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里太太在东哈莱姆的社区组织工作，颇有成就。她曾调查了此地租户组织以往所付出的努力。她告诉我说，“共有”本身是造成这种组织难以为继的原因之一。“这些区域并不缺少天生的领导人，”她对我说，“那儿拥有一些有真正能力的人，非常出色的人，但是一个典型的问题是在进行组织工作的时候，领导们发现他们都纠缠到互相间的社交生活中去了，最后的结果是他们没有与别人交流，而总是互相间自己在交往。当然他们也就找不到可以跟着他们一起共事的人。在不知不觉中，最后的结果是形成了一些毫无效用的小圈子，而正常的公共生活却不见踪影。要弄清楚这是怎么造成的又很困难。这使一件简单不过的社会公益对那些人来说难上加难。”
缺少街区商业和人行道生活的未经规划的住宅区，在面临“要么共享所有要么什么也不共享”的选择时，似乎有时也会跟着那些经历过规划的公共住宅的居民的路子走。因此，一些一心想要找出底特律灰色地带区域的社会结构的研究者们最后得出了意料之外的结果，原来就根本没有什么社会结构。
人行道生活的社会结构部分地依赖于那些可谓自我任命的公共人物。公共人物是经常与众多人群接触的人，而且对于做公共人物有着足够的兴趣。要成为一位公共人物用不着特殊的才能和智慧———尽管有很多公共人物都颇具才能和智慧。他只需要在场，当然也需要足够多的与他对应的人。成为公共人物的一个条件是他应该处于公共生活中，他能够与很多不同的人交往。通过这样的方式，一些人行道上的人感兴趣的消息就能流传。
大多数人行道上的公共人物都会稳定地处于一些公共场所。他们是店主或酒吧的主人或诸如此类的人。这些人是一些最基本的公共人物。城市的其他公共人物都依赖于他们———哪怕只是间接地，因为人行道的存在是通过这些小企业和商业及其它们的主人来体现的。
街区服务中心（Settlement House）[5]工作人员和牧师，这两种更为正式的公共人物主要依赖于街头的“暗中消息渠道”，而这种渠道的中心就在街上的店铺里。比如，纽约下东区一个街区文教馆的主任就常常去拜访那些店铺。他从洗衣店老板那儿知道贩毒者是不是到街区来了，从杂货店主那儿知道一些捣乱分子要开始行动，得提防着他们一点，从糖果店那儿了解到有两个女孩正在惹起一伙男孩争风吃醋，一场群架将要发生。他获得信息的一个重要来源是一个放在芮文顿街的废弃的面包箱。这个面包箱搁在杂货店的外面，被当做椅子或躺椅用，这个位置刚好在街区服务中心、糖果店和台球厅的中间。在那儿，任何关于附近几个街区的青少年的消息都会准确无误并非常神速地传到他的耳朵里，而其他的消息也会通过街道上的“暗中通道”汇集到这里来。
东哈莱姆联合社区音乐学校的校长布莱克·霍布斯注意到，当他从那些繁忙的老街区招收了一个学生时，他就可以随后很快招到至少是三个或四个，有时甚至整个街区的孩子都会来报名。但当他从附近的公共住宅区招到一个孩子时———通过公立学校或在操场上做访谈的宣传———他从来就不能接下来得到第二个。在那些缺少公共人物和人行道生活的地方，消息无法传递。
除了一些常常守在某些地方人行道上的公共人物，以及一些人人皆知的活动型的公共人物外，在城市的人行道上还可以有各种各样身怀特殊技能的公共人物。他们中的某些人能以神奇的方式建立起一种身份，不仅能认识别人，也能让别人知道自己。一则旧金山新闻故事这样描写一位退休的男高音在街区里的饭店和球厅里的日常生活：“对他的朋友而言，因为他的激情、他引人注目的行为方式和他对音乐的终身兴趣，梅洛尼身上洋溢着一种能深深打动他人的情感。”确实如此。
要想成为这样的人行道上的特殊公共人物，并不是一定要拥有艺术才能或像梅洛尼那样的性格———只要有一些相关的特殊之处就可以。事情很简单。我本人就成了我们街道上的特别的公共人物，这当然也是因为在那儿原本就存在着一些基本的固定的公共人物。我成为特别公共人物最初是因为格林尼治村———我住在那里———其时真在进行一场无休止的可怕的战斗，试图抢救一个正面临着被一条公路分割的大花园。在进行这场斗争的过程中，应一位当时正远在格林尼治村另一头的委员会组织者的请求，我要把抗议这条拟建中的路的请愿书发放到街区中一些商店里去。来到店里的顾客会在请愿书上签名，而我则会时不时地去取那些请愿书。[6]做这样一种传递员的一个结果是，我从此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请愿策略方面的人行道上的公共人物。举个例子，不久，卖酒的福克斯先生在把我买的酒包装起来的时候就向我咨询如何让市政当局把一个早已废弃的、让人讨厌的危险场所搬走，那是一家在他的店旁已关闭的“安慰屋”。如果我能够承担请愿书的起草，并且找到一条把请愿书递交到市政厅的有效的路子，那么他和他的伙伴们则会承担打印、宣传和传递的任务。很快，周围的店铺里都有了搬走“安慰屋”的请愿书。现在我们这条街上出现了很多请愿书策略方面的专家，甚至包括孩子。
公共人物不仅传播消息，知晓“零售”的消息———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他们还互相串联，由此实际上以批发的方式把消息传播出去。
就我的观察而言，人行道上生活的存在不是要求这样或那样的人群非得有某些神秘素质或特殊才能。只要存在着一些它所需要的具体的、可见的设施，人行道上的生活就能开始。这些设施恰好与保证人行道上的安全的设施是一样的，数量和地点也是相同的。如果缺少了它们，人行道上的公共接触也就无处可寻。
富人们有很多满足需要的方法，而在这方面，穷人们则可以依靠人行道上的生活来做到———从打听找工作的事到让饭店里的侍者主管看上自己。但实际上，城市里的一些富人或准富人表现出的欣赏人行道生活的程度比他人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很多情况下，他们不怕支付高昂的租金，为的就是住进人行道生活多姿多彩的地区。一些活跃的区域，如纽约的约克维尔或格林尼治，或旧金山北海滩街旁的电报山，富人的人数实际上已超过了中产阶级和穷人。“静谧的住宅区”至多盛行了几十年，富人们突发奇想地抛弃了那些单调的街道，留给那些不太幸运的人们。如果你跟哥伦比亚地区乔治镇的人聊天，说不上两三句，你就会听到赞美之词，那里有魅力四射的饭店，“这里的好饭店比其他地方加[7]一起还要多”，有独特而殷勤好客的店铺，有到一个拐角去办事时迎面碰上一群人带来的快乐———最让人自豪的是乔治镇成了整个都市区域一个特产商业区。在城市里，不管是富人区还是穷人区，还是间于中间的地区，因充满趣意的人行道上的生活和丰富的人行道上的交往而导致麻烦的地区迄今还没有发现过。
如果公共人物被赋予过多的负担，他们发挥的效用就会急剧下降。比如，一个小店能承受的接触量或潜在的接触量也有极点，如果过多或疲于应付，那它就失去其社会效应。以纽约下东区考勒斯·胡克合作住宅区拥有的糖果和报刊店为例，可以说明问题。这个按照规划建立的住宅区的商店替代了大约四十家从表面上看规模很小的店，这些小店从这个住宅区以及邻近的街区消失了（但店主并没有得到补偿）。这家商店像一个乱哄哄的工地，店里的职员总是忙于找零钱，大着嗓子向一些小混混进行无效的呵斥，除了“我要这个，我要那个”以外，他们根本听不到别的什么。这种氛围是商业中心规划或压制性区域划分理论在城市街区设计上常见的情况，目的是制造城市街区内的商业垄断。如果在竞争的条件下，这样的商店在经济上是站不住脚的。同时，尽管垄断保证了它在收入上的成功，但在城市的社会公用上它是失败的。
人行道上的公共接触和人行道上的公共安全，这两件事都与我们国家最严重的社会问题———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有着直接的关系。
我并不是想说城市规划和设计，或城市街道和街道生活的形式的不同可以自动地解决隔离和歧视问题。要消除这些非正义还需要很多其他方面的努力。
但是，我的确想说在大城市的建设和重建中，那些不安全的人行道，那些只能选择“要么共享所有要么什么也不共享”的人行道上的生活会给美国的大城市在克服种族歧视方面带来更大的困难，不管在这方面花了多大的精力。
在很大程度上，种族歧视反映的是偏见和恐惧，从这个方面考虑，如果人们在人行道上不能感到安全，要克服种族歧视则更是难上加难。在一个人们无法拥有按照基本尊严的公共基准维持的文明的公共生活，以及按照私人基准维持的个人生活，克服住宅区里的种族歧视是不容易的。
当然，一些混合住宅样板方案可以在城市中危险的和缺少公共生活的地区实现———通过花费很大精力和满足左邻右舍的万般挑剔来实现。但这样做却规避了问题的实际情况和它的紧迫性。
唯有当大城市的街道具备了内在的特性，让互不相识的人能够在文明的、带有基本的尊严和保持本色的基础上平安地相处、容忍———允许邻里间存在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要远远深于肤色间的差别，它在高密度的大城市里是可能和正常的，但在郊区和一些伪郊区却会显得怪异———才是可能的和正常的。
尽管人行道上的交往表现出无组织、无目的和低层次的一面，但它是一种本钱，城市生活的富有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洛杉矶是一个鲜有公共生活的大都市的极端例子，恰恰相反，这个城市更多地主要依靠个人间的社会接触。
例如，我的一个朋友抱怨，尽管她在那儿已经生活了十年，也知道这个城市有很多墨西哥人，但是她从来没有去有意关注过一个墨西哥人或者是墨西哥的文化产品，更不用说和他们说过话。
再比如，奥森·韦尔斯曾写道，好莱坞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戏剧小酒吧的戏剧中心。
还有一个例子更能说明问题。洛杉矶一个实力强大的企业家在公共关系方面遭遇了滑铁卢，而这样的事在别的大城市里是不可想象的。这位企业家发现这个城市“在文化上落后了”。他告诉我说他要做些工作，改变这种局面。他于是组织了一个委员会，募集资金要建立一个一流的艺术博物馆。后来在我们的一次谈话中，他告诉我一些洛杉矶企业家俱乐部的情况，他是这个俱乐部的头领之一。我问他那些好莱坞的人是怎样互相联系的。他回答不出来。然后他说他不认识任何一个与电影业有关的人，也不认识有此类熟人的人。“我知道这听起来有点荒唐，”他反思说，“我们很高兴能在这个城市里拥有电影产业，但是那里面的人只是一些社会无名之流。”
这又是一个“要么共享所有要么什么也不共享”的例子。不难想象这位仁兄在试图建立一座大都市艺术博物馆时遇到的困难。要想达到他的委员会预期的目标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找不到路子，不管是自己去做还是委托别人去做。
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的高层管理方面，洛杉矶的运作方式与巴尔的摩人行道公园的街道或匹兹堡的查塔姆村依照的那种社会隔离的狭隘原则如出一辙。这样的都市缺少聚集必要的思想、激情和资金渠道。洛杉矶似乎正在进行一个奇怪的试验：不仅仅要做公共住宅项目，灰色地带项目，而且还要通过“要么共享所有要么什么也不共享”这个原则来建设一个大都市。我以为，对在一个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缺少公共生活的大城市来说，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
三 人行道的用途：孩子的同化
在规划和住宅理论的种种“神话”之中，有一种关于孩子的转变的奇妙说法。其内容如下：很多孩子是肯定要在城市的街道上玩耍的。这些脸色苍白、走路跌跌撞撞的孩子处在道德恶劣的环境中，他们互相说着带性内容的脏话，开着肮脏的玩笑，并且很快学会很多新的做坏事的方式，就像他们在少年管教所里那样。这种情况被称为“我们的年轻人在街上付出的道德和身体的代价”，有时候，它被简称为“阴沟里的代价”。
最好的办法当然是让这些受到侵害的孩子离开街道，到公园和游乐休憩场去，那儿有他们可以玩耍和锻炼的器械，到那些他们可以奔跑的地方去，到草地上去，在那儿他们的灵魂可以得到提升。环境清洁，心情愉悦，孩子们的笑声洋溢在周围，健康的氛围！好了，白日梦到此为止吧。
让我们来看一看真实生活中的一个故事。故事发现者叫查尔斯·古根海姆，一位圣路易城的记录片制作人。他那个时候正在拍摄一部影片，描述圣路易一个幼儿园的情况。他注意到，在下午放学时，差不多有一半的孩子不愿离开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