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以认为商业文明或者城市文明败坏了纯朴的乡村，但我敢说，今日中国虽也有许多沦落风尘的村姑，但她们走出乡村，消失于地铁与人海，也绝非“纵欲”这么简单。而且，和上述小说立场不同的是，即便这些性工作者被冠以“不洁”的名声，我也希望吕赛特们能活下去。除了宽容与救济，谁有权利诅咒那些平凡而无奈的自救者，那些从田间地头缓缓爬起来的卑微的生命？
8. 保卫乡村，守护灵魂
埋头打字的时候，通常我都会放一些老歌。这不只是因为我有某种不可救药的怀旧情绪，还因为那些老歌就像生命的坐标，可以帮我把握未来的航程，让我试着慢下来。不慌不忙，想想将来的千万种可能，想想已经逝去的人与物。
具体到本书的写作，在它快要结束的时候，我本想专辟一节来写写故乡已经消逝的公共生活，然而很快发现自己已经无从下手。此刻我能想起的除了前文反复提到的麻将（如果这也可以算的话），剩下的大概就是舞龙灯和看电视了。而且作为公共生活意义上的它们早在一二十年前便已经在那片山坳里消失了。
一夜鱼龙舞
虽然习俗各异，说起舞龙灯，尤其从江南村落里走出来的农家子弟多半都不会觉得陌生。在我老家通常的情形是，在过年前后两三天，村里的大人们会聚在一起，用山上砍来的竹篾编织出龙身、龙头和龙尾，再糊满鲜艳的红纸，这龙的大模样便有了。所谓“龙身”，实际上就是十几个形似胶囊的大灯笼。每个灯笼里面都拴着一根长柄的蜡烛，灯笼的底部装有一个可以操持的长手柄，顶部粘着一条锯齿般的黄纸，它代表龙鳍，好让纸龙看起来威风凛凛。
按照习俗，从正月初五到元宵的每个晚上，这条龙在每家门前都要舞上几圈。这是一年中最热闹的时候，每家每户都有人参加。最后一夜，在终于重复走完了所有人家后，诸位舞龙的男丁才拔了灯笼里的蜡烛，停了锣鼓，将“龙”放回村中的庵堂“下水”。一年一度的祈福仪式就算正式完成了。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说起龙灯，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辛弃疾写在《青玉案？元夕》里的这些词句。年少的时候，正是这些明晃晃的词句，让我因为生活中的某种似曾相识而激动不已——虽然生在穷乡僻壤，可我也活在宋词的繁华里。
众里寻他千百度，只可惜一切皆成往事不堪寻。我曾经舞过的龙灯，在我这些年回乡时就再也没有见过，甚至也很少有人提起。而当年那间用来“卧龙”的“贫寒的庙宇”早已经踪迹全无，连旁边的几棵古树也被唯利是图的人在几年前卖个精光。
为什么舞龙灯的传统会在当地消失，至少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群龙无首。在过去，村庄属于集体，或刚脱离集体，有着集体的荣誉，也有人负责组织，而现在好男儿志在四方，大家更关心的是自己在外地的发展，赚多少钱，准备回家盖怎样的楼，等等。而村干部也是离心离德，无利不起早，对于拯救文化传统的重任，即使不缺认识，同样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二是村庄改造。由于政府对新农村建设干预过细，原来松散聚居的农舍被集中在一起，像是两排拥挤且毫无生气的厂房，已经很难撑起过去走村串户时的热闹。这种对乡村建设的过度干预，实则是一种行政强制或暴力。十年前移民建镇，政府为每户提供万元左右资助，条件是要按政府的规划建设，包括必须拆掉旧房。而这种规划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农民在建房与保留原有住房等方面的自治与自由。
三是农民大量进城。虽然许多人在过年前后会回到村子里，但到元宵时，已经凑不足人手。这种“凑不足”也可能是心理上的，因为大家说不定哪天就外出打工了。时代在变，观念在变，村庄由过去的安土重迁之所渐渐转变为聚散乡情、沟通就业信息的联络站。而这种聚少离多也加剧了村庄的陌生化。如果不是参与各类赌博，有时候你甚至会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能力在乡村是多余的。许多返乡的年轻人保持了他们在城里的生活方式，开始通过手机看遥远的世界，而不是通过眼睛看身边的人群。
电视与时间
我不知道龙灯的消失与电视的普及有多大关系，它们曾经都是小堡村村民公共生活的一部分。
早在八十年代初期，小堡生产队就买了一台十四吋的黑白电视机。由于是村里也是附近村庄里唯一的一台，这台电视很快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 “公共电视”。尤其是夏夜，每当夜幕降临，全村人会团坐在电视机前。附近村庄也会有三三两两的农民前来“看戏”。若是赶上《霍元甲》、《陈真》、《加里森敢死队》这样的节目，他们还会捎上小板凳，人也会来得更多。
让村民扫兴的是当时电视只有一个频道，而且经常被足球比赛挤占。所以，一有足球节目，最后离开的大人会恨恨地骂一声“又踢球！”，然后悻悻地关了电视。孩子们受了感染，自觉足球意义全无，也只好作鸟兽散。有外国人初到中国，发现每晚七点怎么调台都是新闻联播，便以为电视坏了。而在当年，小堡村的人只要一看到在踢足球，就当电视坏了。
那时候电视初出茅庐，尚未占领乡村，而春晚时常还有开风气之先的锐气。集体看露天电影和电视、跑船灯、舞狮子、舞龙灯、唱地方戏等都是农民平时或逢年过节时的重要娱乐活动。而现在，且不说电影告别了乡村，电视也退到卧室，早已经成为私人生活的一部分。即使是正月，也难看到有什么公共活动了。走村串户的拜年，客人们通常也只是领根烟，甚至连水都来不及端一杯，便直接赶往下一家，目的是为了快上牌桌，或者回家看电视。
传播学者担心电视像光照一样孵化孩子，像快餐店的鸡肉一样催熟儿童。事实上，电视对乡村文化的冲击并不亚于城市。它同样一览无余地向农村孩子展示成人的世界，让他们时刻沉醉于一个断章取义的世界，一种远离真实与自然的生活。
在乡下，亲近自然可以培养本土记忆，然而亲近电视得到的却只有一个虚构的影像世界。在那里，你可以亲临任何地方，唯独踏不进故乡；你可以看到任何人，唯独看不到村庄里的人。有一次聊到乡村的时候，梁文道先生向我感慨自己电视做多了也难免有某种“负罪感”。文道的意思是说，电视以最高的效率展示它所标榜的文化与外面的世界，使许多乡村里的孩子走出乡村，可是他本人并不确定外面的世界就一定好。而一旦这些孩子走出乡村，所见非但不如所愿，甚至完全相反，为了一个并不存在的世界而荒芜了故园与青春，这岂不是一种“罪过”？
无论电视人如何自责，也无论当年它曾经打开多少乡村少年的视界，电视让城乡在信息和观念上走向一体化却是千真万确的。当电视开始成为“一家之主”，成为“餐厅里的政府”或者“餐厅里的马戏团”，人们渐渐习惯通过电视节目而不是像过去那样根据太阳在天空中的位置来判断时间。
新的一天从早上6点母亲起床打开电视开始。当她结束晨间洗漱回到卧室时，她发现，每个人仍然蜷在各自的毯子里，但是都醒了，在看电视。她不再需要叫嚷着让孩子们起床，但她得叫喊着让他们别看电视了，开始早晨的洗漱。有时她的叫喊发展成动手打孩子，可孩子们即使挨打也还是不把眼睛从电视上挪开。作息时间根据电视而安排，电视什么时候开始播放，人们什么时候起床，电视停播了，人们才开始睡觉。
以上是美国社会学家约翰逊对印度农村生活的描述，相信它同样适于描写今日中国农村的生活。电视像是一个可以计算时间的滴漏，它让城乡失去了时差，它让乡村成为城市的延伸与附庸。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故乡独一无二，文化差异的消失会使故乡慢慢失去它温馨的棱角。当城市开始通过它的文化触角同化乡村，吞噬乡村，乡村又将失去什么？
没有自然的生活
甘地说，毁灭人类的有七件事：一，没有原则的政治；二，没有牺牲的崇拜；三，没有人性的科学；四，没有道德的商业；五，没有是非的知识；六，没有良知的快乐；七，没有劳动的富裕。我不敢说这七件事将毁灭人类，但它们千真万确，会而且正在一点点毁灭我们的生活。而如果需要有第八条，我愿意加上“没有自然的生活”。
这些年，南北西东，颠沛流离，因为学习、工作或旅行的缘故，我走过一些地方。然而我能梦到的地方却只有两处，一是我在中国乡村的老家，另一个则是法国巴黎。我无法解释其原因，但在现实中我可以轻而易举地说出二者的共性，即它们都流淌着一种悠闲的乡村主义。而这种乡村主义，恰恰是现代化、城市化不可或缺的。
我曾说我在巴黎找回了属于自己的时间，是我生命中最大的幸运。我同样怀念生命中有那样一段时间，在我还是一个乡下孩子的时候，还不必为未来的高考忧心熬夜的时候，我能够静心静意坐在山里写诗，能够终日游游荡荡，空空荡荡。虽然大人们会觉得我为此荒芜了不少岁月，包括后来的我也曾这样认为。但是，如果生活不必抱着太多的目的，这样的时日又是何等宝贵！虽然此时你的人生可能一筹莫展，但你可以年复一年地亲近自然与生活，亲近阳光与泥土，可以轻松地做一两件自己喜欢的事情，而且有一群朋友。
我时常懊恼自己生活在城市，不仅失去了土地，也失去了森林。对于许多人来说，城市就像是一个巨大的过关游戏。参与游戏者不舍得放弃已经得到的，还要为新的奖励不断过关。任凭工作劳心劳力，永无闲暇。我无法像梭罗那样把清晨的散步当作是对一天的祝福，我不得不把我的散步安排在失眠的夜晚，准确说是安排在自己的床上，从床的左侧散步到右侧，从右侧散步到左侧，辗转反侧。
更多的情形是，人们似乎只能通过消费来安排和丈量自己的人生。他们每天忙着赚钱，抱怨平时锻炼太少，然后打车去健身房，在跑步机上挥汗如雨，把赚来的钱花掉。
有个笑话是这样说的：
某男出差宿酒店，遇两美少妇，色心起，又恐美人非妓贸然求欢遭拒，思良久而默记其门号。至午夜，电话其房需服务否。答然。男奋而前往，缠绵达旦，得千元而返。
对于这个故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解读。我的理解是，现代人被消费主义诱奸了却浑然不觉。
另一个真实的笑话是，2010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表示：“中国应当先把人口控制在15亿左右，先控然后再通过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较快地递减人口，递减到5亿左右。那么才能在一百年内赶上发达国家。”这个追求“人均国力”的治国方略不可不谓疯狂。这位院长不知道，若真要为万世开太平，最好是一个人也没有。马克？吐温不是说过吗，人是会脸红的动物，也许是唯一需要脸红的动物。
不得不说，这个浮躁的年代正感染着一种致命的急功近利主义。我说“庸俗革命家”是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革命的一切成果，所以不惜拔苗助长，或者通过“纸上天堂”来麻痹和鼓舞自己。其实，今天“庸俗建设者”何尝不是希望罗马在一夜之间建成？每个人都急于在有生之年看到自己所有的成就，希望所有付出都立竿见影。革命也罢，建设也罢，国家理想也罢，个人理想也罢，这一切，本该以自由而美好的生活为追求，舍此，意义何在？
乡村是一种慢的能力
1946年，储安平在他的新书《英国采风录》里对英国赞叹有加，相信“英国即乡村，乡村即英国”。那里不仅城市里充满了各种乡村元素，如花园、草地、树木、河流，而且住在城里的人也会不断地回到乡村透一口气。除了普通人，政治家也会将返乡当作其重要的生活。
一个政治家在周末到乡间去休息一天，所得的好处，亦无可估计。无论是他的身体、智慧或者良心，都可以有一段较为和平的时间，让它们得到适当的休息、补充和反省。安静的周末使他六天来疲乏的精神稍得恢复，使他六天来脑子里的种种渣滓得到排泄清滤的机会，同时他也有余暇发现自己的过失，重新安置他心灵上的天秤，使情感与理性得到应得的平衡。
温州动车追尾事故的发生，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停下来思考“高铁大跃进”，而在这一年多以前，《新周刊》曾经做过一个叫“急之国”的专题，批评急功近利的中国人已经失去了慢的能力：他们最爱“快进”，狂点“刷新”。评论，要抢“沙发”。寄信，最好是特快专递。拍照，最好是立等可取。坐车，最好是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磁浮。坐飞机，最好是直航。做事，最好是名利双收。创业，最好是一夜暴富。结婚，最好有现房现车。排队，最好能插队。若不能，就会琢磨：为什么别人排的队总比我的快呢？
在顾此失彼的现代化与城市化的单向度推进下，中国人是活得越来越不耐烦了。几代人建设一幢房屋的耐心没有了，“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诗意没有了，责任心也没有了。谁需要大树，谁就花钱请人到别处去挖。谁需要乘凉，谁就买个电扇回家。在巴黎，我会看到法国人会花几年时间为巴黎圣母院修葺外墙，若在中国，以中国人的“拆哪”本性，恨不得把它拆了重盖一个新的。中国没有天才乔布斯，那就通过加大政府的施肥力度，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亩产万斤乔斯”。
在农村本是最有条件慢条斯理地建设的。相较城里的快节奏，我所体会的乡村生活原是另一番景象。当你行走于田野，这里上接天，下接地，中间是与你共生的万物。你不会因为老牛走得缓慢而沾沾自喜，也不会非得撵上一只奔跑的野狗来证明自己的速度与价值。走自己的路，让万物生长吧，你也在按你的节奏在生长。当你把种子埋进地里，除了浇水施肥，你知道安心等待，而不必心急如焚地蹲在地里等待“第一桶金”，等待成功。只要时间到了，它自会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告别革命的年代，当前急功近利的现代化与城市化也在使乡村一点点沦陷。新农村建设本该体现的是政府“改造农村的决心”，然而我看到更多的却是政府“改造农村的手腕”，即事无巨细，一管到底。谈到相隔不远的婺源农村，有官员曾向我这样感慨：我们这里与婺源的建筑风格相近，风景也差不多，只不过婺源发展得慢一些，一些好东西保留下来了，现在反倒成为一种难得的风景了，加上铺天盖地的油菜花，婺源便成了“中国最美丽的乡村”。相较而言，本地原有的农家屋舍，早被拆个精光。
法国大革命的一半问题出在“你不要自由，我强迫你自由”。现在农村有一半问题则出在“你不要城市化，我强迫你城市化”。政府若有心建设新农村，为什么不掏钱让农民自己来建设？为什么不尊重农民自己的审美需求？为什么不将土地永久性地还给农民？种种逼迫与敷衍的背后，关键仍在于政府热衷于控制社会的自我生长，求慢时削足适履，求快时拔苗助长。而历史一次次证明，一个好大喜功、权力不受约束的政府对社会所带来的破坏，将远大于浮躁的社会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