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尔·华蕾/文王兵/译
一使团被扣圆明园
在过去差不多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游离于国际公法，甚至认为不受其制约，两次违反给予外交使节豁免权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其中第一个事件发生在1860年，那时年轻的叶赫那拉氏刚刚走出后宫争斗的阴霾，开始站到历史舞台上。
这时本来正在向北京进发的英法联军暂时停止了步伐，这期间包括官员及翻译共38人，带着安全通行证从联军军营出发，在预定的时间内如期抵达清军大本营，目的是商讨停战协议的具体条款，以期能达到初步的和平。但是，他们却被扣押了，并被捆绑押进囚车，匆匆送往了北京近郊的圆明园，在那里，他们经受了相当残酷的折磨，死了二十个人。那时皇帝与其朝廷都知晓此事，却不制止，所以他们应该负直接责任。幸存者中有一个法国人，他对此事作了如下描述：
在我们悉数被捆绑后，他们为了捆得结实，就向绑着我们的绳子浇水，然后把我们带走，扔在院子里，让我们晚上挨冻，白天挨晒。第二天快结束时，他们给了我们两小片面包和一点水。白天，任何人只要他喜欢就来折磨我们，晚上在我们每个人旁边都派了一个守卫。如果我们胆敢说一个词，他们就踹我们，打我们的头。如果我们要食物要水，他们就往我们嘴里塞垃圾。其他的折磨更是一言难尽了。安德森先生坚持了十天就死了，绳子已经勒进他的胳膊了，伤口上的虫子乱爬，坏疽不断侵蚀健康的肌肤，一直到前臂的骨头都露出来了。他的尸体在我们这些幸存者中一直放了三天才挪开。
联军司令一听到其派遣到清军军营做停战协议谈判的使节遭逢了对方背信弃义，再也不能回来了的消息，他就立即准备重新向北京进发。具有决定性的一场遭遇战，发生在连接通州与京城的大运河上的八里桥，清军由一位叫僧格林沁的蒙古亲王率领（英国军队又称其为”山姆科林森“）。北京的朝廷对这位首领满怀期望，他本人也有信心凭借自己的能力一举将洋鬼子赶进大海。蒙古骑兵都集合在了他的旗下，这些骑兵驻扎在一些中国城市，还没有堕落腐朽。他们遵守着由努尔哈赤统一起来的部落的旧传统--这个亚细亚幸存的游牧部落举着其角旗驰骋于亚洲、波斯以及欧洲地区。
当联军距离横跨大运河的八里桥不到两英里时，他们看到一支庞大的骑兵以整齐的队列正向他们冲过来。他们骑的蒙古马强健有力（如今的中国北方还在饲养，它们很有可能就是当初匈奴人入侵欧洲时所骑的战马的后代）。在骑兵后面可以望见步兵部队，更远一点，有效散布于树林里的就是炮兵了。冲锋的骑兵部队不需要口令与号角就变换了队形，实际他们是通过挥动旗子无声地传递命令。虽然法国炮兵朝着他们的联合队列开炮，炸出长长的沟壑，但是蒙古骑兵从不退缩，只是聚合了阵型，旗子在风中摆动，引领着他们不屈不挠地继续向前冲。如果清军的炮兵也能像骑兵那样有效率的话，这场战斗的结果可能会很不相同。但是他们训练出的射击角度有些偏高了，士兵也懒得去矫正目标。没有火枪的支援，蒙古骑兵抵抗外国步兵与炮兵时就显得力不从心了。经过七个小时的战斗，他们不得不撤退到了桥上，这座桥仅有六个人持枪守护，他们就像其他人一样也是朝着空中乱放枪。
这场战斗事实上已经结束，僧格林沁的部队也全部撤退，就余下他的旗手独自站那里，就像贺雷修斯站在桥上一堆尸体当中一样。僧格林沁是一位身材高大的蒙古人，打着黄色丝绸的旗子，上面写着黑色的汉字。手举这面旗子，他发出了作为统帅的最后几个命令。联军的步枪火力在他旁边扫过，但他看起来却并不太在乎。他在天空衬托下的豪杰形象，可能正是中国无望抵御西方影响的象征。
蒙托邦将军大声喊道：”啊！多么勇敢的人啊！真希望我们不要杀死他呀！救救他吧！“三个士兵冲上前，试图生擒这位高大的旗手。但是正当他们试图这样做时，避开他很久的火力像镰刀扫过来一样将他打倒了。黄色的旗子已被风吹走--他的胳膊仍牢牢抓着旗杆。
联军过了桥，经过几小时的行军就接近了北京，城墙依稀可见。他们没有足够的兵力突袭拿下北京城。因此就向西北朝着圆明园的方向进发，想找一下看是否还有僧格林沁的残余兵力，但是他们早已弃守了圆明园向西撤退。
联军行进到了京城西北角寻找僧格林沁的骑兵，但是他们已经撤离到更安全的地方了，联军司令下令在西山脚下安营扎寨。沿着圆明园外墙搭建了许多帐篷，墙边有三个像柏树一样笔直的宝塔矗立在晴朗的秋日天空中。皇室逃离以后圆明园就空了，守卫与看门人也像他们的皇帝一样逃走了。
在联军军营的视野里，能看到皇家领地内如仙女一般美丽的亭台楼阁。山坡上响起的外国军队的军号声，打破了空空的厅堂的寂静，这些厅堂里充满了木料的芳香，装潢着美丽的图饰，用各式各样的丝绒、瓷器与金器做了美化，圆明园里存放着七代清朝君主积攒的各种金银财宝。
然而，此刻却没有人守卫它们。
二美丽的皇家园林
熟知圆明园的人一定了解叶赫那拉氏的一些事。就是在这里--”梧桐深处“的圆明园，皇帝第一次听到了她的歌声。
柯尔律治所描述的逍遥宫从未存在过。这些诗句是其梦中所得，醒来他便写下了它们。但是真实的圆明园却拥有令人难以忘却的魅力，值得诗人为之做梦向往。在那些日子里它被命名为圆明园，即”团圆的“”光明的“园林，蕴含着经典的寓意，即”才智非凡的人会变得圆满无缺“，也就是会更加完满。
圆明园是乾隆皇帝在一座旧有园林基础上重修的，叶赫那拉氏非常喜欢这里的湖泊、溪流和不远处的群山。每当傍晚时分，她便到这坐落于高地之上的假山庭院，观看西山的落日，此时有太监给她背诵起李白的诗：
众鸟高飞尽，
孤云独去闲。
相看两不厌，
只有敬亭山。
约翰巴罗先生在其1804年出版的《中国游记》中，对昔日辉煌壮丽的圆明园做过描述。他曾经陪同马嘎尔尼勋爵在乾隆朝来中国访问，但已对当时的见闻印象不深了。事实上，由于当时分给他的房间没有打扫干净，被子也不够用，让他非常地愤怒。他计算了一下圆明园的面积大约有六千英亩，园子直径达到十英里，堪比伦敦里士满公园。他的书中写到：
然而，他们在园子里修了相当数量的沟渠、小河，还开凿了大片的水面，那些河岸虽是人工造就，却无任何修筑裁剪痕迹，也没有像防御工事那样规整的斜堤，而是花了大量人工，以不规则、偶然为之的方法按其本来样子修筑，以彰显自然的鬼斧神工之妙。园内景观看起来是得到了精心设计的，树木不仅据其品级而摆放，而且树叶的色彩似乎也被认真做了搭配，组成这座画一样的园林……据约翰巴罗先生的记述，圆明园里大约有三十个不同的居所供皇帝使用，每一处都包含有一个相当大的村落供政府官员、太监、仆役与工匠居住。但是，他没有提及那一排由耶稣会士设计的欧洲巴洛克风格的宫殿，建造这样风格的宫殿，是为了让皇帝了解外邦君主在其国家如何生活。
逃到热河以后，叶赫那拉氏注定再也看不到那些她年轻时就熟悉的圆明园的建筑奇迹了。当她返回北京后，所剩的只是一大片到处覆盖着烧焦的废墟的土地与小山，倒映在蜿蜒的溪流与平静的湖泊中。
三对虐待英法使团的惩罚
在众多参与对中国的军事行动的英国军官中，有一位查尔斯·乔治·戈登队长，随后参与镇压了太平军的叛乱，被称作”中国的戈登“。他从京郊的联军军营给他母亲写了一封信：
鉴于被囚的使团在圆明园受到的非人虐待，联军司令下令毁掉这座园子，并且贴出一张布告来说明为什么这样下令。据此理由，我们冲进圆明园，将其掠夺一空，然后放火点着了整个园子，用一种野蛮的汪达尔人的方式毁掉了那些价值连城、难以搬走的财物，我们出去的时候，每人获得了高达48英镑的战利品，虽然我没拿那么多，但也得了不少。想象一下吧，花16先令换一条珍珠，第二天转手就卖出500！
这里的平民很友善，但我想满人贵族会恨我们，尤其当我们烧了圆明园后。你几乎想象不到我们毁掉的这个园子的雄伟壮丽。烧掉它会让人心疼的，实际上，这些宫殿太大了，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把所有东西都抢劫一空。大量的黄金饰品被当成黄铜烧掉了，这么做对一个军队来说是可恶的、令人泄气的。在这里，每个人都成了野蛮的劫掠者。
今天圆明园旧址残存下来的，就剩一些人工土丘与水沟，以及散落于地的大理石块、巨型砖块、锡釉彩陶碎片了。京城那些喜爱射击的居民会告诉你这里是一个猎鸟的好去处。这就是有别于新夏宫--颐和园的”老夏宫“--圆明园。后来叶赫那拉氏重建了整个老园林中比较偏僻的一小部分，也就是如今人们看到的颐和园。即使这么一小部分，占地面积也远远大于罗马附近的哈德良庄园。
为了以恰当的视角观察这起事件，人们要记得预先策划的纵火焚烧行为，只是一系列洗劫圆明园财物行为的最后一幕。外国军队到来后，首先抢劫圆明园的正是中国人自己，因为这里早已被完全抛弃了。外国士兵看到中国人踩着梯子爬过墙头，然后发现他们开始了洗劫。同样的，这之后再阻止这些士兵抢劫就不可能了。联军指挥官开始介入，下了一个军令，就是在劫掠过程中尽可能地让每个人都得到平等的份额。等到额尔金勋爵从幸存使团成员口中得知了那些死去的人的悲惨命运后，就下了焚烧圆明园的决定。
一切都表明朝廷应该对那残酷虐待行为负责，英国代表仍坚持惩办参与行凶的那些人。咸丰皇帝的朝廷本来会很容易地逃避掉惩罚，因为找替罪羊的间接惩罚方式在中国很普遍。但是额尔金勋爵烧毁了皇帝的”金宫“，直接打击了皇帝本人。根据马基雅维利的说法，有时候要么失掉财产，要么失掉荣誉，二者不可兼得。
当人们了解到这些事实和背景后，只能承认额尔金勋爵的做法是唯一的办法。人们开始同情这位不善言辞的苏格兰人，是他下了残忍的命令烧毁了圆明园，但他并不害怕被指控故意破坏财物。如若没有把这些参与初期和平谈判的使节们看得如此神圣，那么这场战争会比现在恐怖十倍。对那些遭受折磨的非武装使节来说，他们会关心什么呢？是想得到一大笔赔偿金？还是要砍下几个人头替他们报仇雪恨？也只有这冒着浓烟的废墟才能准确无误发出一个信号，表明世上还存在一个比中国更强大的国家，这个来自世界另一尽头的国家，能够以正当的方式给人以惩罚，为死者报仇。
虽然法国士兵也积极地参与了洗劫（蒙托邦将军就将一串著名的黑珍珠项链带回了家），但是法兰西代表巴伦·葛罗可能并没有亲自参与其英吉利同伙火烧圆明园的决策，葛罗担心这个最后的纵火报复行为会阻挠和平谈判。不过法国历史学家拉格尔斯对额尔金勋爵的决定持一种肯定看法：
对于亚洲人而言，没有什么比纯粹的残暴武力更有说服力的了；没有东西理所当然地轻易获取成功。额尔金勋爵稍微有些冒险的决定，以后来的结果看，是完全正确的。
巴伦·葛罗写道：”我担心这种无用的野蛮复仇行为会吓坏恭亲王，使他也匆匆逃走躲藏到满洲。“但是他并没有逃走。相反地，就是在那时候他明白了，再怎么耍诡计都没有用了。希望之光正在燃起--法国军营收到了来自中国特使的快信，第一封快信清楚地毫不含糊地表示正式接受联军的提议。最后他们还达成了很多积极成果，巴伦·葛罗热切地抓住了这个机会，额尔金勋爵也一样，只是带着一种相当傲慢的态度。
《中英条约》签于10月24日，《中法条约》签于25日。当时联军把守着北京城的一个城门，以确保清政府不会对进京签约的外国使节再做出背信弃义的行为来。额尔金勋爵当时就住在城外一个寺庙里。签约当天，他坐在轿中，由16个身着红袍的中国轿夫抬着前往礼部衙门，他的马跟在后面，在轿子两边跟随着几个骑马的随员。英吉利士兵排在道路两侧维持秩序，一大群中国百姓拥挤在道路两边，想看一眼这个”伟大的野蛮者“。当额尔金勋爵的轿子刚刚进入到即将签约的地点时，一支军乐队演奏起了《上帝拯救女王》，恭亲王已在高台上等候着了。桌子上摆着装饰过的盒子，官方文件就放在里面，桌子两侧各放置了一把椅子。首先宣读额尔金勋爵的国书，紧接着宣读授权恭亲王使用国玺的诏令。没有演说，没有贺词，也没有问候，只有在相见与离开时的正式鞠躬。条约交换完毕，额尔金勋爵起身离开，跟他来时一样，恭亲王一直陪同他到门口。
第二天也按同样的仪式签了约的巴伦·葛罗更加和蔼一些，他还向恭亲王赠送了拿破仑皇帝、尤金妮娅皇后以及王子的画像，为自己没有穿完整的礼服而致歉，并解释说自己的行李在离开锡兰的海难中遗失了。恭亲王回答说自己也没有穿整套的礼服，”您的礼服被水毁了，我的被火毁了“。
这是他在签约时对圆明园被焚毁的唯一一个暗示。
本文摘自《一个驻华外交官笔下的慈禧》。作者简介：丹尼尔·华蕾（DanieleVare，1880-1956），意大利外交家。1908-1912，任意大利驻维也纳大使馆随员参赞。1912-1920，任意大利驻华使馆头等参赞，曾兼代办。1927-1930，任意大利驻华公使，1928年代表其政府与中华民国政府签订了《中意友好通商条约》。他著作很多，除本书外，还有《含笑的外交官》（ALaughingDiplomat，1938）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