高拱动员翰林院编修，正在全力以赴从事《永乐大典》的重修之事，具体事务，则由我主持。一段时间以来，我都在为此事奔忙着，徐阶今天把我召来，又要布置新的机务，难道还有比重修《永乐大典》更艰巨的使命？r
“重修《兴都大志》，”徐阶以无奈的语调说，“要叔大承担之。”r
我心里“嘎登”一声，顿感沉重。虽然从徐阶的神态中我已经预感到不会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但听了徐阶的交代，我还是有些意外。这是甚样差事！全然是为迎合圣上，编造历史的荒唐事啊！r
正德十六年，当今圣上从安陆州以兴王身份入主朝廷，嘉靖十年，改升安陆州为承天府，当今皇帝的父亲虽以亲王身份死了多年，但是在“议大礼”过程中被抬高追封为“兴献皇帝”，谥为睿宗，当今皇帝的生母则谥为章圣皇太后，其生前所居之地，就被称为“都”，谓之“兴都”。虽如此，在一般士人心目中，兴都的名称，实在是不伦不类。当年，严嵩为奉迎圣上，特意主持编纂《兴都大志》，又名《承天大志》，由袁炜带着一帮翰林日夜不停，用了一年的功夫修成。无非是把安陆说成是龙兴之地，早有朕兆，当今皇帝如何从诞生之日起，就天资聪慧，非凡人可比；即位以后，又如何励精图治，成为一代英主。当年严嵩定调，袁炜亲自动笔，最突出的是从正德十六年下半年总结起，把当今皇帝入主北京以来的三十多年放在整个国朝开国以来的历程中加以对比，得出嘉靖朝是国朝持续时期最长、国人最感安定的太平盛世，而当今天子是继太祖、成祖以后又一位英主明君的结论。严嵩提议编修《兴都大志》，当时就引起了朝野的非议，目之为不顾人格，讨好迎合之举；袁炜妙笔生花的高论，更是为士林所不耻。当然，没有人公开说出来，但当时的人心向背，反而是像我这样的一个旁观者，官场新进最能把握。r
当是时，在袁炜之流为能够承担这样的使命而自豪时，我内心充满鄙夷；然则，当下，这样的使命要落到自己身上了，明知道是浪费才华和生命，明知道要做的事是自己已经认定经不起历史检验甚至为人耻笑的事，又是白纸黑字的要摆在那里，心中不免生出反感和排斥，但又不能把这种想法说出来，甚至在表情上也不敢有丝毫的流露。我装作等待徐阶进一步指示的样子，前倾着身子，不时微微点点头。r
徐阶起身，嘱咐书吏到正厅守候，对所有来访者一概挡驾，回来的时候，没有再回到书案前，而是就近坐在我身旁的椅子上，侧过头，声调低缓地说，“此番重修《兴都大志》，要在为‘议大礼’风波作最后的定论。圣上以英主自居，这自信恰恰来源于当年的‘议大礼’，几乎是他一个人和所有的公卿作对，引发了激烈争论，导致了政府更迭，对‘议大礼’抗争最烈的数十人为此还丧了性命，但最后胜利的是圣上。他既为之自豪，又视为隐忧，以老夫的揣测，圣上内心似乎也明白，‘议大礼’这场风波，虽以铁腕压服，但士子儒林，并非心悦诚服，所以生恐有朝一日会翻案。圣上感到自己已经老了，该对以前的事情有个交代了，所以，他要透过重修《兴都大志》，旨在为兴王这一支系确立合法的皇统地位提供论据，同时对‘议大礼’风波作出合法、合理、有说服力的证明。这一直是圣上的心头大事，非办不可了。“顿了顿，徐阶又无可奈何地补充说，“此事关乎能否稳定与圣上的君臣关系，万万不可小视。”r
本来，我是想婉拒的，但徐阶说到了关乎君臣关系的话，实际上就是新的执政势力能否站稳脚根的大问题；所以，尽管我内心十二分的不乐意，还是很痛快地答应下来。r
出了徐阶的直庐，我又遵照徐阶的指示，转到袁炜的直庐。r
目下，内阁只有徐阶、袁炜和李春芳三位阁老，李春芳自高中状元授编撰到升任内阁大臣，都一直在西苑专门负责精制青词，他依然在词臣的直庐里专心于写他的青词，重修《兴都大志》的总裁，就由袁炜担任。r
袁炜的直庐就在徐阶直庐的南边，原来曾是徐阶的直庐，我再熟悉不过了。一切都还是过去的样子，只是多摆了几个书柜，书柜里摆放的并不是书，而是制青词的青藤纸。或许殚精竭虑撰写青词耗去了袁炜太多的精力，他显得特别苍老，步履蹒跚，脸色苍白，眼圈发黑，一看就知道，这是长期遭受失眠的折磨留下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