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有什么需要尽管提。需要谁协助随便点。补助按最高的。你们开那辆新越野车去吧。山区的路不好走。”台长打断了她，殷勤地说。有些因为过分而显得异常。但是岳胜男没有觉察到这些。她从来都不是一个细致入微的人，除了对待工作。
“好吧，就叫唐友良和何勇跟我一起去吧。”岳胜男心中充满喜悦，因为心情愉快，她随手送了对方一个人情。唐友良是一位刚到电视台实习的大学生，但不是学的这个专业，因为他跟电视台长有一定的关系，毫无疑问，明年夏天毕业后会进入电视台成为正式的一员。一想到自己从前想调回商州电视台是多么困难，她就不由自主地恨屋及乌。幸好这位眉清目秀的大学生并不令人讨厌，并且对她充满崇拜，或者说是年轻男性的慕爱。他毫不掩饰这种感情和行为，总是向她请教各种问题，态度诚恳，令她无法拒绝。但这些问题其中有一部分明显并不需要她来解答。
一个小时后，他们三人就聚齐在电视台国庆才配备的一辆最好的越野采访车上。这个时候，她才想起，她应该给他打一个电话。突然之间，她似乎有些明白过来，她这个专题能够得到批准，多半有他的原因在内。她想起刚才台长有些异样的表现，说不定，他亲自过问过这件事。因为在同他的闲聊中，她提起过。他并没有看起来那样大而化之，有些时候也表现一位情人的细心与关怀。她忍不住摇头叹气，心中充满甜蜜。
他的电话关着机，总是这样，开会，或者某些重要的应酬，她总是无法听到他的声音。而对于一位市委书记来说，每时每刻面临的都可能是这个城市一个重大的场合。甚至，只要他出现，因为他本身，这种场合就会显得重大。
她放弃了继续打电话，而且出城后不久，就会进入信号盲区。电信的基站还没有扩展到那些贫穷山区。她开始靠在后座上养神，考虑整个专题的构思。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他们这个采访小组深入山区，在崎岖的山路上跋涉，走访一户又一户的人家，录下一个又一个山民的话语，收集需要的素材。她投入地工作，常常被见到的情景感动得热泪盈眶，也常常为一些遭遇感到无奈和沮丧。
他们经常看到一些孤零零地建在山脊的简陋茅屋，甚至就是倚靠山洞建成的窝棚中，男人和女人都不在家，无论是种地还是狩猎，他们都要走很远的路，清早离家，晚上回屋。孩子读书同样如此。家中只有老人留守。但是在这些衣衫褴褛的老人脸上，他们每每看到安详平和的笑容。老人们热情地为他们忙碌午餐，用腌好的腊肉招待他们这些城里来的贵客，但走的时候绝不收他们的钱。在那些陈旧的屋子里似乎有种古老的光，照在老人们的脸上，给他们笼罩上圣洁的光芒，似乎他们已经不是某人的父亲母亲，而是所有人的父亲母亲。
为了帮助这些山民，让他们离开大山，走出山区搬迁到山下的村落，在凌明山的指示下，商州财政筹集了三百万元建房资金补助，但是很多山民都拒绝了政府的好意。他们抱着故土不离的观念，对新的生活充满恐惧，甚至有的还因为基层官员的过分热情，而怀疑政府的动机，坚信他们居住的山洞里有“元宝”。
这就是这些山民的现况。除了残酷的生存环境和真实的穷困外，还有观念上的纯朴与愚昧共存。岳胜男不断地闪现灵感，又不断地推翻从前的构思，整整一周后，她觉得收集到了足够的素材，她很有可能做出一期震撼人心的节目，甚至可能在省台、中央电视台引起轰动，于是，他们结束了这次充满辛苦和难忘的采访，返回商州。
当越野车把巍峨的商山慢慢抛到脑后，岳胜男开始拿出移动电话盯着，当出现信号的时候，她开始拨打他的电话。但是，跟从前很多次一样，无法接通。她恼怒地用力捏电话。这影响了她的兴奋心情。这种时候，她非常渴望听到他的声音，让他分享她的工作喜悦，哪怕只是几句毫无意思的闲聊。她咬着牙，准备打回电视台。这个时候，她的电话开始接收到了短信，这些短信几天前就已经发出，因为无法找到接收的目的地，它们就像无家可归的孩子在空中飘荡流浪，无处可依，充满伤感。岳胜男开始翻阅。因为接收信号的不断闪烁，影响了她的阅读，但是突然之间，她的脸色变了，她不再看手机，眼睛定定地看着车窗前方，几分钟后，她用力关掉了手机。“小何，停一下车。”她努力控制住自己，轻轻地说。
开车的何勇有些疑惑，但越野车停了下来。“小唐，小何，你们下车去，我想一个人在车上待一会儿。一刻钟后你们回来。”岳胜男没有看两个惊疑不定的年轻人，身子在微微颤抖，似乎是用尽了全部的力气才能够说出这些话。
两个年轻人面面相觑。他们都觉察到了她的异样，迟疑着似乎想说什么，但是岳胜男脸上的表情有些可怕，她的沉默也有些可怕。他们不知所措地下了车，走到车后十来米的地方站立着，紧张地注视着越野车。幸好没有再发生让他们惊惶的事。除了死寂一样的沉默。十五分钟后，他们试探着回到车上。
“走吧。”岳胜男轻声说。她的声音非常平静，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但是坐在后排的唐友良看见了她脸上残留的泪痕。他脸上的表情也变得凝重起来。
半个小时后，越野车进入商州市。岳胜男看着车窗外熟悉的街景，突然间有种恍若隔世、物是人非的感觉。她想起她曾经跟他开过的玩笑：她要和他保持距离，如隔“山”“岳”。谁知道会一语成谶呢！这个时候，她的心中才慢慢开始充满真实的痛楚和悲伤。
三
三天前的傍晚。六点整的时候，四个中年人表情严肃地坐在商州市大中华酒楼的长江厅。这四个人是新明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唐忠、商州水利局长蔡志奇、轻工局长廖俊、财政局副局长苏文佐，其中有三个政府官员。但这一次，他们没有像往常那样，用迟到来显示自己的地位与重要性，三个人都准时按约到达。
在餐桌上解决一些重要的问题，似乎是很多官员和商人的嗜好，大中华酒楼不算商州最豪华的酒楼，生意也比不上商州宾馆、商河苑食府等，但是装修雅致，环境幽静。他们今天选择这里，看上的正是它的偏僻，不容易撞见熟人。在这个资讯发达的时代，很多时候，你刚刚进行某种行为，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很可能就已经被很多你极力躲避的人知道了。今晚这个饭局，虽然不需要特别保密，但能够不引人注目，总是有好处的，尤其是在这种时候。
同样，因为资讯发达，有些信息就像传播能力超强的瘟疫，甚至不需要空气，仅仅一个未打的电话、一个异常的行动，就足以传递这种最微妙的信息，然后给那些竭力捕捉的大脑加以接收甄别，再加上电话的长手推波助澜，快得令人恐怖。凌明山中午从省城回到商州，关于他将调任省林业厅党组书记的消息已经在商州核心权力圈子内传递开来。很明显，这位官场强人遭遇了他仕途上的滑铁卢。级别是没有变，但是，任何一位在权力圈子中打滚的人都知道，级别只是权力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很多时候，它们是可以完全分割的两个概念。何况，等待凌明山的，完全可能只是一个职务，连一点实际权力也没有。不能说他的仕途从此终结，但至少可以肯定，这是一次惨败，他要重新回到仕途的康庄大道上来，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和更多的努力，还有很好的机遇。正是因为这位商州市委书记的职务变动，才让这四个人聚在了一起。
他们沉默地坐着，第一次显得如此的耐心和好脾气。六点过十分，廖俊掏出移动电话开始拨打。十秒钟后，他苦笑着把电话放在桌上：“关机。果然是这样。”
“钟老四？”旁边的苏文佐问。
“当然是他，也只有他才做得。关机，呵呵。”廖俊继续苦笑，“除了我们几个，难道戴自耕会来？”
“钟主任可能有什么其他的事吧。那咱们不等他了，先上菜？”坐在下首的唐忠征询地望着三人。他是四个人中最年轻的，矮而结实的身材，一张普通商州男人方正而粗糙的脸，表情冷漠，见他们没有反对，起身出了雅间。
“看看，还是两位局长，还不如小唐稳重。离了它红萝卜，咱们就不办酒席了？他钟元洪不来，咱们就不吃饭了？”坐在首位的蔡志奇有些夸张地把餐巾甩开，冷哼一声，然后起身脱了外套，走到墙边的衣架上仔细地挂好。廖俊和苏文佐也跟着起身脱了外套。
“要不，给杨青打个电话，问问他回商州没有？”廖俊走回座位，看着宽大的餐桌边五张孤零零的椅子，有些不甘心。
“你脑子有病啊？”蔡志奇瞪了他一眼，“不要以为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杨青和戴自耕跟咱们不一样，他们跟咱们走不到一条道上。”在他们这几个人中，他具有最高权威，不仅因为他的岁数最大，也因为个人的能力和现在所处的位置。钟元洪是建委副主任，戴自耕是纪委书记，杨青是黎光县的县委书记，再加上他们几个，组成了凌明山基本，也是最有力的战斗队伍。虽然，凌明山自己肯定从来没有这样想过。特别是他们三人加上钟元洪，因为身份、地位都相差无几，这一年来交往尤其密切，最后都在唐忠的建筑公司中入了股，所以结成一个比较牢固的利益同盟，但是现在，似乎他们这个利益联盟出现了裂缝。钟元洪下午答应了一定来的，却出人意料地失约，并且关掉电话。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现在这个利益联盟，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人失势，他的追随者自然也将跟着遭殃，这是千古不变的道理。凌明山离开商州，作为凌明山的追随者，他们这一年来因为凌明山充分享受了权力的好处，似乎现在也要为此付出代价。今晚聚会的主要目的，肯定就是应付即将到来的对手的报复性反击。但是在开始这个话题之前，他们肯定还要先做另外一件事，这是人之常情，这就是狠狠地责骂凌明山。
《经济学》的作者萨缪尔逊（Paul Samuelson）曾经说过：“人类有一种本能——把成功列在自己名下，而将失败归咎于他人，特别是政府。”因此，股市上走运者自诩料事如神，破财时则大骂政府放任暗箱操作。同样的道理，这三位充满愤怒和沮丧的政府官员在上了热菜，唐忠吩咐服务员没有招呼不要进来，碰了几杯酒后，开始组成了一个声讨市委书记凌明山的联合阵线。主要申诉人为廖俊，苏文佐不断予以补充，蔡志奇时时做精辟的总结。因为没有外人，因为沮丧而愤怒，因为愤怒而加倍沮丧，他们放弃了平时的矜持和装模作样，开始淋漓地发泄，连一向稳重的蔡志奇这一次也没有控制自己的情绪。
整个过程只有唐忠保持了沉默。
他没有说话，并不是因为他不是官场中人，没有资格和兴趣参与，也不是要故意显示自己的好脾气。实际上，他十三岁时，就已经以暴躁和残忍出名，后来随着在道上名声逐渐响亮，才慢慢收敛了那种喜怒无常的冲动莽撞，变得深沉内敛。
他虽然年轻，但从某个角度来说，他比这三位他一口一个哥尊称的政府官员更深刻地理解这个社会的残酷现实和人性的阴暗邪恶。他是从社会底层依靠个人的力量一步步爬上来的，充满暴力和血腥，他总是生活在危险中和不安定的环境中，不像他们，身边总是充满下属和其他有求助于他们的人的恭维和奉迎。他不说话，只是觉得这毫无意义。埋怨和谩骂不能解决问题。要么什么也不做，要么就将对手置于死地，这是他从他从前的大哥王向阳那里学来的。他们都认为，骂人是女人的行为，愤怒和辱骂不会让对手损失，只会让自己做出错误的判断和行为。事实上，他完全有资格比他们三个更多愤怒和失望。
凌明山垮台，苏文佐计划中的财政局正局长肯定泡汤，廖俊损失可能会大一些。他所在的轻工局是以前的市轻工业局和市纺织工业局在机构改革的时候合并在一起的，仍称为轻工业局，但局内一直存在所谓的轻工派和纺织派。在“化肥事件”中代表纺织派的副局长廖俊坚定地站在了凌明山一边，主动出击，首先从内部开炮，协助市委调查组扳倒了代表轻工派的局长荣建松，自己成了轻工局的一把手。荣建松跟赵文东有二十多年的交情，现在局势逆转，荣建松必然反击，廖俊的日子肯定不会好过，局长多半也保不住。但蔡志奇就不一样了。他从参加工作起就一直在水利局，根基牢固，具有威信，除非他犯下什么重大的工作错误或者违法犯纪，他的地位难以撼动。邱仲成肯定不会动他，尤其这种时候。赵文东也肯定觉得没有这个必要跟一位即将退休的老商州结下怨仇。虽然，因为蔡志奇担任小青山水坝工程领导小组副组长这个敏感而重要的职务，失去了凌明山的支持，他肯定会面对赵文东和邱仲成的强大压力，但不管怎样，他最多失去这部分权力，而不会有更多的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