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改革家们很久以来一直在观察这么一种现象：城市的人在一些街道的拐角处闲逛，或在一些糖果店和酒吧里消磨时光，或坐在门廊边喝可乐，他们因此得出一个结论，论点的中心是：“这真是一种可悲的生活！如果这些人有着一个像样的家，一个更隐秘的个人空间或更大一点的林阴遮蔽的户外空间的话，他们就不会出现在街上了。”
这样的判断代表了一种对城市的深刻误解。这就好比去饭店里参加一个纪念宴会，然后得出结论说，如果这些人都有烹调技术高超的妻子，他们就可以在家里举办宴会了。
二 人行道的用途：交往
纪念宴会和人行道上的社会生活的核心之处正在于它们都是一种公共活动。它们把互不认识的人聚集在一起，这些人并不能够在不公开的、私下的方式中互相认识，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也不会去想到用那种方式来互相认识。
在大城市里，没有人能够做到随时开门迎客，款待任何来访者。没有人愿意这么做。但是，另一方面，如果城市人之间有意义的、有用的和重要的接触都只能限制在适合私下相识的过程中，那么城市就会失去它的效用，变得迟钝。从你的角度，我的角度或任何一个人的角度来看，城市人互相间某种程度的接触是有用的，或是充满乐趣的。但是你并不想让某一个人总是打扰你，别人也一样。
在谈到城市人行道的安全时，我提到在街上的每一双眼睛后面的脑袋里应该有一种潜在的关注街道的意识，尤其在关键时刻———比如，在与野蛮行为进行斗争或防备陌生人时，城市的公民必须做出选择，是担当起这种责任还是放弃它。关于这种关注意识有一个简单的概括：信任。在长时间的过程里，人行道上会发生众多微不足道的公共接触，正是这些微小行为构成了城市街道上的信任。它来源于人们在酒吧前停下来喝上一杯啤酒，从杂货店里得到一个建议，向报摊主提供一个建议，在面包房与别的顾客交换主意，向在门廊边喝可乐的两个男孩点点头，在等着被叫唤去吃晚饭时，向女孩子们瞧上一眼，告诫孩子们注意他们的行为，倾听五金店里的人关于某个工作的闲谈，从杂货店主那儿借一元钱，赞美新生婴儿，对某人外套的褪色表示同情，等等。形式是各种各样的：在有些街区，人们互相比较他们的宠物狗，在另外一些地区，则是比较对他们房东的看法。
很显然，大多数事情都完全是小事一桩，但是小事情集在一起就不再是小事。这种在某个街区范围内平常的、公开的接触———大部分都是偶然发生的，都是跟小事有关，所有的事都是个人自己去做的，并不是被别人强迫去做的———其总和是人们对公共身份的一种感觉，是公共尊重和信任的一张网络，是在个人或街区需要时能做出贡献的一种资源。缺少这样的一种信任对城市的街道来说是个灾难。对于这种信任的培养是不能依靠机构来进行的。总而言之，它并不意味着个人必须要承担的责任。
我曾在东哈莱姆一条很宽的街道两侧看到过有这种信任与没有这种信任造成的鲜明对比。这个地方的居民构成在收入上和种族上都差不多。在旧城的这一边有很多公共场所和供漫步用的人行道———那些头脑中总是想着要规划人们的闲暇时间的乌托邦规划者们曾强烈地反对设置这些人行道———在那儿，孩子们被照看得很好。在这个住宅区的街的另一端，也有一些孩子，在他们玩耍的地方的旁边有一个打开的消防龙头，那些孩子们正在干坏事，有些屋的窗户开着，他们往里面泼水，有些不知情的成年人路过这儿，他们就向这些人喷水，有些车经过这里，他们就会向车窗洒水。没有人敢制止他们。这些孩子不知姓什名谁，也不知道从哪儿来的。要是有人出来呵斥或制止他们，那又会怎样呢？但谁又会在这个缺少安全监视的地盘里为别人撑腰？没准会遭到报复呢。最好还是离得远远的。缺少人际交流的城市街道上会出现不知来历的陌生人。这里涉及的不是对街道上建筑的熟悉或者是这些建筑对行人产生的神秘情感问题，而是关系到人行道旁应有什么样的企业和店铺的问题，以及由此引出的在现实中、在每天的生活中人们应该如何使用人行道的问题。
城市人行道上平常的公共生活直接与公共生活的其他形式相关，我将举一个例子用以说明，当然其形式有多种。
城市一些正规的区域组织经常被某些城市规划者，甚至是被某些社工认为是直接产生于这样一些需要：集会通知，作为集会场所的地点和因为一些明显的公共关注问题的存在等。也许在郊区或小城镇它们确实是因为这些需要而发展起来的，但在城市里却不是这么一回事。
城市正规的公共组织需要一种非正规的公共生活来映衬，在其和城市人的私人生活间起到调和的作用。我们可以对比一个有着公共人行道生活的城市区域与一个没有这一切的城市区域。一位住宅研究者在其研究与纽约某个地区公立学校相关问题的一份报告中这么写道：
W先生———（一位小学校长）被问到J住宅楼群以及学校周围的社区的消失对学校的影响。他认为有很多影响，而且大部分都是负面的。他提到这个住宅项目赶走了许多能够组织社会活动的机构。现在的气氛与这个住宅区被建以前的那种活跃气氛相比简直不能同日而语。他发现从总体上说，街上的人变得稀少了，因为没有多少可聚集的场所。他还举了一个有力的证据，在这个项目被建以前，家长联谊会是一个很强的组织，但现在积极参加的成员已经为数不多了。
有一点W先生说得不对。在这个区域里，可供聚集的场所不是不多（或者说，从任何数据来看，空间并没有减少），如果我们把在规划中特意为有助于社会活动而设置的场所算进去的话。自然，在这个区域里没有酒吧、没有糖果店、没有那种狭小昏暗的杂货铺，也没有饭店。但是，这里配有全套的聚会室、工艺、艺术和游戏室、户外椅子、中心商场等等，已足以让甚至是花园城市的倡导者们都感到兴奋不已。
但是，如果不花费诸多精力和物力去招引人们来使用这些场所———继而让使用者对这些地方产生依赖，以便对他们加以控制的话，这些地方就会变得死气沉沉，毫无用处。为什么会是这样？公共人行道及上面的企业和商业发挥的作用与那些按照规划设置的聚会场所到底有什么不同？又是为什么？人行道上的平常的非正规的生活如何来支持更为正规的、有组织的公共生活？
要理解这些问题———理解为什么在门廊里喝可乐区别于在游戏室里喝可乐，为什么从杂货店老板或酒吧招待那里获得一个建议有别于从你的隔壁邻居或一个社会机构的女士那里得到建议（后者或许与这个机构的房东有密切的关系）———我们必须要了解城市生活的隐私性。
隐私在城市中是很珍贵的、不可缺少的。也许在任何地方它都是非常珍贵和不可缺少的，但是在很多地方，人们得不到隐私。在一些小地方，每个人都知道别人的事情。而在城市里却不是这样———只有那些你愿意向他们倾诉的人才知道很多关于你的事。这是城市特性之一，对城市里的大部分人来说都非常重要，不管是高收入者还是低收入者，不管是白人还是有色人种，不管是老居民还是初来乍到者，隐私是大城市生活的一个礼物，受到深深的珍爱和小心翼翼的防卫。
建筑和规划文献从窗户、眺望处和视线的角度来对待隐私问题。这意思是说如果没有人能从外面窥视你的住处，那么你就拥有了隐私。这是一种头脑简单的想法。窗户里的隐私是世上能够得到的最简单的商品。你只要把窗帘放下来或调整百叶窗就行了。但是，将你的个人隐私限制在你自己选择的了解你的人之间，并对谁能占用你的时间以及在什么时候占用做出合理控制，这样的隐私在这个世界的大部分地区是很稀有的商品，与窗户的朝向毫无关系。
《来自波多黎各》一书描述了纽约一个贫穷、肮脏区域中的波多黎各人的生活。此书的作者，人类学家埃琳娜·帕迪利亚讲述了人们互相间了解多少的情况———谁是可以信赖的，谁不是，谁蔑视法律，谁坚守法律，谁能力很强而且信息量大，谁很笨拙又无知———以及这些情况是怎样从人行道上的公共生活中和相关的店铺中得知的。这些情况带有公共特性。但是，她同时也讲述了被允许进入一个人的厨房喝上一杯咖啡的人是怎样被选择出来的，他们之间的关系有多紧密，这个人真正的密友，即那些分享其私人生活和个人事务的人的数量又是如何只局限于少数几个人之间的。作者告诉读者个人的私事弄得人尽皆知是如何有失体面，而打探别人的私事又是多么有失尊严。这样做侵害了一个人的隐私和权利。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她描述的人们与我所在的不同种族混杂在一起但已经美国化了的街上的人们在本质上并没什么两样，与住在高收入公寓或连体别墅中的人们在本质上也没有什么区别。
人们决意要护卫基本的隐私，而同时又希望能与周围的人有不同程度的接触和相互帮助，一个好的城市街区能够在这两者之间获得令人惊奇的平衡。这样的平衡大部分是由一些细小的、敏感的行为细节组成的，平常人们很不经意地实践和接受这些细节，以致通常它们都被想当然地认为原本就有的。
在纽约，人们出门时把钥匙放在一些店铺里，让他们的朋友自己去取，这是一个很通行的习惯，我可以以此为例来说明这种微妙但极其重要的平衡。在我们家里，当一位朋友在我们周末离家要用我们房子时，或我们家里的人刚巧白天都不在家时，或有一个来访者要来过夜，而我们又不愿费时等他时，我们就会告诉这个朋友，他可以在街对面的熟食店取我们家的钥匙。熟食店老板乔·科尔纳基亚通常一次手头有十几把这样的钥匙。他有一个专门的抽屉装这些钥匙。
那么，为什么我以及其他人会共同选择乔做钥匙保管人？首先，因为我们信任他，相信他是一个负责的保管人，但同样重要的是因为我们知道他一方面有一副热心肠，另一方面并不处心积虑地留心我们的私事。我们让谁住到房子里来，为什么让他来，乔认为这不是他应关心的事。
在我们街区的另一端，人们把钥匙放在一个西班牙人开的杂货店里。乔所在街区的另一端，人们把钥匙搁在糖果店里，在前面一个街区，人们则把钥匙存放在咖啡店里，而再从那儿往前走几百英尺的一个拐角处，人们把钥匙放在一家理发店里。在东面偏上地区，一条满是连体别墅和公寓的时髦街道的拐弯处，那里的人把钥匙留在一家肉店和一家书店里；在另一个拐弯处，人们把他们的钥匙交给一家清洁店和杂货店里的人保管。在普普通通的东哈莱姆区，钥匙则被搁在花店、面包房、小吃店以及一家西班牙和意大利人开的杂货店里。
不管钥匙被搁在哪儿，问题的关键不是那些店主们提供的人人皆知的服务，而是提供这种服务的主人是什么样的人。
这样的服务是不能被形式化的。需要确认身份，回答问题，提供保险等等，以防不测。一旦这样的服务被某种机构化的形式取代，那公共服务与隐私之间的基本区别就会不复存在。没有一个脑子正常的人会把钥匙留在那样一个地方。这种服务必须要来自这么一个人，他是出于自愿提供这个帮助，而且他对保管的钥匙和钥匙主人的隐私之间的区别有非常清楚的理解，否则这样的服务就根本不能开展。
再来看看我家边上拐角处糖果店老板贾菲先生是怎样来划定这条线的———他的顾客们和其他店主们对这条界线的了解是如此之深，以致尽管他们一辈子都与这样的界线生活在一起，但却从来不会有意识地去想一想它是什么。在去年一个平常的冬天早上，贾菲先生———他做生意时用的正式名字是伯尼，她妻子的名字则是安———在朝向四十一公立学校路边的一个拐角处指导一些小孩子们横穿马路，这是他经常做的一件事，因为他觉得此事非常有必要。他将一把雨伞借给一个顾客，借一元钱给另一位顾客，接过了别人要求保管的两把钥匙，让隔壁楼里要外出的几个人把他们的几件行李搁在他店里，向两个问他要香烟的年轻人教训了几句，又为几个人指路，替另外一个人保管一块表，以便晚些时候街对面的修理匠开门时把表给他，告诉几个打听租房的人有关在这个街区租房的各种价格的信息，倾听一个人向他叙述他家中发生的困难事，给对方很多安慰，正告几个小混混，他们不能到这个地方来，除非他们表现良好，并且告诉他们什么是良好的行为，为到他店里来买一些小商品的顾客提供进行六七场谈话的临时场所，为那些常来的顾客分理新到的报纸和杂志，他们会来这里取这些报刊，向一位来买生日礼物的母亲建议不要买那种船模型，因为一个去参加同样生日晚会的孩子会拿出这样一份礼物，在送报人到来时，从多余的报纸里找出一份前几天的过期报纸（这是给我准备的）。
目睹了他做的这么多生意以外的事后，我问他：“你有没有介绍你的顾客互相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