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弗里曼等人在《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一书结语中所提到，在革命时期，国家不仅对文化传统以及象征着人一生中意义重大的时刻，包括出生、结婚、死亡等仪式具有某种进攻性，而且亵渎了与庙宇、宗族和节日相关的公共信仰。而这种侵蚀同样在小堡村留下烙印。
相较真如寺几次落难终于起死回生，小堡村边的宝寺则是尸骨未存。上世纪六十年代，为响应政府“破四旧”的号召，村民们不仅赶走了在此吃斋念佛的若干和尚，而且连寺庙也彻底拆毁。有意思的是，为了“物归原主”，曾经参与集资的几个村庄事后都派了不少劳力去庙里挑砖。所以没过多久，小堡村中间便竖起一间被村民称为“俱乐部”的新屋。这个和普通村宅相比还算阔绰的房子最初只是被用来开会、批斗，兼作堆放粮食和杉木的仓库。到了八十年代初期，它又成了村民们围观外面的世界的“电视房”。既然村庄附近已经无本土大和尚可看，农民们只好“崇洋媚外”看日本的小和尚“聪明的一休”了。几年后，人民公社之花彻底萎靡凋零，富起来的农民各自有了电视，这个房子也成了村中穷困潦倒者暂时的安身之所。时代之变迁，展望如抽丝，回首却也倏忽。至此时，能见证“俱乐部”当年作为“政治庙宇”之热闹与威严者，唯有外墙上部分遗留下来的“毛主席语录”以及“群丑图”。
如今，那座小庙旧址淹没在杂草丛中，早已无迹可寻。我在乡下小住时，偶尔会有村民和我轻描淡写地谈起重修寺庙的事，想来也只是说说而已。毕竟这个村庄连一个祠堂都没有修起来。而那座有着千年历史的真如禅寺则已修葺一新，重现了昔日的暮鼓晨钟、香烟袅袅。只是，附近村民与干部们和我谈起它时，更多是因为它作为“庐山西海”的一部分被纳入庐山风景区，而非因为佛教，更无关乎各自的信仰。
上山下山
念中学时我时常逃课，而学校就在云居山脚下。我视写作为一种修行，现在想来，当年的逃课上山也不啻为一种修行。而且，大自然已经为你准备好了一切。当你不愿坐在教室里听老师们照本宣科，只需翻过学校后面似有还无的麻石围墙，穿过一小片稻田，走一段砂石子路，过一个小水库，前前后后不到一公里，便可以抵达一处山涧入口——那是一个天堂般的所在。虽然孤身一人，却有茂林修竹相伴，耳目之间，尽是阵阵瀑声、潺潺溪水，写生写诗，正坐斜卧，全由你心。那日子过得也真是无边逍遥！偶尔，我还会在上午时分邀约三两位齐心堕落的同学，花上两个小时，攀过溪谷，跑到位于山顶盆地中的真如寺里，观赏大小和尚诵经礼佛，我也算是因此结下了点佛缘。到了下午，便从另一侧山谷飞奔而下，勇不可当。由于方向完全相反，到山脚下时离学校有几十公里。待终于辗转回到学校，已近深夜。
年少时自由无羁的光景，总是让人回想。难怪写下《追忆逝水流年》的普鲁斯特会说，所谓天堂只存在于那些已然逝去的日子里。当然，在你慨叹天堂不再的时候，真正逝去的也并不只是岁月，还有周遭的人事物。二十年后的一个夏天，当我重新回到山脚下的中学小镇，发现这座山已经被破坏得十分严重——不仅有急功近利的采石场给山体留下了一道道巨大的疤痕，而且当年我曾栖身的林间溪谷也不复往日的生机，因为有人在半山腰修了一个小型水电站。至于曾经引着我去省城看动荡的世界的那条国道，因为已经被一条连接县城与省府的高速公路取而代之，如今坑坑洼洼，不少路程几近荒弃。2009年中秋节，我千里奔袭，开车回小堡村，误上了这条国道，本以为可以走捷径，谁知严重错判了当地“道路败坏”的程度，一路上只好悲欢“离合”，轻重油门，那短短不到10公里的路面，竟然花了我将近两小时。国道衰败至此，想不“被高速”也算是奇迹。
对于真如禅寺，我谈不上有很深的了解。因为有过逃课上山的经历，上大学时，我曾和庙里的一位叫传清的老和尚保持了书信往来。只是时间并不长，后来知道虚云老和尚在世时他曾是那里的知客。两年前，我在北京和虚云老和尚的弟子、曾经在真如寺修行过的净慧长老有过一面之缘，看得出，净慧长老对佛教在中国变成一种不问世事的逃避也颇为失望。还记得这年夏天，我在台湾有段短暂的旅行，参访了台湾的慈济会，其济世精神让我无比感动。当时我以为慈济会之所以有此大作为，想必是将佛教的慈悲与基督教的济世精神结合起来了，并暗自感慨当少林寺的方丈正在努力做一个成功的CEO发展他的连锁寺庙的时候，肩负起“佛教现代化”使命的人间佛教已经在台湾开花结果，几十年间将现世关怀送到了世界各地、千家万户。
主张人间佛教的太虚法师有言，人类为一切众生上下升沉的总枢纽。佛教不应该追求“神本”、“鬼本”，而应该以人为本；不应该离开人类去做神做鬼，而应该以佛教的道理来改良社会，使人类进步。既然佛教里也有地藏菩萨，我上面说的佛教现代化是受基督教影响也未免过于武断。人间佛教的出现，何尝不是佛教在寻找其失落的精神。地藏菩萨在众生没脱离罪苦、进入安乐、进而成佛以前，坚持“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岂不是最可称道的济世精神？大凡称得上了不起的宗教，在慈悲、济世方面终究是相通的。只可惜，现在不少和尚，或只管开光走穴，将道场变成名利场，既救不出自己，也未救得他人；或只顾将自己关在庙里吃斋念佛，不问世事，硬是把入世的佛教修炼成了出世的道教。当说救人与自救，皆是佛心，若非在世间，善何以寄托？
种田是一种修行
2009年夏天，我在县里查资料时，曾与几个朋友一起拜访了一位比丘尼。当时她正准备在云居山附近的风景区修建一座庙。闲聊间我便问了她一个很庸俗的问题——“为什么出家？”得到的回答也是个被反复引用的经典答案——“我不是出家，是回家。”不管怎样，有信仰也罢，没信仰也罢，每个人都在其生命中寻找一条属于自己的“回家”的路。只是，在我的印象里，中国农民若非遭遇了什么难关通常不会考虑去信什么宗教。如果信教只是为了祛病救灾、“临时抱佛脚”，那么这种信教与其说是出于一种信仰，不如说是一种危机管理。当生活平淡如水，他们既不会“出家”，也不会考虑“回家”，他们会认为自己一直就在家里修行。
所以说，虽然附近有寺庙，对于农民的精神生活来说，它们只是很遥远的事物。在农民眼里，出家做和尚更是对尘世绝望的象征。至于佛教本身，也缩略为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一种形象。我曾经在村口遇到一位胸口挂着观音吊坠的中年男子，当时他正跛着脚、推着单车往家里走。据说是因为出门打工经常受伤，家境也不是太好，所以乞求观音保佑从此大吉大利。这是我在小堡村看到的与佛教有关的唯一物证。在这里，包括更远的地方，佛教其实已经简化为一个护身符。
后文我会谈到，那些只知道烧香拜佛、作揖磕头的人，他们以乞求神灵保佑为目的的所谓功德，实不过是一种精神贿赂。但又不得不承认，世人皈依某个宗教，得许诺不下地狱、可进天堂，多半都是出于这种简单而原始的目的。这世间大抵都是常人，像甘地和特蕾莎修女那样的圣徒终归是凤毛麟角。
如果读者了解德国青年卢安克十年如一日在广西做教育志愿者的事迹，就会知道，一个人，即使不去信那种制度上的或仪式化的宗教，只要心中有良善、安宁与彻悟的信仰，还是可以完成自己的修行的。
农民如何修行？关于这个问题，我曾看过一部叫《无米乐》的台湾纪录片，这部影片至少为我提供了一个满意的答案。影片中，昆滨老伯戏称自己为“末代稻农”，虽然经历了台湾半个多世纪的生活沉浮与变迁，但他仍旧安静地守着自己的那片土地。昆滨老伯是这样谈到自己种地的感受的：
种田是一种修养，别人需要去修禅，而农人不需要修禅，农人甘心受苦，种田不只是粗重，还要晒大太阳，风吹日晒，有时候台风造成农作物损害，那是无法反抗的，大自然怎么抵抗也没有用。禅，就是不让你抵抗，你甘心忍受。农人都是如此忍受的，就像和尚修禅，情愿这样坐，这样修，不需要形式上的修禅，种田就是默默的修禅，一种修行，就是农人们上辈子没有修够，这辈子只好再继续补修禅。
其实不只是在台湾，想来小堡村以及绝大多数中国农民也是如此吧。他们虽然谈不上有什么宗教信仰，却在生活中修行。在自己熟悉的土地上修行。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中修行，心无旁骛，坚忍不移，他们心中有对家的信仰，待人接物有伦理情谊，虽然世代清贫，却也能够内心和美、生生不息。
6.山坳上的赞美诗
熟悉了外面的世界，如今的年轻人也会将“噢嘛呢呗咪哄”念成“All money go my home”了。年轻人并非只信钱，就像安伯托？艾柯写在小说《傅柯摆》里的那句名言：“当人们停止信上帝时，并不是说他们便什么都不信了，他们什么都信。”
柴静在她的博客里讲了两个关于菩萨的故事，相信许多中国人对此都不会觉得陌生。
一是有个房地产商人发了财，修了一个大庙，金光灿灿的，搞了一个落成典礼，架了个大台子，请小沈阳演二人转，四村八乡的同志们都去看。他特别慷慨，把乡亲们往庙里让，一人发一把香，“来来来”。人稍一多点，他又不痛快了，“别许太多愿了，这是我家的佛”。
二是她的亲身经历。有一次在越南，看见地上一把香，歪插着，袅袅地供了好几位。仔细看，一个是菩萨，一个是耶稣，一个是中国皇帝，脑袋上顶着玉冠，还有一个是圣女贞德。柴静问他们，这是怎么个供法。人家说，“哎，就一把香嘛，总有一个灵的”。
回溯许多中国人的信仰，对各路神仙鬼怪的膜拜，不是因为恐惧，就是因为利用。恐惧是因为担心神的报应，而利用则在于你只要供奉了神，它不仅可以李连杰那样的“中南海保镖”，而且能给你带来好运，逢凶化吉，财源滚滚。供奉某座神，花香火钱，等于给神发工资，发年终奖，或者说是在精神领域变相行贿了。如果哪个神仙不灵，最后其庙宇被捣毁，就算是被炒了鱿鱼。由于各顾各，最糟糕的是在类似赌博的时候，参与博弈的每个人都在求财神，如果财神听得到，恐怕也得被折磨得精神分裂了。
不是因为热爱，而是因为恐惧和利用的缘故供奉神，和上升到精神层面的宗教信仰自有天壤之别。百年前，英国传教士麦高温在《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一书中写道，“中国人对信仰绝对缺乏崇敬，缺乏感情或者叫做奉献精神。对他们而言，之所以产生信仰，要么出于害怕，要么出于商业事务，但主要是出于后者……人们认为，一桩买卖开业前，有必要赢得神的认可，如果一个神说这件事不能成功，他们还会去求别的神……”麦高温接着感慨：“中国人从来没有朝思暮想过他们自己的神，这一点不像我们，他们对神表现出钟爱之情，即便是对祈求他们怜悯的任何一个神，他们也不报以亲切感或人类的情感。”
我无意诋毁他人，相信有不少人关于自己信仰的态度的确是如此的吧。与此同时，我也承认，在当地我看到了一些虔诚的信徒。无论出于什么目的，这都是个人生活的抉择。
“维纳斯起义”
同佛教在本地农村的衰微相比，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基督教的影响则呈上升趋势。尤其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小堡村周边不少村民也加入了“信主”的行列，而且多为女性。
刚开始，有不少家庭因此闹出了矛盾。常见的情形是，妻子是位虔诚的信徒，星期天外出做礼拜，没饭吃的丈夫就难免有意见；同样，到过年时男人们要求放鞭炮、贴春联、作揖祭祖，家里的女信徒也会竭力反对。由于女人有上帝撑腰，男人将信将疑，争执几次，最后的结果往往是：男人慑于“主”的威仪，一个鞭炮不放，一个年不拜，冷冷清清过完正月。春联还在，只是内容都改成了各式各样的“谢主隆恩”，如“信上帝年年喜乐，靠耶稣代代平安”。走村串户拜年，如果你忽然看到谁家门口今年有这样的对联，你就知道这家经历了“维纳斯起义”，已经成功“易帜”了。
早些年，常会听到老家的朋友向我抱怨，自从家里有人信了教，便不想回去过年了，因为没有一点过年的气氛。不过到现在，移风易俗多年，他们似乎也已经习惯了这一切。我最要好的一位同学，奶奶、妈妈和姐姐都信了教，而爷爷、父亲和几位兄弟则依然死守传统。一家人四世同堂，过得非常和睦，虽然“一半归上帝，一半归祖宗”，倒也不见传说中的“文明的冲突”。如前文所述，尽管有许多人信了基督教，但宗族文化在当地并没有褪去本色，反而是通过修家谱、建宗祠不断收复过去的领地。
几位长辈十分和蔼仁慈，待我如至亲。我中学时最自在、最美好的时光便是在这位同学家度过的，在那儿我最早感受到了血缘之外的朋友亲情。尤其是在炎热的夏天，暑假开始，这个家里便会聚集不少同学。大家一起玩扑克、下棋，或者划上一条小船，到附近大湖里采莲子，尽享“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所描绘的美景与风情。所谓人间天堂，也不过如此吧！待我考上大学，大家相见的机会自然少了很多。后来知道这家三代女眷在我刚上大学那年都信了基督教。每次去看望这家人时，她们总免不了和我谈到自己的“见证”，即“信了主”以后的种种灵验与奇迹。偶尔也会满怀好意地提醒我，如果你想“信主”，千万不要相信什么“主”能给你“生命粮”的说法，那是骗人的。
“阿门来了！”
小堡村村民多数只知努力让孩子考上大学逃出乡村，对其他新生事物向来后知后觉。就信教一事而言，小堡村比邻村“落后”了近十余年。直到十年前，我的一位小学同学，因外出打工得了严重肝病终于回到村里，才在附近信教村民的开导下入了教。说到动机，自然少不了乞求上帝帮他治好病。在乡下，尽管布道者也大谈“信了主”后会有“得永生”、“进天堂”的好处，但受尽挫折的人最希望的还是活着的时候上帝能够现世显灵，帮助自己跨过千辛万苦。中国人常说“病急乱投医”，自然也免不了有人“病急乱投上帝”。对于这些苦命人来说，上帝首先是一种偏方，然后才是信仰。不幸的是，那遥远的上帝并没有打算让我的这位小学同学在世上再多活几年。抛下一双孤儿寡母，他在三十来岁便过世了。在他临死之前，他的妻子也信了教，后来又在双方老人的合议下与他的弟弟结了婚，以维持这个不幸的家庭不至于彻底破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