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根海姆产生了很强的好奇心，想要弄个明白。他发现，那些不愿离校的孩子毫无例外都来自附近的一个公共住宅区。而那些愿意离校的孩子则毫无例外地来自附近一个老“贫民区”街区。他发现秘密其实很简单。那些回到有着玩耍场地和草坪的公共住宅区的孩子要经历被欺负的危险，一些蛮孩子强迫他们把口袋翻出来，否则就挨一顿揍，有时候即使翻了口袋也得挨打。这些小小孩每天回家都得经历这种让他们恐惧的考验。古根海姆发现，那些回到老街区去的孩子则可以不受这种敲诈勒索的危险。他们有很多条街可以选择，他们很聪明地选择最安全的街道。“如果一旦有人盯上了他们，他们总是可以奔向一些店主，或找到一些可以帮助他们的人，”古根海姆说，“如果有人在路上等着他们，他们也总是可以选择各种逃离的路线。这些孩子感到很安全，自信满满，他们喜欢回家。”古根海姆做了相关的观察，发现那个公共住宅区里装扮得像风景似的庭院和休憩场地是多么乏味而荒凉，相反，在镜头和由此产生的想象里，老街区则是显得多么的丰富有趣，变化多端。
还可以看看另一个来自真实生活的故事。1959年的夏天纽约发生了一场青少年械斗，造成一名15岁女孩死亡，而她与械斗的人毫无关系，只是当时碰巧站在她所在的那个住宅区的一个庭院里。在接下来的审讯中《纽约邮报》报道了此事件造成的最终的悲剧和发生的地点，内容如下：
第一次斗殴大约发生在中午，“运动者”一帮人进入莎拉·迪诺·罗斯福公园[8]，而这是福斯街“圣男孩”街帮的地盘……在下午的时候，福斯街街帮的年轻人决定使用他们最厉害的武器，来福枪和汽油弹……在混战的过程中，也是在莎拉·迪诺·罗斯福公园里……一位14岁的男孩挨了致命的一刀，另外两个男孩受了重伤，其中一个只有11岁……晚上9点左右，（七八个福斯街的男孩）突然来到“运动者”靠近丽莲·华德住宅区附近的住处，从D道的无人地带（住宅区庭院的边界处）把他们的汽油弹扔到了那伙人中间，而就在这时，克鲁兹蹲下来扣动了扳机……
这三场械斗发生在什么地方？发生在公园里和公园模样的庭院里。在这些械斗发生以后，需要补救的办法之一却用更多的公园和操场。这些行为不得不让我们感到有点丈二和“街头帮派”进行的“街头打斗”主要是在公园和娱乐休憩场地。《纽约时报》在1959年9月总结过去10年这个城市发生的最严重的青少年街帮斗殴事件时，发现每一起都是发生在公园里。更有甚者，不仅在纽约，而且也在别的城市，人们越来越多地发现，陷在这些恐怖事件中的孩子们来自一些超级街区，在那些地方不见孩子们在街上玩耍的身影（街道本身已经大部分被挪走了）。纽约下东区青少年犯罪最严重的地带（上述械斗发生的地方）就是在如同公园般的公共住宅区。布鲁克林两个最难对付的街帮就源于最老的公共住宅区中的两个。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纽约青年委员会主任拉尔夫·惠兰报告说，哪儿有新的住宅落成，“哪儿的少年犯罪率就肯定会上升”。费城最厉害的女子帮派是在这个城市的第二老公共住宅区的场院里发展起来的，而少年犯罪频率最高的地带也就在那些主要的公共住宅区。在圣路易城，古根海姆发现与该城最大的住宅区相比，少年勒索事件发生的住宅区相对来说反而更安全。那个最大的住宅区面积有57公顷之大，草坪遍地，游乐场点缀期间，却不见街道，这是此城少年犯罪的主要酝酿场所。[9]别的且不提，这样的住宅区正是意图把孩子从街上弄走的好例子。这些地方的设计部分地正是为了满足这个目的。
这种令人失望的设计结果并不奇怪。适用于成人的城市安全和城市公共生活的原则同样也适用于孩子们，不同的是在危险和野蛮行为面前，孩子们比成人更加脆弱，更加容易受到侵害。
在实际生活中，如果把孩子们从活跃的城市街道转移到一般的公园和公共住宅区或玩乐休憩场所，会发生什么重大变化呢？
在大多数情况下（幸运的是，不是所有的情况都是这样），最大的变化就是：孩子们从一个成人眼睛能够看见的比率很高的地方转到了成人出现率很低或根本没有的地方。如果认为这代表了城市中孩子抚育的一个进步，那纯粹是白日做梦。
城市孩子们自己最清楚这点；过去的几代孩子都知道这一点。“当我们要干一些反社会的事时，我们总是去林地公园，因为那里没有一个成年人能看得见我们，”杰西·赖歇克说，他是一位在布鲁克林区长大的艺术家。“在街上玩时，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做不成什么事。”
现今的生活仍是如此。我的儿子在说到他是怎样逃脱了四个孩子的袭击时说，“当我不得不经过空旷地时，我怕极了，他们会抓住我的。如果他们在那里抓住我，我就完了。”
在曼哈顿西边城中心休憩场地里发生两个16岁孩子被谋杀事件几天后，我心情沉重地造访了那个地方。附近的一些街道显然已经恢复了正常。上百个孩子正在玩各种各样的街头游戏，喧闹地互相追逐。他们直接处于人行道上和街边窗户里无数个成人的眼睛的注视下。人行道不是很干净，而且也太狭窄，承担不了人们对它的过多的要求，另外也需要一些林阴地，可以遮挡太阳。但是，这里没有火药味，没有暴力或闪亮的危险武器。在那个谋杀案发生的空旷地，情况也显然是恢复了正常。有几个小男孩在一张木凳子下点火。另外一个男孩正在挨打，头被撞向水泥地。此地的看守正在专心致志地降下一面美国国旗，动作很认真，也很缓慢。
在回家的路上，我经过我家附近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清静的空旷地，我注意到那个晌午那儿唯一的“居民”是两个小男孩，他们的母亲和那个场地的看守人都不在旁边，这两个男孩正在威胁着用他们的旱冰鞋砸一个小女孩。另外还有一个醉汉，他从地上抬起身子，摇着脑袋，嘴里嘟囔着说他们不能这样做。而在街道的下边，在那个住着很多波多黎各人的街区，却是一副相反的景致。28个各种年龄的孩子正在人行道上玩耍，没有暴力、没有火药，最厉害的争吵不过是为了一盒糖而引起的打闹。这些孩子都在这个地方来来往往的成年人不经意的监视之下。这种监视看起来似乎很随意，其实不然。可以证明的是，争糖果的事发生后，很快就被解决了，“和平”和“正义”很快又重新恢复了。这里成人的脸孔不断在发生变化，因为总有不同的人从窗户里探出头来，不同的人不停地在这里来往，去办他们的事，有些人匆匆经过，有些人稍稍停留一阵子。但是，成年人的总数大致保持一个常数，在我观察的那一个小时期间，保持在8与11个之间。到达家里时，我注意到在我们这条街的尽头，在公寓楼、裁缝店、我家的房子、洗衣店、比萨屋和水果摊的前面，有12个孩子正在人行道上玩，他们同时也在14个大人的视野之内。
当然，不是所有的城市人行道都是处在这样的监视之中的，这也正是规划要帮助恰当解决的城市问题之一。不经常使用的人行道不能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提供恰当的监视。而另一方面，如果人行道旁的居民总是在不断地、快速地变化，那么即使有更多的眼睛监视，人行道也还是会不安全。但是，在这些街道附近的休憩玩耍场地和公园比这种情况还要糟糕。
下一章里我们会看到，也不是所有的休憩玩耍地和公园都不安全，或缺少足够的监视。但是，那些情况良好的公园和休憩玩耍空地一般来说都是位于一些安全和活跃街道的街区里，那儿盛行的是文明的人行道公共生活。在不同的人行道和玩耍空地之间不管在安全和环境的健康方面存在着如何的不同，就我所发现的情况看，这两者（安全和环境的健康）都青睐看似条件差的街道。
城市里那些要肩负抚养孩子的实际责任（而不是理论上的责任）的人对此都有体会。“你可以出去玩，”城市里的母亲会这么说，“但是一定要在人行道上。”我也是这么跟我的孩子说的。这么说，我们并不仅仅指“不要到马路上去，那儿的车多”。
一次，一个9岁男孩被一个不知名的袭击者推下一条下水道———当然是在公园里，后来奇迹般地获救。在报道这个故事时，《纽约时报》这么写道：“那天早些时候，孩子的母亲告诉一起玩耍的孩子们不要到高桥公园去……结果给她说对了。”那个男孩的几个伙伴急中生智从公园里跑了出来，回到乱哄哄的街上，他们很快就得到了帮助。
波士顿北端的住宅小区委员会主任弗兰克·哈维说，父母们经常来问他这个问题：“我告诉我的孩子们晚饭后在人行道上玩。但我听说他们不应该在街上玩。我做错了吗？”哈维告诉他们没有错。他举了北端的例子，那儿的少年犯罪率很低，因为孩子们在那里玩耍时总能够受到很好的监视，而监视最强的地方便是在人行道上。
怀着对城市街道的仇恨，花园城市理念的规划者们认为解决的办法是把孩子们拽离街道，让他们处于完整的监控之下，办法就是在超级街区的中心为他们建立封闭的园地。这个政策已经为辐射型花园城市理念的设计者所继承。今天，很多大型的重建改造地区就是正在按照在街区内建立封闭的公园般园地这一原则来规划的。
这样的规划设计存在的问题可以从现有的一些例子中看出端倪，如匹兹堡的查塔姆村，洛杉矶的鲍德温山庄以及纽约和巴尔的摩等地的一些规模小一点的“孤岛”式庭院住宅地。没有一个有点活力和爱动的孩子长到6岁时还喜欢呆在这些趣味索然的地方。大部分人在更早的时候就想出去了。在实际生活中，这些被保护起来的、“共有”的世界适合于三四岁的孩子，这个时间在很多方面也正是最好管理的年龄段。这些住宅区的成人居民也不想让那些大一点的孩子来他们那些四面围遮起来的院子玩耍。查塔姆村和鲍德温山庄明确禁止孩子们这么做。那些小小孩是用来作装饰的，而且也相对温顺，而大一点的孩子则要吵闹得多，他们精力充沛，是环境的主人，而不是要让环境来限制他们。因为周围的环境早已是非常“完美”，所以也就不能允许孩子们的活动。再有，正如从已有的例子和规划中的建设项目可以看到的那样，这种情况要求楼房面向里面的园地。否则，园地的美丽风景就不能发挥作用，也不会得到很多目光的关注和居民的光临。那些相对而言没有人气的楼房背面，或者更为糟糕的是那些楼房尽头的空白墙也就因此面向街道。由此，在几年的时间里，原本并没有什么特别“规划”的人行道上的安全被为着一些特别的人群特别设置的安全方式替代了。当孩子们冒险冲出这个圈子———他们必须也一定会这么做，他们就会遭到恶劣对待，就像其他人一样。
以上我一直在讨论城市里抚育孩子的负面问题：保护孩子的多种因素———如何使他们避免受自己的愚蠢行为的影响，如何避免心怀恶意的成人的影响，以及孩子们相互间的影响。之所以这么做，目的是通过最容易让人理解的问题来表明：这种谬论认为公园和玩耍休憩空地对孩子来说自然而然是一个适宜的地方，而街道则原本就不是。
活跃的人行道当然有着很多可供孩子玩耍的地方，至少，这与人行道上拥有的安全和对孩子的保护一样重要。
城市里的孩子需要各种各样玩耍和学习的地方。此外，他们还需要有机会接触各种各样的运动，进行锻炼和培养身体技能———更多的比之他们现在已有的更能容易获得的机会。但是，同时他们也需要一个户外的非专门的活动场地，在那儿可以玩耍、嬉闹并且形成对世界的了解。
这样一个非专门的孩子嬉戏的地方正是人行道能提供的———城市活跃的人行道可以出色地完成这个任务。如果这样的以家庭所在地为基地的嬉戏场地被转移到了专门的玩乐休憩场地和公园里，那么不仅是孩子会在那里遇到安全问题，而且在人力、设备和场地方面的投资会被浪费掉，而这些钱原本可以更多地投到溜冰场、游泳池、可以划船的小湖和其他一些专门的户外设施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