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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继盛的突然造访让我觉得颇不自在。杨继盛在中进士之前，是国子监的监生，而徐阶是国子监祭酒，杨继盛也是徐阶名副其实的学生，徐阶要推荐他选庶吉士，本是顺理成章的事。但在最后一刻被换成了当时与徐阶尚毫无渊源的张居正，应当说是一个意外。我本来就该选庶吉士，不是抢的杨继盛的位置！我总是这样安慰自己，可杨继盛就不该选庶吉士？这样一想，就觉得不知道如何面对杨继盛了。以徐阶的为人，他不会让杨继盛知道内幕。可越是这样，当真的面对杨继盛的时候，我越是感到内心的不安。r
我和杨继盛虽然是同年，但也仅仅是在公众场合见过几面而已，连话也不曾说过，更谈不上熟悉了。他突然登门拜访我，一时让我感到纳闷。说是联络同年之谊，可他一脸严肃，简单的寒暄过程，也未看到他露出过笑容。只说是奉命晋京公干，明天就回留都，特来拜访同年。r
杨继盛三十出头，中等个头，身材微胖，一袭深色蓝袍，显得十分庄重，坐在那里，摆出饱经沧桑的样子，眼中流露出令人难以琢磨的冷冷的但却是强有力的光芒。r
“年兄，请用茶。”我亲自为杨继盛倒茶把盏，双手捧起，恭恭敬敬递到他的面前。年兄，是同年登科的进士之间客气的称呼。r
杨继盛接过茶杯，又顺手放回几案上，欲言又止，心事重重的样子。r
“年兄，你刚从留都来，可听到过何心隐其人？”我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问，好像是为了打破难堪的沉默而找出的话题。r
“嗯，”杨继盛心不在焉地说，“你是说那个人称‘布衣狂禅’的何心隐吧？听说他因讥讽知县，被打入死牢，又被朋友营救出来，一出狱，又跑到留都讲学了。留都是讲求风雅之地，士大夫们都热衷此道，我也去凑过热闹，原以为是宣讲名教心得，听罢方知，不过是些歪理邪说罢了。”r
“又到南京了？”我迫不及待地问，“近况若何？”r
杨继盛似乎对这个话题没有任何兴趣，他用眼睛紧紧盯住我，突然问：“年兄，你说，夏阁老因何而死？”r
我大吃一惊。下意识张望了一眼门窗，大声说：“游七，快，备酒菜，我要与同年把酒论诗！”r
“老实说吧，公干是幌子，”杨继盛并不理会我的张罗，继续说，“了解夏阁老之死真相，才是我北京之行的真正目的！”r
“容小弟吩咐一下，好与年兄好好喝一场。”说着，我快步走出客厅，来到院子里，四下看了看，又到大门外张望了一番，才关好大门，告诉游七不用到客厅伺候，就站在院子里听动静，这才放心地回到客厅。r
这时候，油炸花生米、煎小咸鱼、凉拌白菜心、炒鸡蛋，四盘小菜已经端上，我又亲自把盏，为杨继盛斟上酒，“来来，为年兄洗尘！”r
连干了三杯，又倒满，一时找不到话说，两人相对无言。r
杨继盛猛地端起酒杯，一仰头，喝了个精光，“啪”地把酒杯礅在几案上，用力抹了抹嘴角，断然道：“杨某来说吧！都是因为分宜那个奸臣老贼！”分宜就是严嵩。因严嵩是江西分宜人，时人多有以籍贯代名字的习惯。r
杨继盛满脸通红，历数严嵩的奸状，“谁不知道，分宜对夏阁老是外示柔佞奉承，暗中诋毁陷害，”杨继盛恨恨道，“表面不顾僚友之体，如子奉父，唯诺趋承，不以肉麻为可憎；背后却紧紧盯住夏阁老一举一动，在小节细故上下慢功夫，深文周纳、无限上纲，在圣上面前挑拨离间，破坏圣上对夏阁老的信任，再找准机会，给于致命一击！收复河套之议起，就使分宜抓住了一次机会，终于把夏阁老推上了绝路。这个老贼，真是无耻之尤、可恨之极！”r
我一言不发，只是时不时为杨继盛倒酒。r
“严嵩父子贪婪无度，政以贿成，官以赂授。四方小吏，莫不竭民脂民膏，偿买官之费，如此，则民安得不苦？所谓公理公道安在？”杨继盛愤愤然，复又长叹一声，“这夏阁老一死，严嵩必祸及天下，天下灾警必迭至矣！”r
在听杨继盛慷慨陈词的当儿，我内心里却怎么也难以把那个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老人，与一个奸臣贼子画上等号。我一直在思忖，一个有守有为的正人君子，何以成为一个朝野共愤的奸佞之徒？r
是什么改变了严嵩？多年以后，当一切都大白于天下的时候，才发现，严嵩的转变，当源于嘉靖七年的一次奉旨出差。那时候，年近五旬的严嵩，只是留都南京的国子监祭酒，这是个无足轻重的闲差清衔。就在这一年的夏天，严嵩奉诏到承天（湖广安陆，因此地为当今皇帝出生地，故改为承天）祭奠今上的父陵。也许漫长的等待耗尽了严嵩的忍耐力，也许是他所秉持的以学问、节操、声誉安身立命的信条一再被证明是空中楼阁，反正他一改恭谨清正之风，拟写了一篇完全是编造的美丽谎言，呈报北京，竟说祭典之时，大雨骤停，云雾消散，红日再现，群鹊集绕，祥鸣灌耳，此皆圣天子之祥瑞！看到这篇奏疏的官员们，无不为文词华丽、内容肉麻而感到脸红。然而，就是这满纸荒唐言，竟成为严嵩官运转机的开始！由南京国子监祭酒，到礼部右侍郎，再到礼部尚书。官途多舛、郁郁不得志的严嵩，转眼间成为留都最有地位的人物。r
不难推测，严嵩一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恭谨清正则默默无闻；谎言媚上却能飞黄腾达。既然如此，就勿需再一味等待下去。不再等待的决断刺激着勃勃野心。远离中枢、不见天颜，能有什么作为？争取到北京任职！这成了五十岁的严嵩人生的一个现实目标。嘉靖十五年八月，是当今皇帝的万岁寿辰，严嵩利用进京祝寿之机，一面撰写青词以邀圣宠，一面以同乡身份巴结首辅夏阁老。的确，同乡、同年，是联络关系、以期相互关照的主要管道。严嵩充分利用了这一资源。夏阁老本比严嵩小三岁，登科也晚十二年，在讲究登科辈份、年纪长幼的年代里，严嵩却以后生晚辈之礼拜见夏言！并小心翼翼地提出了一个小小的请求，希望留在京师，以便于能经常聆听前辈的教诲，也好为前辈分担一些编修之类的文字事务。r
夏言被严嵩的恭谨诚敬所感动，也许是被他的逢迎讨好所陶醉，也正好有一项大的编修任务――编纂《承天大志》，老成持重、文才名世的严嵩，确实是合适人选，夏言遂举荐严嵩留京担任礼部尚书，主持编纂事务。r
说起历史上的佞臣，人人切齿痛恨。可当自己主政在位的时候，还是喜欢佞人。当然，当权者并不认为、也不会承认这一点。放在历史的审判台上，溜须拍马、讨好奉迎就是佞；但放在当时的环境中，在权势者身边说好话、唱赞歌者，往往就被认为是忠。严嵩已经明白了这个道理。表达对上司的忠诚，还要什么顾忌吗？既然勿需顾忌，那一切都好办了。当今皇帝，以外藩入继大统，本朝历史上，还绝无仅有，连他本人，恐怕也从未料到。编纂这《承天大志》，必须牢牢把握这个主线，把这一点，论证得合乎天理民心，早有征兆。至于当今圣上在本朝的历史地位，要突出到第三的地位。除了太祖打下江山，当然功劳最大；成祖虽然皇位是夺来的，但夺得好，才有大明朝继往开来、太平强盛的日子；接下来，就是当今圣上了。其他的皇帝，似乎都是为了把皇位传递于当今圣上才有必要存在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严嵩对有人建议当今圣上皇考的宗庙称为世庙，提出不同看法。这个“世”字，要留给当今圣上万年以后用――世宗，以体现当今圣上在国朝历史上第三的地位。r
当今圣上看到这样的说法，并未立即欣然接受，他感到严嵩定的基调有些过头。但严嵩列举了一系列例证，又反复强调臣民都是这么认为的，当今圣上也就顺水推舟的接受下来了。既然当今圣上接受了，大多数人就必须这么说了；既然大多数人都这么说了，若有人不这么说，或者提出不同看法，当今圣上就自然而然感到不悦了。r
严嵩不可能觉察不到圣上的心思，这进一步增强了他的信心。嘉靖十八年的春天，夏言、严嵩扈驾南巡，当今圣上在承天祭祖已毕，严嵩揣摩上意，奏道，“皇上为万乘之尊，履荆榛、冒暄日，计视山陵，不以为劳，诚千古帝王所不及。应诏令群臣上表庆贺！”夏言根本没有想到一向恭谨的严嵩会来这一手，恼怒之余，提出了相反的意见。说圣上已出京月余，宜速返京理政，况行宫在外，制度不备，应回京后再令群臣表贺。这是夏言和严嵩第一次公开出现意见分歧，而且针锋相对。结果，圣上大怒，质问夏言用心何在？就是从这次事件，夏言失去了皇帝对自己的独宠专信地位。而严嵩，却俨然成为北京政坛的新宠了。r
立足已稳的严嵩，开始露出了他贪墨本性。当时，朝廷为培养精通边务之士，特旨考录一批通番文的通事。处理藩务，是礼部的职权，作为礼部尚书的严嵩，手握录取大权。严嵩就利用这个机会，洞开贿门，以送礼多少以定取舍。这件事，被公认是严嵩贪墨的开始。这件事之所以尽人皆知，是因为御史桑乔对严嵩的弹劾。说严嵩上负圣恩，下乖舆望，实为贪墨之徒，何堪委以重任？要求皇上罢免严嵩，以儆效尤。弹劾奏疏发内阁拟旨。此时夏言对严嵩已经有所认识，但碍于严嵩是自己推荐的，且圣上修玄的青词，多由严嵩撰写，夏言深知圣上不会同意处分严嵩；加上南巡表贺事件发生后，严嵩多次表达了歉意，说不该不事先取得前辈的指示，就直接冒然在圣上面前提出自己的建言，事后深感痛悔不已，夏言也就宽恕了严嵩一时的过失。这样，对桑乔的弹劾，也就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为由，不了了之。接着，就是圣上示意要夏言提议廷推严嵩入阁，夏言以严嵩柔媚顺从，难当一国大器；私心太重，难以秉公持正为由，拒绝推荐严嵩入阁。尽管在圣上的坚持下，不久严嵩还是入阁了，但夏言与严嵩的关系，至此发生了逆转。r
官场上，其实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说复杂也复杂；说简直，也简单：谁提携了自己，就是朋友；谁压制了自己，就是敌人！过去，严嵩讨好夏言，一是出于感激，一是出于希望继续得到提携。可恰恰是夏言，打碎了他入阁拜相的美梦，阻碍了他的升迁之道，如此一来，严嵩对夏言，不能不生出仇恨；而随着入阁并升任次辅，大夏言三岁的严嵩，就不免觊觎首辅之位，在对夏言仇恨的基础上，又增添了嫉妒的成分。r
但是，严嵩并没有把自己对夏言的嫉妒和仇恨带在脸上。恰恰相反，他对夏言表现得更加尊重、更加恭谨。“历考中书谁似者，直从郭令到公身”，诸如此类的颂扬夏言的诗句，在京师官场流传着。事后分析，严嵩之所以这样做，固然是为了麻痹夏言，但更重要的，是严嵩深知一个道理，官场上的争斗，胜负并不取决于态度，而是取决于能够决定他们命运的人。而现实是，只要夏言没有明显的失误，那么就等于没有提供动摇他的地位的机会。严嵩只能等待机会，当然也在创造机会，因此绝不忽视任何细枝末节。r
圣上崇道，常常头戴香叶道冠，打扮成道士模样，在西苑召见大臣，总感到大臣的官服和道服不匹配，于是就将沈水香冠和道服分别赐给五位阁臣。夏言对圣上崇道本有腹议，对圣上所赐不仅不感激，反而生出怨言，上疏说，此非大臣法服，恕臣不敢佩戴之！而严嵩则相反，每次晋见圣上，总是戴上香冠，外面笼以青纱，以示恭敬。两相比较，圣上对夏言当然不满，而对严嵩则愈加宠信。r
终于，严嵩找到了一个机会，他主动出击了。嘉靖二十一年，京师日食。这一向被看作是上天对国人的警示。每当类似事情出现，必得检讨用人行政方面的得失。严嵩借机密奏说，上天示警，皆因朝中大臣擅权独专。他以自己的切身经历为例说，臣起自留都，今得重用，乃圣上之隆恩，夏言却以为是他的推荐，必要臣对他感恩戴德，臣虽为次辅，但夏言对臣从来都是以从属看待，商议朝政，只能附和，稍有建言，便遭呵斥，臣以为同僚之间，同心同德为要，一忍再忍！夏言对臣如此欺凌轻慢，臣能忍则忍，可谁料他对圣上也多有欺瞒。上次他上疏中错厄多处，圣上稍有责备，夏言竟说圣上是无事生非，鸡蛋里挑骨头！圣上谕令臣等入西苑只许骑马，不许坐轿，夏言却说西苑乃皇家禁苑，按祖制人臣不得骑马，所以他置圣上明令于不顾，仍乘腰舆出入！r
看起来，严嵩所奏，都是些日常琐事，可一旦提高了看，就是与圣上是不是保持一致、是不是维护圣上权威的大是大非了。既然夏言牢骚满腹又我行我素，那就只好请他走人！就这样，夏言被罢免首辅之职，并勒令回籍闲住。而严嵩则如愿以偿，接任首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