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对我提的这个问题很吃惊，甚至有点惊愕。“没有，”他很留意地说，“那是一件不应该做的事。有时候，如果我知道在同一时间到我这里来的两位顾客有着同样的兴趣，那么我会在和他们聊天中提到这个话题，让他们自己去继续这个话题，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但是，哦，不，我是不会做他们之间的介绍人的。”
当我把此事告诉我一个在郊区的朋友时，她立刻就认定贾菲先生认为做介绍人一事超出了他所处的社会阶层的要求。根本不是。在我们这个街区，像贾菲这样的店主们拥有很高的社会身份，就像一个企业老板一样的身份。在收入方面，他们与大部分的顾客不相上下，他们拥有的是更多的独立性。他们是一些见识广、经验丰富的男人和女人，人们到他们这里来寻求建议，而且表现得非常尊重。他们是作为单个的个人而为大家所熟悉，人们很少将其作为一种阶层象征来看待。是的，就是这样一条无意识中确定的平衡线，划出了城市公共领域与个人隐私领域的区别。
这样一条界线对任何人来说都可以毫不费劲地掌握，因为在沿着人行道边上的各个店铺里，或者说，人们在人行道上来来往往时，或他们在那儿闲庭漫步时（只要他们愿意）他们可以有各种进行公共接触的机会，也还因为存在着很多个公共的主持人，就像伯尼这样的某个公共聚集场所的主人，人们可以自由地在那儿进出来往，不用附加任何条件。
在这种制度下，人们就可以在城市的街区认识各种各样的人，而不会遭到不受欢迎的纠缠，不会产生厌烦，不会去找没有必要的借口、解释，不用害怕会冒犯别人，不会因要尊重别人强加的事物或承担诺言而尴尬，不会产生交往中常见的各种因承担责任而导致的连锁效应。一个人可以和另一个与自己完全不同的人处于一种良好的人行道上交往的关系，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甚至可以发展为一种熟悉的、公共交往的关系。这样的关系可以而且也应该能够持续很多年，甚至几十年；但是如果没有这么一条界线，这种关系是不可能形成的，更谈不上持续了。这样的关系之所以能形成就是因为在不知不觉中它们给予了人们的公共交往一个正常的渠道。
“共有”（togetherness）是规划理论中一个古老的理想，用“令人恶心”一词来描述它是很恰当的。这个理想的内容是：如果人们能够分享某些东西，那么他们就能分享更多的东西。很显然，“共有”这种新郊区的精神来源在城市里起到了很大的破坏作用。很多东西都被要求“共享”，这样的要求却反而使得城市人各奔东西，互不关心。
当城市的一个地区缺少人行道生活时，那儿的人们就必须要扩展他们的私人生活，因为他们需要寻找与邻居交往相应的活动。可是，他们却不得不满足于一些“共有”的形式，在这样的形式中，人们必须“共享”比人行道上的生活更多的东西，否则他们就只好少一点交往。其结果不可避免地就是两者选一，无论哪个都会产生令人苦恼的结果。
在第一种结果的情况下，人们确实是有很多分享的东西，但是在碰到他们的邻居是谁，或他们应该和什么人交往这类问题时，他们变得特别地挑剔。他们不得不这样。我的一个朋友，彭妮·科斯特斯基就是这样无意识地、不情愿地陷在巴尔的摩的一条街上这样一个困境中。她所在的这条街除了住宅没有别的，周围的地区也是如此。作为试验，这条街曾拥有一个漂亮的人行道花园。人行道被扩展，并且被铺设得非常漂亮，机动车不能驶入狭窄的车行道，路边栽上了树和花，放了一尊雕塑。所有的这一切就其本身而言好极了。
但是，没有商店。一些附近街区的母亲会带她们的孩子来这儿，或自己过来找人，但是在冬天的时候为了暖暖身子，打个电话，或为了给孩子找个洗手间方便方便，她们却不得不走进街旁她们相识的人家。那些人家的主人给她们端来咖啡，因为街上没有可以喝咖啡的地方；因此，很自然地，公园周围这样的社会生活和交往大量地产生了。确实很多东西被共享了。
生活在位置便利的住房里、有着两个孩子的科斯特斯基太太却深陷于这种狭隘、纯属意外发生的社会生活中。“我失去了生活在城市里的好处，”她说，“但又没有得到在郊区的好处。”更加令人苦恼的是，当不同收入、不同肤色、不同教育背景的母亲带着她们的孩子来到街心公园时，她们以及她们的孩子会遭到无礼而尖刻的排斥，因为她们唐突而贸然地“共享”了他人的私人生活。这种郊区式的交往方式正是由于缺少城市人行道上的生活而发展起来的。街心公园缺少椅子是有目的的，那些抱定“共有”思想的人不把椅子放在公园里是因为椅子或许会招引一些不适合“共享”私人生活的人的到来。
“如果在街上有些店，那该有多好，”科斯特斯基太太哀叹道。“要是有一家杂货店，药店，或小吃部，那么打个电话、暖暖身子和一些小聚会就可以很自然地在公共场合进行了，而人们也会互相间更有礼貌，因为每个人都有到这里来的权利。”
发生在这个没有城市公共生活的人行道公园里的事多多少少也同样发生在中产阶级住宅区或聚集区里，如匹兹堡的查塔姆村，一个著名的花园城市规划的典型。
那儿的房屋聚集在一个一个的“殖民地”里，周围是共用的草坪和休憩用的院子，整个区域还有其他供分享的设施，如居民俱乐部，那里可以开晚会、舞会和聚会，可以开展一些妇女活动，如桥牌和缝纫协会，也可以为孩子们举办舞会和晚会。但是在这里没有任何城市意义上的公共生活。有的只是不同程度的扩大化的私人生活。
作为一个很多东西可以共享的“模范”街区，查塔姆村的成功之处是要求那儿的居民做到在生活水平、兴趣和背景方面相似。总体来说，他们是中产阶级专业人士，他们的家庭是专业人士的家庭。[3]它还要求那里的居民要让他们自己明显地区别于周围区域里的人们；后者总的来说也是中产阶级，但属于下中产阶级。这与查塔姆村需要的那种邻里间的亲密气氛大相径庭。
查塔姆村这种不可避免的与别处隔绝的性质（同时还有内部整齐划一这种特性）产生了实际的问题。举个例子，就像所有的学校一样，为这个地区开办的初级中学也有不少问题。查塔姆村的面积很大，学校小学部几乎被本地的孩子占有了，住宅区居民的孩子都去那儿上学，因此，他们也就要帮助解决这个学校的问题。但是，在涉及中学部时，查塔姆的人必须要与其他街区的人进行合作。可是，查塔姆村的人与周围的街区没有任何公共关系，与一些关键的人物也没有互相联系和信任的基础———甚至也没有在较低层次上进行的最普通的公共生活交往的经验实践。查塔姆村的一些居民家庭着实感到了无助和无奈，当他们的孩子到了上中学的年龄，他们就搬出这个地方；而其他一些家庭则想方设法把孩子送到私立学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像查塔姆村这样的孤岛街区在传统规划理论中却还被突出宣传，加以鼓励，具体的理由就是城市需要中产阶级的才智和起稳定作用的影响力。自然，这样的作用通过潜移默化一步一步渗透了出去。
一些不能很好地适应这些孤岛生活的居民最后都搬了出去，管理层则逐渐变得头脑复杂起来，因为他们要弄清楚在申请进来的人中哪些是合适的。除了在生活水平、价值观念和背景方面要求基本相同外，这样的安排似乎还要求人们具有很强的克制态度和处事的技巧。
在邻里间的互相接触方面，城市住宅规划理论依靠的就是个人生活间的这种“共有”方式，而且还进一步培养这种方式。从社会层次方面（如果这个层次不是过于狭窄的话）来说，这样的理论对那些自我标榜的上中阶层确实很合适。它为一部分容易对付的人解决了一些简单的问题。但就我所发现的来看，这种理论即使是按其自己的说法也不适合任何一个人群。
在那些人们面临的选择是“要么共享所有要么什么也不共享”的城市里，常有的结果是什么也“共享”不到。在缺少自然的和普通的公共生活的城市区域里，居民通常会在很大程度上处在互相隔离的状态中。如果仅仅是与你的邻居接触了一下就有被卷入他们的私生活中去的危险，或者，产生将他们纠缠到你的私生活中来的危险，如果你不能确定你邻居是什么样的人———这是那种自我标榜的上中产阶级经常会碰到的事，那么合理的结果绝对是尽量避免对你的邻居表现出友好态度，或随便提供帮助。最好的方法是退避三舍。实际的结果便是，一些本来可以以公共的方式做的———就像照看孩子之类的事（对于这样的事，人们必须要主动提出要求），或在一定范围内一些有着共同兴趣的人们聚集在一起才能做的事———不能完成。而这种结果产生的人际间的裂缝会大得惊人。
比如，在纽约的一个城市住宅区里———就像所有正统的住宅城市规划一样，那个地方也是按照“要么共享所有要么什么也不共享”的理念来设计的，有一位非常爽直的女士，她很为自己自豪，因为通过努力，她特意认识了她所在楼中的90户家庭的每个母亲。她一个一个地拜访了她们。她在门口或大厅里拉住她们，与她们交谈。如果她和她们坐在同一条椅子上，她会提起一个话题，同她们聊天。
有一天，不巧她8岁大的儿子被锁在电梯里达8个多小时，尽管他又喊又叫又砸门，但没有人来救助。第二天，孩子的母亲向她认识的90位母亲中的一位表达了她的气愤。“噢，那是你的孩子啊！”这个女人说，“我不知道那是谁家的孩子。如果我知道他是你的儿子，我肯定会帮他的。”
在她以前的有着公共生活的街区中———顺便提一句，她现在仍然经常回去体验那种街道上的公共生活，这位女士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冷冰冰的让人失望的情况，但她同时也害怕如果公共生活不能维持在公共交往的层次上，那么这很可能会使你卷入别人的私生活，或反之。
哪个地方有着“要么共享所有要么什么也不共享”的选择，哪个地方就会有这种护卫自己的例子。艾伦·卢里，一位东哈莱姆区的社工在她的一份关于低收入住宅区的完整、详尽的报告中这么说道：
有一点……非常重要，应该认识清楚，由于一些非常复杂的原因，很多成年人要么根本不愿意与他们的邻居建立任何朋友的关系，要么如果他们因为某些社交的原因而必须这么做的话，他们只是把关系限制在一个或两个朋友间，到此为止，不再增加。妻子们一次又一次地重复她们丈夫的警告：
“我不会与任何人交朋友。我丈夫不相信这种关系。”
“有些人太嚼舌，他们会让我们陷入麻烦的。”
“最好是只管自己的事。”
一位女士，亚伯拉罕太太，经常从她所住的楼的后门出门，因为她不愿干扰站在前门口边的一些人。另一个男人，科兰先生不让她的妻子在这个住宅区里结交任何朋友，因为他不信任这儿的人。他们有4个孩子，年龄从8岁到14岁，但是他们不允许孩子们单独到楼下玩，因为害怕有人会伤害他们。[4]各种各样确保自己受到保护的“篱笆”在很多家庭里建立起来。在一些父母亲不太熟悉的街区里，为了保护孩子，他们让孩子们呆在楼上的屋子里不出来。为了保护他们自己，他们很少结交朋友。有些人害怕，他们结交的朋友会因为生气或嫉妒他们，编造故事向住宅区的管理层报告，给他们造成很大的麻烦。如果丈夫多挣了钱（他决定不向房屋租赁机构报告），妻子买了新窗帘，来访的朋友会看见，或许会告诉租赁机构，后者会继而进行调查并调高租金。害怕麻烦和心存怀疑使邻居间不再需要什么建议和帮助。对这些家庭来说，他们的隐私早已经被深深地侵害。一些家庭深藏的秘密或丑事不仅为租赁机构所熟知，而且也常常为一些其他公共机构所知晓，如福利部门。为了保护剩下的最后一点隐私，他们不得不选择避免与他人建立密切的关系。即使在一些没有规划过的平民窟住宅区，这样的现象也能找到，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因为在那儿由于其他一些原因，也需要用这样的形式来保护自己。但能够确定的是，这种不与他人建立关系的现象在规划过的住宅区里更为广泛地存在着。即使在英国，诸如此类对邻居的怀疑和由此产生的隔阂在一些对规划过的小城镇的研究中也能找到。也许，这种形式也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只是一种扩大化的集体行为，为的是保护和保存内心的一点尊严，以面对诸多来自外面的趋同的压力。
但是在这些地区，与“什么也共享不了”一起发生的还有许许多多的“共享”现象。卢里太太对这种关系也进行了报道：
通常，两个来自第九十九大道不同楼房的女人会在洗衣房碰面，互相认出对方，尽管在第九十九大道她们互相从未说过一句话，但是在这儿她们却突然间变成了“最好的朋友”。如果这两个女人中的一个在自己的大楼里已经有了一两个朋友，另外一个就很可能会被拖进这个圈子，开始结交朋友，不是和她自己的邻居，而是和她朋友的邻居。
通过这种方式结交的朋友关系并不会发展成一个不断扩展的圈子。她们在住宅区里总会走那么几条经常走的老路，没过多久，她们就不会遇到新的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