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考虑好几天，最后还是决定毕业，我说：“你乖乖上学，以后还要读研，我先出去闯世界，等你毕业了我刚好娶你过门！”
当时我以为自己将未来想得又理智又清晰：我提前进入社会工作赚钱，等四年后凌一尧研究生毕业，我刚好积累相对坚实的物质基础，给她筑造一个安定温暖的小家。
我至今不知道自己当初的决定是否正确，有时坚定地认为那是男人的担当，但一旦喝多了就会把因果联系扯得非常远，最后归根结底到我没有好好念书才会导致两相忘的结局。
我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监理公司当资料员，试用期工资八百元，转正后一千四百元。当时的物价还算平稳，生活成本不高，房价也暂未成为平民的心病，我一度洋洋得意。当时我最喜欢听别人说“工作难找”，因为只有听到这样的话，我才觉得自己不是loser，甚至算得上winner。
在监理公司工作，本应是非常轻松的，但不是指我们这种苦逼的资料员。白天，我忙得团团转，抱着电脑处理各种文件。有时监理们忙着打牌，随口丢一句“你去现场看看”，我就得临时客串现场监理员。那是一个省道工程，我戴着蓝色的安全帽独自在外面晃悠，方圆几里都找不到几个树荫。在烈日下炙烤十几分钟之后，我终于走进木工做混凝土模具的凉棚，暂且避一下阳光，也让劳保鞋里的脚丫透一下气。
“哪里不符合规范了？”木工的脸色一下子沉下来。
“没有啊。”我有点不知所措。
“那你在这里看什么看？”
我顿时醒悟过来，施工单位的工人们通常都不喜欢监理，一是因为有种压迫感，二是监理在他们眼里都不是好东西。工程队的老板们表面对监理点头哈腰，私底下却纵容甚至鼓励工人对监理态度恶劣，最后来一句“你干嘛和工人怄气”，我们只得吃一顿黄连苦。
“我就躲一下太阳而已。”我说。
钢筋工们不屑地笑：“嫌热就回你们监理办公室的空调房里躲着，在这里看个屁啊？”
我无话可说，只得灰溜溜地离开凉棚，继续在烈日下漫无目的地走着，依稀听见他们得意的嗤笑。我是一个初出校门的菜鸟，只是一个小小的资料员，连监理都不是，受到羞辱也不会有人帮我出头。论吵嘴，我骂不出花样儿；论打架，我更不是他们的对手；论收入，木工的薪酬是普通大学生的双倍——我在这里俨然是一个弱势者。
工作一天下来，身心俱疲。晚上凌一尧打电话过来和我聊天，我已经累得只想闷头大睡，躲到梦里重温天之骄子的美梦。凌一尧的心情却相当美妙，她和室友去附近刚开的游泳馆玩，偌大的水池竟然只有几个人，她折腾两个多小时才爬上来。
“那个池子特别干净，听说水是昨天刚换的，非常清澈。不过，刚下水的时候有点乱，不小心呛了几小口，漂白粉的味儿。”她兴致盎然地描述着。
若是以往，她的每一个发音都让我觉得可爱至极，此时却显得有些喋喋不休。我趴在床上，手机摆在耳边，一边聆听着，一边努力维持清醒。
“那你呢？你喜欢游泳不？夏天在水池里好清凉的呀！”
我迷迷糊糊地说：“游什么泳，我连澡都没洗。”
她顿时莫名惊诧起来：“你居然大夏天不洗澡？臭死了！真脏！”
我该怎么解释呢？我说我已经累得不想动弹，连手指抬一下都要耗费七成内力，我的一半思维已经跨在周公家的门槛上，现在正和她通电话的不是我的肉体，而是我的灵魂？她还在学校里，不会理解这种劳累到透支的滋味，她只会认为催我去洗澡是对我好。
我打断道：“我先睡了，明天再聊吧，你也早点休息。”
凌一尧愣了一下，声音陡然冷了下去，说：“你这是关心我呢，还是厌烦我呢？”
我说：“我就是很累了。”
她呵呵冷笑一下，把电话挂断，我的耳根终于清静下来，只听见隔壁房间打牌赌钱时的吆喝声。我在床上趴了一会儿，却怎么也睡不着，再回想刚才的对话与她的“呵呵”，一下子将自己吓醒了：交往三年以来，这是我第一次如此大逆不道！
我忐忑不安地回拨过去，幸好她没有拒接或者置之不理，电话一接通我便态度虔诚地道歉：“我有罪，我自首，我恳求组织对我宽大处理。”
“不是累了么？早点睡吧。”她的语气非常平淡，“我也累了。”
她显然记仇了。
凌一尧的性格很犟，她不轻易翻脸，但只要翻了脸，那就真是很难弥合了。她掀起的冷战持续足足一个礼拜，电话照接不误，但就是很冷淡，冷淡得让人觉得她一夜之间移情别恋了。
“小姑奶奶，我要怎样你才肯原谅我？”我恨不得在电话这头跪下来。
“我生气了么？”她依然波澜不惊。
这种水深火热的痛苦，让我备受煎熬，每天早问好晚跪安，尽力重塑“快乐工作，快乐生活”的阳光形象。幸好，她也不是胡搅蛮缠的女孩，自己琢磨着惩罚得差不多了，便打电话过来问：“你知道自己错了吗？”
我说：“千刀万剐，死不足惜。”
“那你以后还会再犯么？”
我赶紧对天发誓，这辈子都不敢再敷衍她这个小佛爷，她才大发慈悲地放我一条生路。
但是，冷战结束不等于我们之间的矛盾消失，她的世界里只有学业与恋爱，而我已经开始承受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尤其是对未来的担忧。我是一个普通的乡下孩子，没有父辈祖上的庇护，更没达官显宦的提携，离开校门便意味着完全的独立。我人微言轻，见识浅薄，根本不知道自己该怎么活，只能守着一份工作一天一天地混着。
以后拿什么迎娶凌一尧呢？我常有这样的焦虑。
有一个工头姓丁，文盲，连自己的姓名都不会写，签署文件都得要他在工地做饭的老婆代劳。他嘲笑我说：“你们学的那些狗脚板字，一笔一画拆开卖，能不能卖个几万块钱？”
我只能无奈地笑。
如果那些字真能拆开卖钱，我早就卖了。
我当时是一个胸无大志的可怜虫，此生最羡慕的职业只是总监，啥事不干就有人送烟酒塞红包，我这辈子就这点理想了。资料员干了大半年，自我感觉相当良好，跟在监理后面混吃混喝，烟酒不断，尽管有时不得不当孙子，但总有机会当一回爷爷。
我与凌一尧平均每个月约会一次，仓促的时候坐两小时的车过去，两人一起吃一顿午饭，再随便逛一逛街，黄昏便不得不分开。我在她面前报喜不报忧，将任何一点小小的成就往死里吹嘘，拿了奖金，收了小礼，得了抬举，耍了威风，而她托着腮帮认真地聆听着，仿佛我是一个伟岸的盖世英雄。
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个情人节，我和她去南通市区玩，送她一只半人高的熊娃娃作为节日礼物，四十五块钱。她很开心地摆在自己的卧室，可是她叔叔家的小孩去她家玩，看中那只熊娃娃，又哭又闹，最终蛮横地抱了回去。
身为一个慈爱的表姐，凌一尧不好意思说自己舍不得给，第二天她坐了两个小时的车回到那家小店，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熊娃娃，直奔她叔叔家，硬是将我送的那只换了回来。
我问：“两个一模一样，干嘛还要换？”
她说：“我都给这一个取了名字，两个怎么可能一样？”
这简简单单的一句话，暖得我心都化了，我在凌一尧面前有一颗奶油心。
那时的恋爱，感动廉价得就像深秋荒野里的草籽，轻轻一抖，便能洒落一地。偶尔这些草籽在暖阳下盛开几朵娇嫩的小花，便成为青春万岁的论据，但风雨袭来，它们便只是一地残渣。
凌一尧一门心思地扑在考研上，寝食难安，经常出现丢三落四的状况。她去ATM机取款，灵魂却神游于九霄云外，拿了钱便走了，校园卡却落在里面，存了几年的奖学金被别人盗刷得一干二净。她向家里又要了一千多，才将这个窟窿堵上，但她内心倍感愧疚，因为家里因母亲的支气管炎手术已经相当拮据。
“以后我再也不丢东西了！再丢我就去跳江算了！”她对自己发下毒誓。
“这是要玩‘刻舟求剑’吗，尧尧？”
“你去死吧！”
然而，刻舟求剑的机会很快到来了。
她泡在学校图书馆，看了一整天的书，回到宿舍时才发现自己的手机丢了，“又”丢了。大四寒假，她费尽唇舌才从家里磨来那只手机，这才用了没多久便丢了，她无论如何都不好意思再开口了。
我查了一下银行才发现，自己的存款仅有两百多元，只能撑到本月的薪水发放日，根本不够买一部手机。我被这种挫败感压得抬不起头，于是向子石借了一千块钱，准备带凌一尧去买一部手机先凑合着用一段时间。
凌一尧却不乐意：“我干嘛要花你的钱？”
“不都一样么？”我说。
凌一尧摇头道：“我平时反正只和你联系，可以买IC卡用寝室电话给你打，你先把这钱还回去，等以后赚到大钱了再给我买呗。”
她的消费观非常保守，有一些简单又朴素的原则：打死都不透支；不同时拥有两个债主；借钱只能救急不能救穷。
有妞如此，夫复何求？
可是，那个“大钱”在哪里？
那天，我和凌一尧闲逛到南京新街口。经过一家婚纱店的外面，她把小脸贴在临街玻璃橱窗上，万分艳羡地打量一件修长典雅的婚纱，说：“这个可真漂亮！以后咱俩结婚，就租这件婚纱去走一下红地毯，怎么样？白婚纱，红地毯，还有鲜花拱门，多漂亮！”
我得瑟地说：“租什么租，直接买下来收藏就是了！多大点事儿！”
凌一尧瞄了瞄标价牌，低声说：“这事儿还真不小……”
我也蹲下来看了一眼，“3”开头，小数点的前面排着五位数。
“嚯！”我不由自主地发出一惊叹，老脸也随之烫热羞红，不是因为我低估婚纱的价格，而是因为我高估自己的能力。
我居然要不吃不喝至少一年，才能让未来的妻子永久保存自己所穿的婚纱。
“还是租着算了，买下来太不划算，只能穿一次而已，又费钞票又占空间，傻子才会那样干呢。”她咬着手指酸溜溜地嘀咕。
“就是，傻子。”我也随口附和。
但我扭头看她，分明看见她的食指在橱窗玻璃上轻轻地磨砺着，目光贪婪且艳羡地看着婚纱上的每一处细节，就像孩子垂涎欲滴地看着一只红苹果。
于是，我有一个梦想，若是我们结婚了，一定要买下她看中的那件婚纱，挂在家中精致装饰的壁橱里，无论岁月如何蹉跎，时光怎样荏苒，都可以随时与她一起追忆当年的青葱年华，尤其是那场有白婚纱，有红地毯，有鲜花拱门的盛会。
终于有一天，我决心从监理公司辞职，离开这种安逸却庸庸碌碌的生活。
原因之一是，和我一起共事的监理大叔挨揍了。
原本的图纸设计应该在浇筑混凝土之前埋入一只至少长八十公分的钢筋笼，但施工单位偷工减料，只在沙浆里插入几根三十公分钢筋条，指望沙浆凝固后蒙混过关。不料，老监理有点心高气傲，气不过自己被当成傻子，一怒之下动手拔了钢筋条，下达整改通知单。
“这些钢筋条的承载力已经完全够用了，干嘛浪费那玩意儿？”施工方的项目经理找上门来。
“设计要求就是这样，怎么轮到你们自作主张的？”老监理也不依不饶。
“这是业主代表默许的，我们拿他们的钱，为他们办事，你们要是有意见，可以去找业主。”
老监理的犟脾气又犯了，说：“你们别拿业主出来压我，只要他们没有给我们下设计更改的通知单，那我作为监理，只能将目前的图纸作为唯一有效的依据。”
“图纸是死的，人是活的，现在混凝土都已经凝固，埋入的钢筋条也拔不出来了，不如就这样算了，回头让业主给你们出个更改单，不就行了嘛。”
事实上，这种事情在工程里简直是家常便饭，业主，监理和施工单位之间的关系有时相当混乱，既需要严格的规则，又需要微妙的默契。但老监理还是不能接受对方先斩后奏的做法，偏执地认为这是一场有预谋的计划，完全是业主与施工方一起践踏他的人格，羞辱他的智商。
他毫不客气地说：“混凝土凝固了，那就把它凿开。”
商榷数次未果，最终施工单位终于跳脚了，平时称兄道弟的人拦住监理，将那个弱不禁风的老头子按在黄沙堆里一顿揍。最后，他们还甩下一句话：“你们这种垃圾货色，给脸不要脸，欠揍的玩意儿，老子看在你们是业主的走狗的份上才丢点骨头给你们，你们还真蹬鼻子上脸了？”
老监理其实没有受伤，但他是一个注重体面的人，在尘土飞扬的工地走一圈，皮鞋依然锃亮如新，这次如此狼狈不堪，心理创伤一时无法弥合。他被打的事情当做笑话到处传播，甚至我在场的时候，工人们也毫不避嫌，添油加醋地描述。
我只是一个资料员，很少去做得罪别人的事情，他们没有为难我，但我仍然着实被伤到了：我这辈子不可以做一个捡食别人残羹冷炙的走狗。
原因之二，便是凌一尧本科毕业，考取本校的研究生。
到了这个时候，再过几年就该谈婚论嫁了，我的紧迫感或多或少地变得强烈，希望能在她毕业前多赚一些钞票，至少能圆她一个“白婚纱，黑礼服，鲜花拱门”的梦想。
于是，我启程重返南京，三年的同居生活正式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