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的家世很不幸，他的母亲苏珊娜因生育卢梭而死，这场灾难还造成了新生儿先天尿道畸形，这个痼疾折磨了天才卢梭一生。钟表匠父亲伊萨克自然是对这个孩子又爱又恨，因为他是“魔鬼的礼物”——他害死了自己的母亲。但是，从今天的角度看，卢梭的这位钟表匠父亲完全就是一位杰出的学者，是汤普森所说的“自修者”，因为他的脑袋里不仅装着钟表行走的规律，还装着宇宙按照自然秩序循序渐进的想法，在他看来，宇宙就是个钟表，上帝便是钟表匠行会的总舵手——是最大的钟表匠：
伊萨克是有学问的人，他给孩子讲天体的运行和哥白尼的学说，还讲了宇宙学的基本知识。1719年冬天让-雅克7岁时，把母亲留下的小说都看完了，接着就读他外祖父萨穆尔·贝尔纳教士留下的书。这一次，他开始读另外一类书籍：他读莫里哀的作品和奥维德的《变形记》，还有呢！父子两人开始读纳尼的《威尼斯史》、博絮埃的《世界史讲义》、丰特耐尔的《关于宇宙多元性的谈话》和《死人的对话》；还浏览了塔西佗和格劳秀斯的著作。甚至勒絮尔的六大卷《教会和帝国史》他们也不厌其烦地读。卢梭说他“几乎能把这部书背下来了”。在摇曳的烛光下，伊萨克修钟表，而让-雅克则琅琅读书。[18]
“伊萨克修钟表，而让-雅克则琅琅读书”——这情景令人无限感慨。我们不要忘记，他们读的是天体物理，是莫里哀、塔西佗和格劳秀斯，是罗马史，并不是《故事会》。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这幸福的场景绝不是学院里研究生的求学时光，而是一个普通钟表匠和他的儿子的日常自修生活。今天的我们已经完全不能想象这一场景的重现：一个修表师傅或者鞋匠，能够一边在街头劳动，一边与他的儿子讨论康德、黑格尔、德里达、玻意耳和爱因斯坦。
卢梭的童年生活，便是那个时代欧洲工匠阶级日常生活的写照，而我们将会看到，7岁时的烛光最终变成了《社会契约论》这一照彻全人类数个世纪的灯火。
实际上，欧洲文艺复兴的主体并不是所谓的“人文主义者”，因为它的主体，就是卢梭父亲那样的工匠阶级。不必说在文艺复兴初期神学家和经院哲学家们与劳动实践完全脱离，即使当时的人文学者的生活也完全如此。人文学者们重视的是古代经典、语言文字和文学形式，并不是卢梭的父亲在修表过程中研究的《关于宇宙多元性的谈话》这类著作。人文学者们“复兴”的知识，是被阿拉伯人发掘出来的古希腊哲学和修辞学。随着东罗马帝国的灭亡，这些古典知识被东罗马遗民带到南欧，这些人文学者们既不会修理钟表，当然也从不关心一切能够减轻劳动负担的技术性问题。恰恰相反，在人文学者们看来，钟表匠们关心的只是些“下等人的问题”，这是因为人文学者不必修理机械和地球，他们依赖王公、贵族和银行家的资助为生，并持有其资助者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偏见，他们蔑视体力劳动者。[19]
对现代科学的诞生产生了绝对影响的就是手艺，是手艺人的知识，而不是人文知识。科学史家齐塞尔正确地描述了文艺复兴时期知识与劳动的关系，他指出，那个时候，外科医生与理发匠没有区别，艺术家与刷墙工和裱糊匠没有区别，科学家与石匠和钟表匠没有区别。后来名震欧美世界的“共济会”，起初也不过是石匠的行会组织（多名美国总统都是“共济会”成员），在文艺复兴时代，他们统统被大学里的人文学者鄙视：
“技”艺和“文”艺的社会对立，脑体的对立，影响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所有智慧活动和职业活动。大学训练出来的医生中意于对古代医书评头品足；而需要动手术和做解剖的外科医生则与理发师为伍，社会地位与助产士相差无几。文人学者与艺术家（指艺术性的技师——引者注）相比，人们更仰慕前者。14世纪，艺术家还没同刷墙工和石匠区分开来。[20]
实际上，推动了包括哥伦布航海在内的欧洲地理大发现的人们，就是一群直接从事生产实践的普通劳动者，尽管他们在大学里的人文学者们眼里是“下等人”：“在大学学者和人文学者之下的是手工艺人、水手、造船工、木匠、铸造工和矿工。他们在技术进步和近代社会发展的道路上默默无闻地工作着。他们发明了航海指南针和枪支；建造起造纸厂、钢丝厂和模具厂；他们创造了鼓风炉，并于16世纪把机器用于采矿业。他们冲破行会传统的限制，受到经济竞争下产生的发明的鼓舞。无疑，正是他们成为经验观察、试验操作和因果关系研究方面的先驱。他们没有受过教育，可能还是文盲，正因如此，今天我们甚至不知道他们的名字。”[21]
工匠也分高级工匠、艺术工匠和一般的手工业者。高级工匠，正如卢梭的父亲一样，正是一群热爱读书和善于学习的“文化人”——非常幸运的是，欧洲的文字绝没有汉字那般繁难，即文字没有成为阻碍知识向下层传播的藩篱，何况那些被当时的人文学者鄙视的“不着调的知识”也并不是用拉丁文写的。而通过阅读塔西佗和莫里哀的著作，通过了解牛顿和宇宙多元性的学说，这些高级工匠和饱学的天文学家、医生、人文学者讨论接触。从这些学者朋友那里，他们知道了阿基米德、欧几里得和维特鲁维奥，但他们的创造精神是从自己的工作中得到的，所以他们对于知识的理解有学者所达不到的地方，尽管他们不能将这些实践知识理论化、体系化，但他们贡献了多数的技术发明创造，从而成为真正的科学先驱。正如齐塞尔所说，虽然“不能把这些高级工匠叫作科学家，他们是最贴近科学的先辈。他们理所当然成不了当时世人眼中可敬的学者。科学方法的两个组成部分：智力的系统训练与实验观察在1600年以前仍然是割裂的。前者把持在上层有学问的人手里，这些人包括大学学者和人文学者；而后者则或多或少地留给了底层平民劳动者”[22]。
马克斯·韦伯认为资本主义文化产生于北欧的新教伦理，但他的说法是错误的。实际上，无论是美第奇家族还是威尼斯商人都兴起于南欧天主教地区。而现代科学思想则诞生于北欧的工匠文化。
“工匠”与“学者”之间彼此隔绝的局面，在16世纪终于得以改变。这首先就是由于欧洲的宗教改革——或者干脆说是“宗教迫害”运动，工匠们为了躲避宗教迫害，纷纷逃亡，这就使得工匠行会在北欧和英格兰聚集起来。工匠们的力量在这些地区空前壮大，工匠组织占据了社会的主导地位，于是，工匠们不再满足于行会这种单独的组织形式，而是要形成一个行会的大联合。在卢梭的家乡日内瓦，他们把这种联合体称为“共和国”，并开始把自己称为“公民”或者“人民”。
卢梭生来就是“公民”，这是喜好读书钻研的父亲的另外一个遗产，于是，他在自己的第一部作品（也是成名作）[23]的封面上郑重其事地印上：“日内瓦的一位公民作”。
卢梭学说的重大贡献，是使工匠阶层由中世纪的纯粹经济阶层，上升为政治阶层——使工匠由平民上升为“公民”。实际上，我们最常用的一个词“人民”，以及马克思所指称的“无产阶级”，都是受到了卢梭“公民”概念的启发。正是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发明了“人民”这个概念，他按照主权、人民、法律和共和国之间的相关性，给出了这样一个定义：
这一由全体个人的结合所形成的公共人格，以前称为城邦，现在则称为共和国或政治体；当它是被动时，它的成员就称它为国家；当它是主动时，就称它为主权者；而以之和它的同类相比较时，则称它为政权。至于结合者，他们集体地就称为人民；个别地，作为主权权威的参与者，就叫作公民，作为国家法律的服从者，就叫作臣民。但是这些名词往往互相混淆，彼此通用；只要我们在以其完整的精确性使用它们时，知道加以区别就够了。[24]
无论公意、法律、主权还是共和国，它们的基石都是“人民”。我们要记住的是：法语中的“人民”（le peuple）如同西班牙语的“人民”（el pueblo），都不是“每个人”的同义词，它指的是作为政治主体的“劳动阶级”，是有文化、有手艺的劳动者。而卢梭所谓“人民”的基础，其实就是工匠阶级。
“人民”和共和国作为政治主体，是政治运动的产物，这种政治运动，就是反宗教迫害运动。
要知道什么叫作日内瓦公民，首先要了解日内瓦共和国形成的过程，特别是要了解16世纪以来欧洲特殊的宗教背景：西班牙帝国意图推广天主教，开始大规模迫害异教徒，这里的异教徒便是基督教新教徒、犹太教徒，迫害方式首先是流放，其次是追杀。菲利普二世以来，西班牙帝国所发动的一系列针对荷兰、英国的战争，都是这种追杀异教徒的宗教战争。
16世纪，由路德编译的《新约》出版，《新约》采用的语言是德文而非拉丁文，这是宗教改革运动走向高潮的标志。宗教改革运动将欧洲的基督教一分为二——天主教和新教。由于西班牙天主教帝国的流放和追杀，大部分新教徒工匠跑到荷兰、英国、德意志，还有一部分跑到了日内瓦。不过，西班牙帝国蓄意的迫害运动却充当了“历史进步的鞭子”，它产生了一个无意识的结果，即导致了欧洲的工匠师傅由原本经济发达、贸易集中的南欧向当时相对闭塞的英格兰、北欧流散，这种工匠的“大流动”造成了手工业行会的大聚集，它最终为经由行会向工厂生产的大转变，即我们后来所谓的“工业革命”，提供了历史条件。
瑞士人的名言是：“瑞士之所以成为瑞士，是因为有些德意志人不愿做德意志人，有些法国人不愿做法国人，特别是有些意大利人不愿做意大利人，于是，这些人一起成了瑞士人。”瑞士以制表业和私人银行业著称于世，但是，制表业却并不是在瑞士土生土长的，16世纪末法国的宗教大屠杀导致了大批追随加尔文的胡格诺教徒逃到瑞士，这才带来了制造钟表的技术。至于私人银行业，其直接起因是欧洲工匠因逃避宗教迫害，携带着财产从南欧和法国逃到瑞士，而它更初始的根源则可以追溯到十字军东征，带兵出征的欧洲贵族将其财产和掠夺来的财物交给代理人经营，由此产生私人银行业务的萌芽。这个萌芽，随着欧洲内部愈演愈烈的宗教战争的扩大，随着国王们为了扩大战争而日益增加的筹款需要，而日益庞大起来。[25]
卢梭出生时（1712年）的日内瓦，只有1.8万人，这些人的共同特点有三个：其一，他们都是新教徒，即不同于天主教徒的基督教徒；其二，他们都是因西班牙天主教帝国的宗教迫害，与天主教会发生冲突，被赶到北欧的流亡者，即都是移民；其三，他们大部分是工匠劳动者，他们的组织形式与教会不同，是行会。
日内瓦作为“行会工匠的逃难之乡”，作为“流亡者的避难所”，相较荷兰这种处于海平面以下的地方，或英格兰那个孤岛而言，自然条件还算是好的：处于群山环抱之中的日内瓦，作为一个与欧洲各大君主国没有联系的、孤立的“移民共同体”，很自然地采用了一种独特的管理方式，这种方式是以工匠为主体的“公民”们每年聚会一次，选举他们的管理者和官员。因此，日内瓦号称自己是一个“流亡者共和国”，是一个“民主国家”。这表明，“民主”并非从天而降，它往往是与移民社会、工匠劳动者社会相联系的，更为严格地说，是与欧洲历史的独特遗产——严酷的宗教迫害联系在一起的。中国文明在发展过程中缺乏欧洲那样残酷的宗教、种族迫害经历，也缺乏行会这种工匠劳动者组织的发展，所以，我们也便难以理解与之相伴随的宗教反抗、阶级斗争、行会聚集乃至大规模的移民——工匠社会的形成。
实际上，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提出的以“公民代表大会”为基础的政治制度（起初是为日内瓦所设计的），在很大程度上即是“流亡工匠代表大会”制度。《社会契约论》日后成为美国《独立（大会）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in Congress，即我们常说的《独立宣言》）的蓝本。而与后来的美国社会一样，日内瓦移民社会的前提是：作为有手艺的劳动者，共同体成员没有什么先天社会背景，即“起点相同”，因此，民主的基础就是劳动者的平等，而社会分工是按照手艺来确认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5—1846年间共同撰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未完成稿）中曾盛赞北美的移民社会，认为移民社会有利于摆脱旧世界的交往方式，而采取全新的交往方式，这显然是受到了卢梭的启示。与卢梭一样，马克思一生中的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在流亡中度过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布鲁塞尔撰写的《共产党宣言》[26]也是为了在伦敦和巴黎的德国流亡工人组织[27]而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