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科考，除恩科外，乡试、会试均为三年一次，录取人数极其有限，因而同年中举或中进士的也就被称为”同年“，大家在官场上彼此有个照应。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乡试，俞樾、李鸿章、崇厚分别于所在地中举，当属”同年“无疑。更重要的是，李鸿章也出自曾国藩门下，两人尚有”同门“之谊。对于俞樾的遭遇，李鸿章也有所耳闻，随后即复信推荐他到苏州去主讲紫阳书院。
得信后，俞樾夫妇欢喜异常，因为他们原本就打算重返苏州，如今归宿既定，一家人也就安心南下了。路过南京时，俞樾不免要前往两江总督署拜谢李鸿章，一叙师门之谊。初登权位的李鸿章此时正年富力强，礼贤下士，双方一见如故。席中，李、俞两人谈起所谓的”榜运“：当时都流传说，丁未年（1847年）的榜运极好，而庚戌年（1850年）的榜运极差；李鸿章是丁未年进士，同榜翰林中出任朝中卿相乃至封疆大吏的大有人在，而俞樾是庚戌年进士，同榜翰林却无人有此风光。李鸿章问俞兄是否相信”榜运“之说，俞樾只得苦笑道：”榜运不榜运的，谋事在人罢了。丁未科有李兄在，榜运如何能不好？庚戌科有我这样一人，如何好得了？“言罢，双方大笑，举杯而止。
对李鸿章而言，推荐俞樾前去主讲紫阳书院可能只是举手之劳，但对后者来说，却是一家生计所在。要说起来，李鸿章尚比俞樾小两岁，但此时两人境遇已成天壤之别。虽说是酒席中的一时谈笑，但李鸿章的笑，是官场得意、事事顺风的矜笑；而俞樾的笑，则只能是对人生际遇无常的苦笑了。人各有命，世事难料啊。
南返后，由于战争的破坏，被誉为”地上天堂“的苏州城早已破败不堪，残砖断瓦，随处可见。此情此景，让俞樾感到十分揪心。当他快步走到六年前居住的五柳园后，这里果然已被夷为平地，昔日林园之美，早已荡然无存。
至于苏州紫阳书院，此时也已在战火中焚毁，好在当地还算重视教育，紫阳书院迁到一所老屋继续办学，俞樾一家才算是有了栖身之所。之后，俞樾潜心学问，他一边著述，一边读书，日子过得还算惬意。1866年二月初二，俞樾开始正式教课，这也是战后书院第一次开课。这一天，苏州中丞以下官员们都来院听讲，以示重视。课后，俞樾作诗记事：
春风绛帐对诸生，竟验前言徐子平。
批尾生涯从此定，居然还我旧文衡。
徐子平与俞樾为同榜进士，曾同在开封为官。俞樾被罢官之时，徐安慰他说，官场险恶，看来你也不是做官之人，不如精研学问，将来定可重掌文衡。所谓”重掌文衡“，即为书院之选，虽说这只是朋友的宽慰之语，但十年后却变成了现实。
紫阳书院主讲宋明理学，学生辈又多以功名为求，尽管其中出过吴大澂、张佩纶、陆润庠等知名弟子，但俞樾对书院并不满意。俞樾的学问，重名物而轻学理，重考据而轻言谈，常讲经世致用，学风朴实无华，世称”朴学“（又称考据学）。在他看来，科考文章不过是敲门砖，一旦侥幸得中，即弃之不顾，于自身修养、社会功用乃至国家兴亡并无好处。
对此观点，曾国藩颇为推赞，他曾评点自己门下弟子：”俞荫甫真读书人，丁日昌真做官人“；”李鸿章拼命做官，俞荫甫拼命著书“（俞樾字荫甫）。对于老师的厚爱，俞樾自是没齿难忘。1867年，俞樾往南京拜见曾国藩，师生相见，相谈甚欢。公务之余，曾国藩带幕僚们陪俞樾游览金陵风光，从玄武湖到古城墙，一路上师生们欢声笑语，意兴盎然。次年，曾国藩因公路过苏州，其不惜两江总督之尊而亲自拜访俞樾租处，穷街陋巷，一时间车马喧哗，令俞樾感动不已。
太平军、捻军被相继剿平后，清廷进入了一段相对和平发展的时期，史称”同光中兴“。在这段时期，俞樾的经济状况大有好转，他任教紫阳书院后，年薪400两，养家无虞。1868年，在浙江巡抚马新贻的邀请下，俞樾转任杭州诂经精舍，年薪600两，同时还兼管浙江书局，”笔墨生涯，比往年丰润“。如此一来，俞樾终于可以脱离俗务，专心学问与教读了。
除薪水外，诂经精舍的学风符合俞樾的口味也是其欣然赴任的原因之一。诂经精舍始建于嘉庆年间，历史不算最悠久，但凭着踏实的学风而跻身于名书院之林（与长沙岳麓书院、保定莲池书院等齐名）。与之相比，同城的崇实书院、紫阳书院、敷文书院就未免有些望尘莫及了。
用现在的话来说，诂经精舍不仅是重点大学，而且堪称研究院。历次浙江乡试中，如不出意外，诂经精舍往往拔得头筹。最厉害的一次，竟独得全省乡试名额四分之一（笔者按：1902年，光绪壬寅科）。当然，会考试未必最成功，诂经精舍出的不仅仅是功名，更重要的是学问，而且是真才实学。对此，俞樾作为一院之长，当然是居功至伟。
三一代大儒的园居生活
有好环境，才有好学问；有了好的安居生活，才能诸事顺心。1869年，俞樾移居苏州马医科巷潘文恭旧宅。潘家旧宅共三部分，俞樾租住的是东宅，潘家自住的是老宅，还有一部分是西宅，但已焚于战乱而成一片废墟。1874年，潘家人有意售出西宅弃地。由于此前一直租住他人房屋，俞樾听说后便与夫人商议，最终凑钱将之买下，以建造属于自己的宅园，这就是后来的”曲园“。
1875年，曲园建造完工，俞樾一家人于当年四月乔迁新居，结束了多年赁屋而居的生活。新居之所以取名”曲园“，主要也是财力有限，所购地基于正屋之外，留给园子的面积有限，形同曲尺，因得此名。新屋落成后，师友庆贺，宅第左侧大门即悬挂着李鸿章亲笔题写的”德清俞太史著书之庐“直匾，待客之厅挂的则是恩师曾国藩手书的”春在堂“匾额（八年前的拜访中所写）。
园子虽小，倒也花木亭石，一应俱全。转过春在堂的屏门后，便是一溜长的庭院，南北长十三丈，东西仅三丈宽，俞樾命人在此挖一水池，水池上建一小亭，小亭周围又堆了一座假山，周围则铺上青砖，种上花木，夏日炎炎清风徐来，中秋之夜邀友赏月，倒也不失为人间快事。转过假山，则是曲尺的另一角，东西长六丈，但宽只有三丈，俞樾在此建了回廊和一个小书房名”艮宦“，回廊前则栽种了几棵大树，清幽透气遮阳，闹中取静，一举三得，正是读书著述的好地方。
定居曲园后，俞樾生活安定，诸事顺遂，其著作也不断刊刻发行。如果说，《群经平议》与《诸子平议》奠定了俞樾的学术地位，之后陆续发行的多卷本《春在堂全书》《曲园杂纂》则彰显了其深厚的学问功底。这些书籍，在各省读书人中广为流传，备受推崇，以至于远在四川的张之洞等人都写信给俞樾，邀请他出任成都尊经书院山长。由于路途遥远、老母年高，俞樾对此婉辞拒绝。不过，距离较近的上海求志书院和湖州菱湖书院则无法拒绝，俞樾虽然未必常驻讲学，但也不得不兼任了两院山长之职。
接任诂经精舍后，俞樾的惯例是每年春节后往杭州，天气热时回苏州消夏，重阳节前后再返杭授课，年末回苏度岁。随着年岁的增长，曲园夫人常年留在苏州，而俞樾在杭州的时间也日渐缩短，虽每年春秋各来一次，但勾留时日不定，少则一二十天，多则一两个月，弟子们均引以为憾事。
驻诂经精舍期间，俞樾通常住精舍”课院第一楼“，以至于弟子们都将此楼称为”俞楼“。每次回苏之前，俞樾都要在第一楼与弟子们置酒话别，后来演成惯例。1877年秋，俞樾在回吴前”自煮酒食招待诸门下“，”欢乐竟日“，诸弟子对乃师”赐食精舍“十分激动，其中弟子汪子乔用擘窠大字写了”俞楼“二字张于第一楼前，另有弟子王梦薇画《俞楼秋集图》以示纪念。对此，弟子徐琪认为老师来杭州这么多年却没有自己的居所，于是与王梦薇倡议为老师”别建俞楼，为湖上添一胜迹“，这一提议得到了其余三十多名弟子的赞同，之后便在孤山西麓”六一泉“旁觅得一地，筹资筑屋，以供老先生晚年休养。
开始建楼时，俞樾很是不安，他给弟子徐琪去信说，”今西北奇荒，方谋多方赈济，兴此不急之工，一不可也；露台为百金之屋，汉文尚且惜之，兹以我一人之故，致醵众人之资，二不可也；且鄙人何德何能，而可据此湖山胜地？三不可也。“但是，弟子们这次却没有遵从师命而是继续建楼。1877年底，俞樾挚友、长江巡阅使彭玉麟来杭，他见新楼规模偏小，于是又斥资加以增扩，并令手下军士在楼前植树种花，楼后叠石凿池，气象为之一新。
1878年初，新楼完工，彭玉麟亲笔题写”俞楼“为名。因苏州旧园缘故，”俞楼“又号”小曲园“（实际上比苏州曲园大上数倍）。落成之日，弟子们坚请老先生移居，俞樾拗不过，只好接受。当年2月，曲园夫人来到杭州，俞楼也就成了俞樾新的讲学之所而不再留居精舍”课院第一楼“了。
为感谢弟子们为己筑楼，俞樾特写诗记道：”昔年曾向北经过，六一泉荒蔓草多。太息光阴真荏苒，无端楼阁起嵯峨。桥边香冢邻苏小，山上吟庵伴老坡。多谢门墙诸弟子，为余辛苦辟行窝。“感激之情，喜悦之心，溢于言表。另外，俞樾还撰有一副楹联：
合名臣名士，为我筑楼，不待五百年后斯楼成矣；傍山南山北，循地选胜，适在六一泉侧其胜如何。
尊师重道，可喜可贺；俞楼风光，美不胜收。俞楼面临西湖，背依孤山，门对青山绿水，卧赏春柳秋月，蓝天白云，日出日落，占尽西子风光，老先生在此授读著述，真有福之人也。
1898年，在诂经精舍主讲满30年后，已是78岁高龄的俞樾辞去讲席。也就在当年，其长孙俞陛云以第三名探花及第。这真是应了俞樾祖父俞廷镳的那句吉言：”留此以贻子孙，不更优乎？“是后，俞家学脉流传，文运昌远，不仅俞樾兄弟进士，长孙探花及第，俞陛云之子俞平伯则为著名学者。所谓”积善人家庆有余“，所言非虚。
更可喜的是，1902年清廷诏请俞樾于次年赴鹿鸣宴并官复翰林院编修原职。鹿鸣宴系官方为中举60周年的老举人（或老进士）举办，俞樾此时已是82岁高龄，虽不能赴宴，但官复原职总算是了却了老先生的一桩心愿。当然，鹿鸣宴主要是褒奖宣示作用，因为具备赴宴资格的人屈指可数，即使有，也像俞樾一样年高行走不便了（多为地方官前来祝贺）。三年后，历行千年之久的科举制被废除。次年（1906年），一代朴学大师俞樾病逝，年86岁。
作者简介：金满楼，原名金松，独立作家。代表作有《辛亥残梦》《北洋往事》《女人当国》《民国原来是这样》《百年前的巨变》（台湾版）等十余部作品。现为《新京报》等报刊专栏作家，专注于历史写作与时政评论，2010年受邀担任湖南教育电视台《湖湘讲堂》十七集《北洋军阀秘史》电视讲座主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