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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我们是平安夜的两条鱼(1)


  这个高考分数比较尴尬,可以让我录到某些较逊色的二本院校,但它更适合填报好一点的大专。对我而言,具体哪个学校哪个专业都无所谓的,当前要务是离凌一尧近一些。

  于是我拿着一所大专院校的录取通知书,和她一起踏上前往南京的大巴。

  我们的学校不在同一个区,但也就半个小时的车程,平时约会不算是什么难事,每个礼拜至少见两三次。尽管已经离开魔鬼般严格的高中,拥有完全独立的人身自由,但平日相处还是如履薄冰,上街时连牵手都战战兢兢的,生怕姚千岁突然出现上演一出“棒打鸳鸯”的街头戏。

  大学的第一个国庆节,大乔带着女朋友跑到南京来玩,他们腻腻歪歪,卿卿我我,恬不知耻地在我和凌一尧面前秀恩爱。为了表明我们不是菜鸟,我也壮着胆子揽住凌一尧的身体,两人别扭又紧张地走着,大乔扭头看我一眼,高声咋呼道:“哎嗨!你们干嘛呢,陪护家属搀扶病人上厕所呐?”

  尽管我不愿意承认,但我还是得说,那架势确实很像。

  从那以后,每当我们走到光线黯淡,行人稀少的林荫道上,凌一尧都会问:“练练不?”

  “练呗。”

  于是我揽住她的腰或肩,两人一步一顿地走着,认真地就像学习交谊舞一样,有时她还会一本正经地哼起婚礼进行曲:“等,灯灯灯,等,灯等灯……”

  凌一尧的俏皮可爱,毫无矫揉造作的痕迹,她喜欢走排列规则的石板路,喜欢踩我的脚印,喜欢勾手指搭讪小猫小狗,喜欢在所有能照出人影的物体前面逗留。

  “你来看看,”她把我拉到商场的落地镜面前,并肩站着,“有何感想?”

  我说:“郎才女貌?”

  她摇头道:“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

  大一的课程比较少,我们上学期一直没心没肺地逛荡着,似乎以此作为对高中痛苦生活的一种变相报复。混日子对我而言就像晒太阳一样轻松惬意,但凌一尧不同,她无法原谅自己的虚度光阴,寒假时突然提出要去打工,美其名曰“勤工俭学”。

  我问道:“你准备打什么工呢?”

  凌一尧在家是千金宝贝,在校是天之骄子,接触社会的机会并不多,她冥思苦想好几天,最终给出的方案无非是洗碗端盘发传单之类。

  “就这点创意么?”我嘲笑道。

  她噘着嘴巴委屈地说:“可我别的什么都不会呀。”

  “你知道我爷爷干嘛的么?”

  她迷茫地摇头。

  我得意地告诉她:“我爷爷以前在乡下专门做爆米花的,我小时候就当他的学徒了。”

  寒假之后,我把那套工具搬出来,用行李箱装着带去南京,很快在大学城的路边摆起爆米花摊位。凌一尧还是小时候见过这东西,她摇着转炉的摇把,忐忑不安地缩着脑袋,我只要一跺脚,她立即吓得尖叫着跑开。

  路人投来好奇且友善的目光,然后一起笑。

  凌一尧远远地看着,我握着摇把慢慢地摇,力求转炉里每一粒玉米都均匀受热。当气压表的指针到了理想的位置,我站起来高喊一声:“起锅喽!谁是胆小鬼?快捂住耳朵!”

  于是,凌一尧与围观的小孩子一起捂住耳朵。

  “嘭”地一声巨响,香气弥漫,停泊在附近的汽车鸣起尖锐刺耳的警报,许多路过的行人被吓了一跳,旋即又被这个从城市街头消失多年的老玩意儿吸引住目光。

  小孩子拍着小手欢笑起来,凌一尧也按照原计划扭扭捏捏地喊着:“爆米花……”

  我敢肯定,就算递给她一只扩音喇叭,她的叫卖声也不会传出五米,幸好爆米花起锅的声音足够大,接管原本分配给凌一尧的吆喝任务。

  “老板娘收钱。”客人们这样对她说。

  凌一尧的小脸羞得通红,却又鼓着嘴巴窃笑。

  作为有文化的城里人,凌一尧的父母认为知识分子必须体面,就像南朝的士族一样,若是他们知道乖女儿在南京街头卖爆米花,估计提刀剁我的心都会有。凌一尧被这样的思想荼毒多年,原先也放不下姿态,但她在旁边杵了俩小时,也慢慢地融入这种快乐的氛围中。

  “你还吆喝不?”

  她难为情地说:“喊不出口……”

  “胆子大一点,一咬牙就喊出口了,”我想了想,又说,“要不这样吧,我数一二三,咱俩一起喊,这样你就不怕了吧?”

  她点头说:“好。”

  “一,二,三!”

  “卖爆米花嘞!”她紧闭双眼,捂住耳朵,独自一人喊出我们相识以来的最高分贝,而后睁眼松手,疑惑地问,“你也喊了么?”

  “那当然……”我正义凛然地说。

  那天的爆米花卖得特别好,凌一尧的挎包里装满钞票和硬币,虽然面额都不大,但视觉冲击力强大得让我们以为自己即将迈入富豪榜了。我们把工具寄放在经常光顾的一家小饭馆里,两人盘坐在小公园的长椅上数钱,坐地分赃,每人分了一百七十多块钱。

  “我这辈子第一次赚钱哎!”凌一尧居然也会在金钱面前颤抖。

  我问道:“你准备怎么花呢?”

  “花什么花,存银行去……”她一边嘟囔着,一边将大大小小皱巴巴的纸钞塞进包里,她又抬头看我一眼,问,“那你呢,怎么花?”

  我伸手捏她的腮帮子,说:“先把你喂饱再说。”

  原本我们以为有了这个赚钱的营生,以后日子就好过了,甚至可以养活自己,但我们仅仅干了几天就被叫停了。一辆蓝白色相间的车子停在摊位前面,跳下来几个腰圆背阔的城管大哥,催促我们收拾东西赶紧走人,否则就“不客气”了。

  “凭什么呀?”凌一尧不服气地抗议,“我们就不走!”

  其中一个年轻城管说:“你们还是走吧,如果是其他人来处理,早就把你们的家什丢到车上拖走了。我们念在你们俩是大学生,是斯文的读书人,所以才和你们商量的。”

  显然,这个摊位注定保不住了。

  凌一尧忍不住蹲在路边抹眼泪,这两天她还掐着手指憧憬美好未来,现在一下子被迫收摊停业,总归有些无法接受。我说:“不干就不干了呗,本来就只是玩玩的,又不可能卖一辈子的爆米花。”

  她推开我的手,抽泣着说:“谁跟你玩玩的?我很认真的好么?”

  为了抚慰她受伤的心灵,我带她去看了一场午夜场电影,《大话西游》上下两部连播,只要十块钱。柜台问我们要不要爆米花,我和凌一尧傻呵呵地笑,弄得柜员一头雾水,嘀咕说我们是神经病。

  兴许白天太累了,《仙履奇缘》刚开始播,我便开始颠起瞌睡,依稀听见紫霞仙子对至尊宝说:“现在我宣布,这个山头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包括你在内!”

  夜场的观众不多,笑声也稀稀拉拉的。

  “至尊宝有三颗痣了!”凌一尧很激动地推我。

  “噢……”我一边敷衍地应着,一边坠入梦境。

  直到电影散场,我才迷迷糊糊地苏醒,扭头看见凌一尧又在抹眼泪,我不解地问道:“还在想爆米花摊儿的事?”

  她摇头说不是。

  “那你怎么了,看喜剧电影还能看哭?”

  “你不懂。”她披上外套,起身离开。

  深夜的街头空荡荡的,昏黄的路灯冷冷地照着,我搂着凌一尧单薄的肩膀,尽力为她驱逐早春之夜的寒气。她一直缄默不语,情绪有些低落,快走到下榻的旅馆时,她突然说:“吕钦扬,如果哪天我们想要分开了,就想一想曾经一起在街头卖爆米花的日子,好吗?”

  当时我已经困得睁不开眼皮,听在耳中却没有放在心里,以为她还在惦记白天遭到驱逐的事情,只是敷衍着应了一下。多年以后,我在街头再次见到几乎绝迹的老式爆米花机,陡然想起凌一尧对我说的那句话,思维出现片刻的停滞,随即又被排山倒海般的痛楚情绪冲击得无法呼吸。

  也许这就是爱情。

  原先太敏感,后来太健忘。

  凌一尧对勤工俭学的计划耿耿于怀,固执地认为没有打工经历便算不上真正的大学,四处寻觅兼职信息。甚至,我们坐在小饭馆里吃饭,她都要问这里缺不缺人手,服务员妹子很快带来老板的回复:“这里只缺一名老板娘。”

  凌一尧有些沮丧,但很快她又神气活现起来,神神叨叨地说:“你知道吗?这里的老板一直暗恋这个服务员,却不好意思开口,刚才他说‘这里只缺一名老板娘’,其实是向那个服务员暗示表白呢,可惜服务员太笨了,怎么也领悟不到。”

  我不禁肃然起敬:“你怎么知道这些的?”

  她眯眼一笑:“我瞎掰的。”

  我顿时无言以对。

  但她托着腮帮,自我陶醉地说:“说不定事实就是那样的呢。那么在他们俩的爱情故事里,我就是一个素不相识但举足轻重的配角,多厉害呀!”

  为了消除她内心的怨念,最终我还是张罗着给她找到一份兼职工作,周末去给几个小孩子辅导功课,督促他们写作业。家长开的酬劳相当靠谱,但据知情人士透露,那几个小孩子十分难缠,之前几位家教都以一句“另请高明”结束短暂的师生关系。

  凌一尧准备得相当充分,不但向学姐借了一套正装,而且在琢磨出一种被她命名为“不怒自威”的表情,专门用来恫吓不听话的孩子。她屏住呼吸,面容冷峻,目光像电压不稳的白炽灯似的明暗不定,而后问道:“我这表情是不是很可怕?”

  我极力忍住内心想要大笑的冲动,点头说:“嗯,冷汗都出来了。”

  她这才欣慰地出发了。

  当天傍晚,她打电话过来,得瑟地说:“那几个小孩子很听话呀,哪有你说得那么恶劣?他们还叫我凌老师,毕恭毕敬的,写作业时都不敢抬头。”

  我不禁会心一笑:小孩子当属最擅长“以貌取人”的物种了。

  凌一尧当家教的那段时间,我在学校附近打零工,或是给英语辅导班拉生源,或是给快餐店跑腿,甚至在超市干过装卸。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与大多数校园情侣一样,小日子过得很拮据,把赚来的每一分钱都小心翼翼地存着。

  因为,凌一尧想存够盘缠,和我一起去大连或者厦门看海。

  “心有余而钱不足啊!”看着旅游杂志里的美丽海滩,她有些郁闷。

  我非常希望实现她的愿望,除了努力赚钱和省钱外,我还特别留意那些设有巴厘岛三日游,双飞新马泰之类大奖的电视娱乐节目。后来,我才明白,自己想得太多了。

  可是,当凌一尧的爸妈提出五一节带她去青岛玩,这个做梦都想看海的家伙在欢欣鼓舞一阵子之后,却决定放弃这个机会。她说:“还是你们俩去吧,把二十几年前的蜜月旅行补上,我就不当电灯泡了。”

  她爸妈拗不过,只得同意了。

  “你不后悔么?”我问道。

  “后悔什么?”她白了我一眼,说,“咱们俩不是说好一起去的吗?我可不想在电话里告诉你大海有多大,天空有多空,沙滩上有多少粒沙子!”

  我当时又感动又羞愧,决心尽早实现她的愿望,然而,凌一尧渐渐地提及这个话题,仿佛那只是一次心血来潮的愿望。她把我们积攒的钱存进一个银行账号里,虽然金额增长的速度如同蜗牛爬坡,但至少一直在增加。

  “自己赚的钱呀,啧啧。”她看着卡里的一千几百块钱,沾沾自喜。

  有时我会特别羡慕寝室里的一个哥们儿。

  他和他的女朋友过得惬意得多,俩人外出旅行的难度,如同我和凌一尧去看一场电影,只有时间和意愿的问题而已。他们会在个人主页里发布旅程中的照片,万尺高空的云海,精美丰盛的食物,波澜壮阔的峰峦,以及风格各异的建筑,而这所有的一切,不过是因为他有一个好爸爸。

  还好,凌一尧不在乎这些。我们在南京城照样玩得风生水起,夫子庙,中山陵,总统府,紫金山,那些地方都留下我们的足迹,一天逛下来的花费有时尚不足一百元。

  有一次,我们租了自行车,茫无目的地骑行至一条幽谧的林荫道,她拍了一张夕阳斜照的照片,保存在自己的网络相册里,说:“身边的风景已然如此美好,何必跋山涉水赴他乡寻找?”

  每逢期末考试,作为一个学霸,她放弃所有的娱乐活动,完全闭门不出,专心复习。而我,一个学渣,只要做完小抄便可以安安心心地玩游戏。

  “知识就是金钱,孩子。”她拿着一叠奖学金,苦口婆心地对我说。

  在她的感召下,我也渐渐开始转变,不再吊儿郎当地混日子,经常去她学校的图书馆一起看书。大二下学期,我终于平生第一次亲身体会领取奖学金的滋味,尽管只是区区五百元的最低奖学金,但它具有开天辟地的历史意义。

  作为两肋插刀的哥们儿,子石和大乔闻讯后不辞辛苦地赶来南京,与我一起庆祝这一喜事,并帮我把这笔奖学金花得一干二净。

  “没事,等他们拿了奖学金,咱们也去吃回来!”凌一尧安慰道。

  我不禁仰天长叹:“我们这辈子是等不到那一天了。”

  就这样一直混着,到了大三学年末,我和凌一尧面临分道扬镳的危险。她还要一年才本科毕业,以后还要考研,而我已经面临实习。她提议道:“要不,你去考专升本吧?”

  我不太接受这样的提议:“我都快毕业了,现在花时间考那个有点迟了,即便考上了还要再读两年本科,有些不合算。”

  “可是,我想你多陪我两年,我一个人上学多无聊。”她委屈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