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r
从西苑领了重修《兴都大志》的差使，我要到翰林院去向高拱－－他已接任翰林院侍读学士，也就是掌翰林院的主官－－卸去承担的重修《永乐大典》的事务。一路走来，恍忽间，就走到了长安右门。在穿过长安右门的片刻，我的眼前，骤然浮现出杨继盛被押赴刑场的情景，就像亲眼见到的一样。实际上当时我正在江陵隐居，可所有的人犯，都是经过这里走向刑场的，杨继盛自然也不会例外。r
想到杨继盛，我眯睨着眼睛，自言自语，说了声，“什么‘还公论’”！很不屑的样子。似乎是徐阶没有兑现“三还”的承诺，令我感到失望，因此而心生怨怒。此前，我和朝野众人一样，对他的“三还”是竭诚拥护，齐声叫好的，突然之间，就觉得有些虚伪了。要按“公论”，当务之急，是给杨继盛们平反昭雪；是圣上立即停止修玄，恢复朝会，导朝政于正轨；是大张旗鼓查处贪墨官员，肃清朝纲；是减轻民众重负，增加国库收入！可这一切，徐阶做了吗？我愤愤不平地“哼”了一声。但转念一想，这一切我应该是清楚的，不是徐阶不想做，而是不能做。r
我想极力摆脱怨怒的情绪，在内心里自己说服自己，为徐阶开脱。事实是，徐阶几乎每一个重大举措，在实施前，都要我参议其间。他多次对我说过，当国后最棘手的就是君臣关系。所以第一位的，是标榜“威福还主上”，这一点他倒是说到做到了。圣上命他无需每日入宫伺候，但徐阶和我商议，说这很可能是圣上在试探他，所以固请入直，圣上或有所委，徐阶每每通宵达旦，应制之文未尝逾顷刻期。因李春芳专职精制青词，内阁实际只有徐阶和袁炜两人在操持，徐阶请求增补阁僚，圣上命徐阶提名人选或者按惯例实行廷推，徐阶却坚持说“用相必由人君自论，然后足以彰显恩自上出”，在“公论”和“主上”两端，徐阶毫不犹豫地选择维护主上的权威。r
也难怪，当今圣上虽深居渊默，而张驰操纵，威柄不移，图天下于掌上，中外俨然如临，举凡军国重务，皆出独断，以致于臣下不可测度。不唯如此，当今圣上正因为隐身幕后，视权如命，就越发猜疑不定。尤其是，当今圣上御极四十余年，春秋已高，越发留恋人间富贵尊荣，虽不时说出“快要去见太上老君”的话，实际上企盼天眷，以得长生。面对多疑、畏死、执拗，仅仅抓住权力不放的皇帝，徐阶所能做的，就只有小心恭谨，只有获得圣上的绝对信任，才得以在其允许的范围内谏阻其荒唐，谋求匡正。如此看来，徐阶直庐里的信条，看似全面周密，深得人心，实则是存在内在矛盾的。若要“以威福还主上”，有时节就得不顾“公论”；要顾忌“公论”，就不能不损害主上的威福之权！因此，所谓“还公论”，是有前提的，是在“威福还主上”的前提下才能加以考量的，而一旦有了前提，所谓“还公论”，就不能不大打折扣！比如，既然“用舍刑赏还公论”，增补阁僚，理应付诸廷推，况且这也是惯例、制度，可是，徐阶为了把“以威福还主上”的承诺付诸实施，以论相必由人君，方显示恩自君出为由，坚持要圣上钦点，圣上就命李春芳入阁。李春芳是我的同年，论资历，论才干，论魄力，都轮不到他李春芳，仅仅因为李春芳自登科以来，十五年如一日，精制青词，编纂《祥瑞颂》，才有此酬庸。若由廷推，付诸公论，不可能是李春芳。由是观之，多少个习以为常冠冕堂皇的信条名言，一旦由执政者提出，必引起朝野一片拥护，但若深入思考，实际上是经不起推敲的，结果也只能是说说而已，收买人心罢了，当不得真的。因为看似冠冕堂皇无懈可击，实则难以统一。做到了第一点，可能就得牺牲第二点；要做到第二点，则第一点就不能不放弃。r
难道是对徐阶的施政纲领产生怨怒？似乎又不是。可是，分明有一股烦躁、委屈的情绪笼罩在我的心头。r
吃晚饭的时候，经由书童升任我的管家的游七站在身后，“啧啧……”接连几次发出慨叹声。像是要转移我的注意力，又似乎是有话要说。我睨了他一眼，游七反倒像受了鼓励，“人家杨尚书府第，厅堂里全铺上了波斯地毯，好气派哩！听说是张百万刚送的。瞧瞧人家的朋友，瞧瞧人家的气派，啧啧……”r
游七与公卿的管家无不交往，经常说些张家长李家短的事，谁家新造了宅子，谁家新添了家具，谁家新增了摆设，没有他不知道的。他说的杨尚书，一定是户部尚书杨博了。所谓张百万，就是徐阶的亲家也就是徐珂之夫张四维的父亲张庆卿，多年来一直在山西、北京两地做生意，是有名的富翁，人送外号张百万。张庆卿是杨博的同乡，他经常出入杨府，免不了经常送些贵重礼品。游七所说的波斯地毯，大概就是张庆卿送的。r
“做好自己份内的侪事就行了！”我呵斥游七。一般说，我是乐意听游七在我面前念叨他从外面得来的各种道路传闻的。多年来，游七似乎与我有着默契，游七先是试探，引起我的注意，只要我注意力转移到他身上，而且不说话，游七就会滔滔不绝，边说还边不时发些评论，但我今天本来心情就不好，还要听他在那里以羡慕的口气说别人家的气派，自然越发烦躁，我把饭碗往几案上一礅，转身进了书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