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自由在高处》一书中提到一个关于罗马的故事：当年罗马军队带着葡萄的种子到达位于高卢的博讷时，发现这里充沛的阳光与肥沃的砾石土地特别适合葡萄的种植，于是他们便和当地农民一样边种植葡萄边酿酒。谁知三年后，当军队要开拔时，有近半士兵都留了下来，因为这里的葡萄美酒俘获了他们的芳心，他们宁可留下来当酒农也不愿意再去南征北战，拓展帝国的疆土了。为此，查理曼大帝后来还不得不颁布法令，禁止军队经过博讷。甚至，在临终前，他还说过这样的话：“罗马帝国靠葡萄酒而昌盛，又因葡萄酒而毁于一旦。”莎士比亚曾借李尔王之口说出“罗马帝国征服世界，博讷征服罗马帝国”。在这里征服罗马帝国的，不是博讷，而是自然发生的生活。
顺着这个故事的思路，在此我想特别说明的是，我在书中屡屡提到的需要保卫的乡村，并非只是地理意义上的乡村，更是一种乡村主义与乡镇精神，一种热爱生活的态度，一种建设家乡不奢望天堂的从容不迫。这样的乡村，既不拒绝人类共有的价值，另一方面又与所谓的主流世界保持着必要的距离，它不会因为一时心血来潮而丢掉自我，迷失于狂飙突进的时代游戏。
电影《云上的日子》里讲了一则古老的寓言：如果走太快了，灵魂跟不上了，你就要停下来，等一等自己的灵魂。悲哀的是，过去百年间，从革命到建设，从出乡村到城市化，急于赶路的中国人，一次次走丢了自己的灵魂。而我宁愿从中国有没有乡村来判断中国有没有未来。当歌星跑到乡下唱几首歌便傲慢地自称“送文化下乡”时，我更想说的是，乡村不是没有文化，而是文化正在消失。当城市像婴儿一样躁动不安的时候，我看到乡村就是一个可以安顿婴儿的摇篮。
结语
推土机年年作响，回不去故乡？
“农村”，多么暧昧而沉重的字眼！贫穷、愚昧、闭塞、落后，它是被时代遗忘的角落，又是改天换地的对象。而“农民”，在许多中国人心目中，不是职业分途，而是因身份或素质低下缩略而成的一个蔑称。
相较于“农村”、“农民”而言，“乡村”则有着更多诗意与温情。它装载乡音、乡土、乡情以及古朴的生活、恒久的价值和传统。日月星辰，田园牧歌，山明水秀，归去来兮。乡村既是游子的出发地，也是长系于心的家园。
有领悟的出家人会强调自己“不是出家，是回家”。古来征战者亦不忘借故乡见证平生，是谓“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没有故乡，狂傲若项羽者，纵有千军万马也觉老无所依。至于乔治？华盛顿，那唾手可得的皇位，竟敌不过弗吉尼亚的几个葡萄架。
“回家！”影片《爱国者》、《角斗士》里的孤胆英雄，舍命相搏是为了回家；犹太人“出埃及”是为了回家；奥德赛跨越千山万水是为了回家；梭罗在瓦尔登湖畔盖一个木屋是为了回家；于右任“葬我于高山上兮，望我家乡”是为了回家；中国人大包小包挤春运是为了回家；甚至，你对未来怀有某种乡愁，也是为了回家。
和爱情与自由一样，回家是一个贯穿人类生活的永恒主题。然而，就在各地经济建设搞得热火朝天时，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叹息“故乡沦陷”？为什么故乡成了一个“回不去的地方”？当人们“赶在故乡下葬之前，去看故乡一眼”的时候，是否不仅看到了孟德拉斯笔下的“农民的终结”，同时接过了一份千年文明的“死亡证明书”？
转型浪潮下的农村衰败
孟德拉斯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为法国做出“农民的终结”这一断言的。他所指的文明是由千千万万户小农组成的传统农业文明，在大规模工商业文明出现以前，它在数千年的时间里曾是人类文明的主要形态，至今仍在一些后发国家顽强存在：
较之工业的高速发展，农业的缓慢发展可以给人一种安全稳定、千年平衡的印象。和工业的狂热相对照，农民的明哲适度似乎是永恒的：城市和工业吸引着所有的能量，但是乡村始终哺育着恬静美满、安全永恒的田园牧歌式梦幻。
相信这也是许多人关于中国乡村的印象，即使有时它们只存在于想象之中。不过，事实上这种“千年平衡”从十九世纪后半叶便开始被打破了。鸦片战争以降，中国面临“两千年未有之变局”，传统的专制政治体制与农业文明皆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谓其“前所未有”，是因为虽然此前诸朝相隔若干年便有声势浩大、尸横遍野的农民运动，但这些巨大代价并未改变帝制，而只是完成了简单的改朝换代。社会结构、生产方式以及城乡格局也没有因此“间歇性发作”脱胎换骨。此代价之惨烈，至太平天国运动，可谓登峰造极。
此“变局”，今人已习惯称其为“转型”。回顾二十世纪，现代化、革命化、城市化三大浪潮齐头并进、席卷中国，文明重心及大量人力、物力开始由乡村转向城市，这也是农村萧条之肇始。此衰败有自然发生，也有受暴力扭曲所致。
前一种自然衰败，与人口的自然流动有关，是用脚投票的结果。比如，由于科举制度的废除与新式教育的兴起，全国数以万计举贡、生员不得不背井离乡，或涌入城中新式学校，或远渡重洋。一方面，本地精英的流逝使乡村政权渐渐沦落于豪绅顽劣之手；另一方面，私塾的废弃同样造成了大量乡村孩童失学。1928年，教育家舒新城便注意到，清末学制改革以来，中等以上学校集于都市，而使乡村青年不得不向都市求学，其结果是“三十年来新教育在数量上可言成绩者只有都市的教育，内地的乡村反而日趋日下”。也正是由于私塾的式微与农村精英外流等原因，抗战前中国的文盲率甚至高于清末的80％。除此之外，大量财富也开始流入京、津、沪、粤等大城市，农村凋敝日甚。
时至今日，因参军、入学及打工等导致农村精华大量持续外出不归，只剩下“386199部队”，也是自然衰败的结果。
至于暴力导致的乡村衰败，则有多种因素，可谓外患内乱，兼而有之。外患包括政治压迫、经济掠夺和军事侵占，其中以日军辱华为最。以永修为例，据国民政府时期的统计数据，在占领永修不到七年的时间里，日军在当地一共烧毁房屋12545栋，而1935年全县户数亦不过17972户。县乡受害之惨烈，略见一斑。
1929年，胡适先生在《新月》杂志上发表《我们走那条路》，感慨中国社会充斥了太多暴力与混乱，指出中国最要紧医治的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和扰乱这“五个大仇敌”，由此希望能建立“一个治安的，普遍繁荣的，文明的，现代的统一的国家”。在胡适看来，“武力暴动不过是革命方法的一种，而在纷乱的中国却成了革命的唯一方法，于是你打我叫做革命，我打你也叫做革命。打败的人只图准备武力再来革命。打胜的人也只能时时准备武力防止别人用武力来革命……于是人人自居于革命，而革命永远是‘尚未成功’，而一切兴利除弊的改革都搁起不做不办。于是革命便完全失掉用人功促进改革的原意了。”
先不说战乱、匪祸、抓丁拉夫如何直接危害农民的生产、生活乃至生命，单从养兵一项即可知道农民为暴力支付多少经济成本。
如果说上述“革命”、“革革命”或胡适意义上的“扰乱”、侵占代表着一种动荡年代的“革命暴力”，那么和平时期的“破坏性建设”同样是一种“建设暴力”。具体到后者，譬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采取的一系列强制措施，如兴无灭资，强迫农民加入合作社，砸锅卖铁吃公共食堂，“变戏法”式地收回农民私有的土地，禁止农民退出集体经济，驱逐长存乡间的文化传统，限制农民进城讨生活以自救等等。
准确地说，此一时期是“革命暴力”与“建设暴力”并存的时期。其后，伴随时代开放与进步，中国虽已经告别“不断革命论”，但“建设暴力”并未完全消退，如以公共利益之名强征农民土地、开建高污染工厂、强铲农民庄稼等恶性事件时有发生。而近年来席卷全国20多个省市区的“拆村并居”、“进城上楼”的“灭村运动”，更是这一“建设暴力”的延续与升级。
乡村精英的流逝，政治上的不设防，法律上的缺位，自治精神的萎靡，城乡发展的严重失衡，都是乡村衰败的重要原因。鉴于农民受到太多不公正待遇，阻止乡村衰败的当务之急是加强农民的权利建设。除了赋权于民，更要确保他们可以将暴力与强制挡在私权的门槛之外。农人的房屋，不仅是“风能进，雨能进，国王的卫兵不能进”，更准确说是“君主不能进，民主不能进，地方政府不能进”。
鱼笱效应
前文谈到乡村人口向城市自然流动。在城市化、现代化背景下，农家子弟大量进城，此为大势所趋，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必然导致乡村衰败。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它没有一个良性的回流，而止于“单向流动”。这也是本书结尾将着重谈到的“鱼笱效应”。
鱼笱又称鱼筌，是一种头大尾小、中间束腰、形似喇叭的竹制捕鱼篓。入口处有内翻的竹片（倒刺），鱼一旦随水流入便无法逃出。本书作者年少时在乡间捕鱼，深知此物之奇妙。同样以乡村精英流出为例，从二十世纪初开始，那些接受了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更不愿意回到农村，即使是在国外学农科的，也很少有人愿意搞乡村建设。1915年的一份调查显示，清华留美归国学生中无一人回县下乡镇工作。1907年前后，中国留学生共有5000人回国，然而十之七八都在北京谋职。1925年，584位归国留学生中有三分之一都留在了上海。今日同样如此。
费孝通先生曾如此感慨农村人才的流失：“乡间把子弟送了出来受教育，结果连人都收不回。”这种教育不但未能推进中国现代化的任务，“反而发生了一种副作用，成了吸收乡间人才外出的机构，有一点像‘采矿’，损蚀了乡土社会”。时至今日，这种现象并未得到改观，甚至更为严重。同样耐人寻味的是难再见“告老还乡”。如有评论者感慨，城市变成了抽血机，只从乡村抽取养分和年轻人，从未给乡村反哺和滋养，甚至连一个老人也不回馈给它。
原因何在？前文提到2005年的一份研究报告表明，由于医疗服务保障的城乡差异，中国大城市的人均寿命比农村高了12年。无论其他，仅此一项福利，就足以决定大多数有还乡之愿的老人继续住在城里。
不唯人才。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城乡出现严重裂痕，在经济上最显著表现莫过于“货币多由内地农村流至城镇，由城镇流至通都大邑，再由通都大邑流向海外”。在此且不论流到国外多少，当年农村的凋敝与大上海的繁华即已形成极大反差。1934年4月，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公权在《内地与上海》一文中不无忧虑地指出：“近年内地困难日深一日，上海的繁荣则相反地畸形地发达……内地农村脂血，一天天向上海灌注，现金完全集中于上海。”而这些“过剩”的资金，多用于投机，而非生产领域。相形之下，农村金融则几近枯竭。许多乡村，甚至包括经济发达的江浙一带，货币流通大量减少，一些地方甚至重回“物物交换”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