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说，商品并非简单的“劳动产品”，商品的“价值”也并非劳动和劳动者赋予的，因为商品的价值是由社会再生产领域的垄断者即社会法则和价值尺度的制造者们赋予的。所谓商品的“二重性”是指：一方面，商品是各种不同的社会劳动的产物，它表现为商品的使用价值；另一方面，商品又是社会再生产的产物，表现为植入人们头脑中的社会法则和价值尺度，是人们头脑和精神的产物，是现代人的价值依托，它表现为商品的“价值”。
作为价值，作为与生产劳动相对立的社会再生产的产物，商品中并没有凝结着什么“社会一般劳动时间”。商品中所凝结着的，乃是现实社会的权力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这就是指资本的支配地位。[11]由于资本积累法则统治着社会、分裂着社会，并与劳动和劳动产品相对立，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发展的速度总是赶不上资本扩张的速度，消费永远不可能反映真实的社会需求，它只能扭曲社会需求，它反映的是一种扭曲（异化）了的社会关系。
简单地提倡“消费”，并不能改变美国资本主导的不合理的世界经济秩序。今天，中国是全球奢侈品的主要消费国。中国有三亿左右的人口是世界品牌的热爱者，他们消费名牌，其实就是真正地在彰显“西方普世价值”，并通过这种价值来昭示自己的社会权力和地位，而不是追求商品的使用价值，也就是说他们消费的只是观念。他们崇拜名牌如同教徒崇拜圣物，名牌商品是他们在这个价值虚无的世界上的护身符。可惜，这些“虔诚的商品拜物教教徒们”恰好都比较有钱、有消费能力，这三亿左右的人每年的消费支出占全国人民消费总支出的50％以上，即在每年超过13万亿元的消费品零售中占了7万亿元。如果他们中30%的消费是购买了国际名牌和服务，其中一多半的钱用于买了“牌子”，那么就有1.5万亿元在无形中被拿走了。而中国有钱人出国购买“品牌服务”和“国际品牌”已经是世界第一，每年在国外花在“牌子”上的也约有1万亿元。这加起来应该有2.5万亿元，也就是说，中国每年会向西方“虚拟经济”“普世价值”贡献2.5万亿元。[12]更不要说“成功人士”投资移民、稍微有点钱就要自费出国留学了，如果这两项再加起来，那么中国每年起码会再向发达国家贡献7000亿元。[13]
中国是西方教育（主要是美国教育）的主要消费国。
美国教育比中国教育先进——这几乎成为国人的共识。但是，这种共识基本上是虚假的。美国教育充满了种族歧视与不平等，20世纪80年代，美国成人文盲人口达2300万（占美国总人口的1/10）。与中国不同，美国没有国家教育发展战略规划。1979年卡特执政时，联邦教育部方才从卫生教育福利部中独立出来，只是在奥巴马时代，美国方才制定了全国性的课程标准——“州共同核心课程标准”。
美国是通过购买人才的方式来弥补其教育和人才培养上的失败的。美国大规模地为中国留学生（特别是工程技术专业本科生）提供奖学金，不是因为美国的钱多得花不了，这恰恰证明了美国教育的失败和中国人才培养上的成功。
如果使中国教育与美国接轨，只能使中国教育变得不公平、不公正。当前中国的“学区”制度和由此而带来的“学区房”问题，就是盲目学习美国的结果。
如果经济发展的目标是积累美国资本，那么，就不能以经济发展的成果真正惠及广大劳动者。“作为物，我们没有使用价值。作为物，我们具有的是我们的价值。”[14]如果没有马克思的“拜物教”理论，凭借今天流行的那种与美国接轨的经济学，我们恐怕永远都不能解释一个最简单的事实：为什么中国人均创造的物质财富达到了发达国家的一半以上，但实际享受的财富只相当于发达国家的1/6。
物质生产与社会再生产的对立、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对立、主要制造国中国与代表“普世价值”的西方国家之间的对立，深刻地体现了马克思所揭示的商品的“二重性”——使用价值与价值之间的对立。它雄辩地印证了马克思在100多年前提出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真理性：“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就是说，他们还作为思维着的人，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而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思想是一个时代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15]我们身处的时代，正如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各社会阶段一样，由生产领域和社会—文化再生产领域这两者构成。社会再生产领域不但为我们提供精神依托和社会价值观，也为社会的生产和交换领域制定法则。这正像马克思在“商品的二重性”理论中所指出的那样：商品的使用价值，作为劳动的产物，受商品的价值法则支配，而后者和商品的交换价值一样，取决于社会再生产领域制定的抽象法则。
物质生产与社会再生产领域的对立，是现代世界分裂的真正根源。
如果没有卡尔·马克思，我们就永远不能解释在挥汗如雨的同时，人类被压迫、受奴役的真正根源，也就不能解释人类不平等的基础和起源。
正是从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今天，中国共产党人清醒而深刻地认识到，改造现存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关键，就在于坚定不移地深化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体系，使金融体系更好地服务和促进实体经济发展。2012年6月，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七次峰会上，中国领导人在讲话中，首次对“以美元为完成形式的价值形态”表达了深刻的不满：
坚定不移深化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体系，对世界经济健康稳定增长十分重要。我们应该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进一步深入，当务之急是落实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0年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长期稳定的资金来源。中方赞同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资源，提高其应对危机和紧急救助能力，以更好履行维护全球经济金融稳定职责。我们应该提高国际金融机构负责人遴选程序的透明度和合理性，增加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我们应该加强国际金融监管，使金融体系更好服务和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我们应该完善国际货币体系，扩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使用并改善其货币篮子组成，建立币值稳定、供应有序、总量可调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16]
这当然是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对当代世界局势做出的有力回应。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改造以“美元”为完成形式的价值形态，改变国际资本积累和全球消费形式，是一场艰苦、漫长而残酷的新形式的斗争，要进行这种有着新的不同特点的伟大斗争，我们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无产阶级与现代文明的起源：工匠、工程师、无产者
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
——恩格斯
马克思是大知识分子，是无比杰出、深邃的学者，但是，人们却把他称为“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
以批判“旧世界”和现存资本主义秩序为工作目标的马克思，很难说崇拜过什么，如果有的话，那么，他毕生崇拜的就是无产阶级。
一个大知识分子、一个如此伟大的学者毕生竟然以无产阶级为服务对象，这在今天的“精英”们看来，如果马克思不是在“作秀”，那一定就是“神经错乱”。
我们首先要知道：马克思毕生讴歌并为之战斗的无产阶级，乃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无产阶级是与现代欧洲文明一起产生的，它是作为现代科学技术的发明者和掌握者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马克思所理解的无产阶级，从一开始就既是劳动者，但更是知识者——先进生产力与先进文化相统一的代表者。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使在今天的欧洲，我们恐怕也很难看到、找到马克思所说的那种“无产阶级”了。曾几何时，在劳动成果被剥夺的同时，无产阶级创造的先进文化（包括科学技术）也被资产阶级盗取了，无产阶级已经被从社会再生产领域中驱逐出去，两手空空地走向了阴暗的物质领域。
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的前身，是以“行会”为依托的工匠阶级，而正是工匠们推动了欧洲的文艺复兴，正是他们开创和引导的“自然的知识”大潮成为欧洲启蒙运动的内核与动力；也正是他们在生产劳动中，为了缩短劳动时间、减轻劳动负担，利用自然力以增加社会财富而创造的那些发明，促进了科学与技术的大革命，并最终推动了欧洲历史上最重大的变革——现代工业革命。
欧洲科学技术史表明：自16世纪以来，欧洲无产阶级及其前身工匠劳动者，就是欧洲社会前进的根本动力，是他们引导了文艺复兴、开辟了启蒙的自然知识领域，最终，正是他们的后继者——产业无产阶级创造出现代科学技术。16世纪以来直到工业革命的爆发，在这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工匠和产业无产阶级一直就是欧洲最文明、最有文化的阶级。在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劳动与知识非但没有分离，而且人们还日益认识到：只有思辨体现为行动，只有头脑被手的试验、劳作所证实，如此获得的知识才是“真正的知识”——而这就是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的动力，是欧洲“新文明”的实质。这种“新文明”的基本特征就是唯物主义，它最终的代表者当然就是无产阶级。
在著名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中，E.P.汤普森指出，英国的工人阶级就起源于工匠，他们最初的斗争，恰恰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手艺和技艺，以免沦为无产阶级。工匠的“手艺”是这样一种知识：它表现为手与脑、知识与劳动的结合。而这种维护“手艺”的努力在资本的打击下失败之后，他们又以工匠组织的方式与资本进行政治对抗，正是在这种斗争中，产生了无产阶级文化，产生了无数“优秀的发明家、组织家、新闻撰稿人和政治理论家”。
汤普森说：
这也许是英国所具有的最突出的大众文化。它包含大量的各种各样的技艺、金属、木材、纺织和制陶工人，如果没有他们从上辈承传下来的“秘技”以及利用原始工具进行发明创造的高超技能，工业革命的创举几乎不可能超出纸上谈兵的范围。从这种工匠和自修者文化中产生了许多引人注目的优秀的发明家、组织家、新闻撰稿人和政治理论家。要说这种文化是后进的或保守的倒也容易。工匠和外作工的伟大运动持续了30多年，它的目标确实是为了避免自己沦为无产阶级。
当他们知道这一事业失败之后，他们在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又再次提出自己的主张，力求实现新的想象中的社会控制形式。在整个这段时期中，他们作为一个阶级曾受到镇压，而且在自己的群体中也处于被隔离的状态。然而，反革命所力图要镇压的东西反而在准合法的地下组织中变得更坚定了。只要统治者的压迫一放松，人们就会从小工场或织工居住的小村庄里走出来并提出新的要求。他们被告知没有权利，但他们知道他们是生而自由。骑兵纵马冲击他们的集会，他们获得了公众集会的权利。小册子作者被监禁，他们就在监狱里编辑小册子。工会成员被送进监狱，一路上有乐队和手持工会旗帜的队伍相陪伴。[17]
马克思主义并非横空出世，它首先是欧洲现代新文明的产物。在马克思之前，欧洲的工匠阶层中已经产生了无数“优秀的发明家、组织家、新闻撰稿人和政治理论家”。在产业无产阶级产生前，已经存在工匠的联合、工匠的组织，已经存在工匠的代言人。因此，只有将马克思放置到欧洲新思想家的群像之中，他的面貌才能被更为清晰地看到。可惜的是，在这一方面我们过去做得不够。
为了补上这一课，我们现在就必须从启发了马克思的欧洲思想“先驱们”说起，而这些“优秀的发明家、组织家、新闻撰稿人和政治理论家”中最为重要的，首推卢梭。
实际上，在马克思之前，是卢梭最早认识到：现代社会的兴起乃是与社会分化和社会不平等相联系的。卢梭目睹了城乡分化背后农民与商人的分化，目睹了城市里巧夺天工的工匠与能说会道的“人文学者”之间的分化。作为工匠的儿子，卢梭认为那些能说会道的“人文学者”本质上与神学家们一样，都不过是些靠煽动迷信，调动人的不可靠的“想象力”，从而促使人相信、接受一种可疑的社会价值标准的“骗子”，他们与辛勤劳作的农民和巧夺天工的工匠们不同，正是这些“形而上学者”败坏了欧洲文明，也败坏了人类的“理解力”；一旦将他们消灭干净，鲜红的太阳（“人类理解力”的太阳）将照遍全球。
让-雅克·卢梭（1712—1778），1712年6月28日出生于日内瓦，他的父亲伊萨克·卢梭与著名物理学家牛顿同名，是日内瓦的一位钟表匠。了解卢梭的家世，可以使今天的我们能够穿越历史，去认识什么是欧洲的工匠阶级，去了解工匠阶级在历史上能够做什么，以及他们实际上做到了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