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些新的地盘里，有些街帮成员发现很难承受这样的生活。1959年，一封写给《纽约邮报》的信表达了这种感觉：“那天，我作为一个斯特伊佛桑特镇和纽约城的居民的自豪感第一次被愤怒和羞耻感替代了。我看见两个约12岁的小孩坐在一条椅子上，他们正在热烈地交谈着什么，他们的行为很规范———他们是波多黎各人。突然，两个保安走来———一个从北，另一个从南。其中一个指着那两个小孩向另一个打手势。有一个保安走到孩子跟前，朝他们说了几句话后，两个孩子起身离开了。这两个孩子尽量表现出什么也没有发生的样子……如果在孩子们成年以前就被剥夺了这一切，那我们如何能够期待人们拥有尊严和自信？我们这些斯特伊佛桑特镇和纽约城的人是多么可怜，我们竟然不能够和两个小男孩共享一条椅子！”
此信的编辑给这个编读往来栏目取了个标题：“呆在你自己的地盘上。”
但是，从总体上来说，人们似乎很快就习惯于生活在一个地盘里，不管是实际上有一个围栏还是只是一种象征而已，而且现在已弄不明白以前没有围栏的日子他们是怎么过来的。在大城市里出现围栏之前，《纽约客》杂志是描绘过小城镇坦克的这种现象。田纳西州的奥克里奇城在战后解除军事管制时要拆除那时建立起来的围栏，这让很多人很害怕，激起很多情绪激动的居民的抗议，他们召开了许多次气氛激昂的全体大会。奥克里奇城里的人在几年前都来自没有围栏的城镇或城市，但现在保护栏里面的生活他们已经习以为常，要是没有了围栏，他们就会担忧他们的安全。
事情就是这样。我的一个在斯特伊佛桑特镇———这个“城中之城”———出生和长大的10岁小侄子，大卫，对任何人都能在我们家前的街上行走发出了疑问：“不是说有人把在这条街上付了房租的人都记录在册了吗？”他问道：“谁负责把那些不属于这儿的人赶出去？”
把城市划分成不同的地盘，这不仅仅是纽约的解决方案，也是美国城市的改造方案。在1959年哈佛大学设计学术会议上，城市设计者们考虑的议题之一就是关于地盘这个恼人的问题，尽管他们并没有用“地盘”这个说法。讨论的例子恰好是芝加哥湖边区的中等收入住宅项目和底特律的拉斐特公园高收入住宅项目。出现在讨论者面前的是一个进退两难的问题：你想把城市的其他地区与这些安全无人监视的地方隔离开来？那样做，不仅很难，而且也会惹恼很多人。那么，让城市的其他地区进来又会怎样？同样会是困难重重，而且根本不可能。
就像纽约城青年委员会的工作者们那样，遵循辐射城市———花园辐射城市———花园辐射城市美化这些概念的城市发展商们和居住者们面临的是一个真正的困难，他们只能够在他们的范围里（正统规划理论范围内），按照他们所能把握的经验来解决。他们没有多少选择。每当一个重建改造的城市起来时，这种带有野蛮性质的地盘概念就会紧随而来，因为重建的城市已经抛弃了城市街道的基本功能，与其一起被抛弃的必然是城市的自由。
表面上，老城市看来缺乏秩序，其实在其背后有一种神奇的秩序在维持着街道的安全和城市的自由———这正是老城市的成功之处。这是一种复杂的秩序。其实质是城市互相关联的人行道用途，这为它带来了一个又一个驻足的目光，正是这种目光构成了城市人行道上安全监视系统。这种秩序充满着运动和变化，尽管这是生活，不是艺术，我们或许可以发挥想象力，称之为城市的艺术形态，将它比拟为舞蹈———不是那种简单、准确的舞蹈，每个人都在同一时刻起脚、转身、弯腰，而是一种复杂的芭蕾，每个舞蹈演员在整体中都表现出自己的独特风格，但又互相映衬，组成一个秩序井然，相互和谐的整体。一个让人赏心悦目的城市人行道“芭蕾”每个地方都不相同，从不重复自己，在任何一个地方总会有新的即兴表演出现。
我所在的哈得孙街每天都会推出这样一幕互相关联的人行道芭蕾场景。早上八点后，当我出去放垃圾袋时，我第一个进入了这个场景，这当然是一件再平淡不过的事，但我喜欢我的这个角色以及放下垃圾袋时发出的“丁当”声。这时有一队初中学生走过舞台的中心，他们扔下很多糖纸。（这么一大早，他们怎么吃这么多糖呢？）
我边打扫着糖纸边观看着这个早晨里其他的一些仪式：哈尔珀特先生正打开洗衣房小推车的锁，把它推向地下室；乔·科尔纳基亚的女婿正在把一些空箱子搬到熟食店的外面叠起来。理发师把折叠椅搬了出来，放在路边；戈尔茨坦先生正在收拾电线，这表明五金店开门了；公寓看门人的妻子把她长着圆圆脸的三岁孩子搁在门廊边，身边放着一个玩具曼陀铃，这是一个让他学英语的好地点，他妈妈不会说英语。此时，正在走向圣洛克教堂方向的小学生三三两两走过这里向南边走去，向圣维罗尼卡十字街方向的孩子则向西走去，而四十一公立中学的孩子则向东走去。另外，在街道的边缘还有两个新近设置的“入口处”，穿戴体面、姿态高雅的女士和提着公文包的男士从公寓门口和街的一侧出现，他们大多数人是去赶公共汽车或地铁，但是也有一些人会跳上人行道叫出租车，一些出租车就会在这个时候神奇地出现在他们面前，因为出租车本身就是这个早晨各种仪式中的一部分：它们先是从市中心外地区把乘客送到位于城市中心的金融区，现在又把住在市中心的一些人送到城外。与此同时，穿着便服的家庭妇女开始出现在街上，他们碰面时会停下来，简短地聊上几句，不是哈哈笑上几声，就是步调一致地抱怨什么。现在也到了我赶着去上班的时间了，我与劳法罗先生互道再见，这也算一种仪式了。劳法罗先生个头不高，身体壮实，围着白围裙，有一个水果摊。他站在街的上端他家门口，两手交叉抱在胸前，双脚稳稳地立在地面上，看上去就像大地一般坚实。我们互相点头，并且很快地朝街道的前后扫上一眼，然后回头互相看看，脸上露出微笑。过去十几年间的许多个早上我们都是这么打招呼的。我们互相都知道它的意义所在：一切皆平安无事。
这一天芭蕾舞的核心部分我不太看得见，因为大多数像我这样住在那儿有工作的人都去工作了，在别的一些人行道上担当起陌生人的角色。但是从一天工作结束的时候起，我就会知道足够多的东西，知道这个场景会变得越来越复杂有趣。那些那天不工作的码头工人聚集到白马酒吧、理想酒吧或国际酒吧喝啤酒和侃大山。来自西边办公区的一些经理们和平时午餐时经常聚在一起的商人们纷纷涌向岛晴餐馆和狮头咖啡屋；烤面包店里满是肉市场伙计和传媒学专家们；一些与众不同的“舞蹈者”也登场了：一个奇怪的老头，肩膀上挂着几串破鞋；一些摩托车骑手，长着大胡子，车后座上坐着他们的女朋友，身子随着车的颠簸在跳跃，她们的长发披挂在脸前或散在后脑；一个醉汉，头上顶着一个帽子，他倒是真的在听从“帽子协会”的要求这么做，但头上的那顶帽子却不是协会要求的那种。锁匠莱西先生掩上他的店门，他要去找雪茄店的斯卢布先生聊上一阵。裁缝库查詹先生在窗外给窗台上郁郁葱葱的花木浇水，他颇为得意地扫了一眼这些花木，并接受了从身边经过的两个路人对它们的溢美之词，然后他又用手指触摸我们楼前的悬铃木的叶子，露出一个经验丰富的花匠那种赞赏的神态，接着他穿过街道到理想酒吧去喝上一口，在那里他可以关注到他店里去的顾客，他可以隔着街道向他们打手势，表明他马上就来。婴儿车也推着出来了，一大群孩子出现在门口，从拿着玩具蹒跚学步的小孩到带着家庭作业的十几岁的大孩子。
我下班回家时，这场“芭蕾”正演到高潮。此刻正是孩子们玩轮滑、踩高跷、骑三轮自行车，以及在门廊下玩瓶盖和塑料牛仔小人的时候，屋檐下、门廊前都是他们玩的场所；此刻也正是人们大包小包买东西的时候，从杂货店到水果摊再到肉铺，来来往往，人群熙熙攘攘；此刻也正是那些半大孩子穿戴整齐出来的时候，他们会拦住路人问，他们的衬裙或衣领是不是好看；此刻也正是一些漂亮的女孩从女子学校里放学的时候，是消防车穿行而过的时候，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你会碰到哈得孙街许许多多的熟人。
夜幕降临时，哈尔珀特先生又把洗衣推车停靠在地下室的门口，这场“芭蕾”继续在灯光下进行，时有高潮，但主要集中在灯光耀眼的人行道边的比萨摊、酒吧、熟食店、饭店和杂货店。上晚班的人现在在熟食店门口停下来，买上一条撒拉米意大利香肠和一听牛奶。夜晚来临了，但街上的“芭蕾”并没有停顿下来。
我对夜深时的“芭蕾”和它的内容了解得最清楚的时间是凌晨一觉醒来照看我的小宝宝的时候，此时坐在黑暗中的我会看着外面的黑夜，听着人行道上的声音。大多数时候，我听到的声音就像是一伙人断断续续的谈话声；在早晨3点时，传来歌声，很好听的歌声。有时候是一阵尖锐的、愤怒的或悲伤的哭泣声，或者是一阵的寻找一串散落的珠子的声音。有一个晚上，一个年轻人咆哮着一路跑来，向着两个女孩子骂出很难听的话，很显然这两个女孩子是他勾引来的，但她们并没有让他满意。有很多门打开了，一群警惕性很高的人围着他站了半圈，没有太靠近他，但他们一直等到警察来为止。沿着哈得孙街的很多门洞里也探出很多头来，人们纷纷在说：“醉鬼……不正常……肯定是从郊区来的野孩子。”[2]
夜很深了，但我几乎一点也没有意识到街上到底有多少人，假若没有一个东西———就像苏格兰风笛这样的东西———把他们召集到一起的话。笛手是谁，他为什么喜欢我们这个街，这些我一概不知。我只知道在二月的一个晚上风笛嘹亮地响起，仿佛是它发出了一个信号，人行道上散乱的、逐步减少的人的步伐忽然间有了头绪，一队小小的人群迅速而安静地，甚至是奇迹般地在街上出现，人群围成了一个小圆圈，里面有人跳起了苏格兰高地舞。可以看见就在人行道旁的阴影里的人群，也能看见跳舞者，但风笛手本人却不见身影，因为他的出色的表演已经淋漓尽致地表现在他的音乐里了。他是一个穿着简单的棕色外套的小个子。当他演奏完毕，转而隐身离去时，跳舞的人和围观的人都拍起了手，掌声也来自外围的听众，那些哈得孙街旁几百个窗子里的听众。然后，窗户关上了，那个小小的人群又分化成了夜晚街上散乱的步伐。
哈得孙街上的陌生人，那些帮助我们这些当地人监视街道、维护街道的安宁的人是我们的同盟。他们人数众多，而且好像每天还都不同。不过，这没有关系。每天来的陌生人是否总是不同，就像他们看上去的那样，这一点我不太清楚。好像还真是那样的。当杰米·罗根从玻璃窗里掉下来（他正在试图劝开窗下几个扭在一起吵架的人）并几乎摔断了一只胳膊时，一个穿着旧T恤衫的陌生人从“理想”酒吧里冲了出来，快速地对他实施了止血技法，动作很是熟练，后来医院的急救人员说，这位陌生人救了杰米的命。没有人在此前见过这个人，也没有人此后再见过他。又是如何通知医院的呢？一个坐在出事地点不远的台阶上的妇女冲向公共汽车站，二话没说就从一个正在等公共汽车的陌生人手中抢过一毛钱，那人手里正拿着一毛五分钱准备买票，紧接着那个妇女又冲进了“理想”酒吧的电话间。那位等车的陌生人也紧跟着她冲过来递上手中的五分钱。没有人记得曾见过此人，也没有人在这以后再见过他。当你在哈得孙街上看见同一个陌生人三次或四次后，你就开始朝他点头。这几乎成了一种相识的方式，当然，是公共场合的相识。
我对哈得孙街上每日“芭蕾”场景的描述听起来似乎要比实际的情况夸张一点，因为文字对实际情况总会有所放大。在实际生活中，事情不完全是那样。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生活是不间断的，“芭蕾”永远不会停顿，但是总的情景是安宁祥和的，总的节奏甚至是悠闲的。那些对城市里诸如此类充满活力的街道了解得很清楚的人肯定会知道是什么样的情况。我害怕的是那些不甚了解的人总会在脑子里产生错误的概念———就像早先根据旅游者对犀牛的描述画出来的犀牛图那样。
在哈得孙街，就像在波士顿的北端或任何一个大城市的充满活力的街道上一样，在维护人行道的安全方面，我们住在这个街区里的人并不比那些住在安全无人监视的地区的人能干多少，那些人所处的地盘互相间虽相安无事，但依旧互相敌视，因此期望远离这种状况。我们这里的人成了城市秩序幸运的拥有者，它使得我们维护安宁的行为变得相对简单，因为在我们的街上有足够多的眼睛在进行着监视。并不是说这种秩序本身是简单的，或者只是简单的人数问题。这里的大多数人在监视这个工作方面都有着这样或那样的专门经验。他们的经验组合在一起，在人行道上发挥作用，尽管这本身并不是专门组织起来的行为，但这正是力量之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