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十字军运动使得传入伊斯兰地区的中国的四大发明散播到欧洲。而宗教改革与宗教迫害则造成了工匠的集聚，航海事业又带来了新的财富和新的知识，这一切都促成了知识与劳动的结合，人口的有组织流动促进了这种结合，也正是在这种结合中产生了近代科学，正如恩格斯所说：
如果说，在中世纪的黑夜之后，科学以意想不到的力量一下子重新兴起，并且以神奇的速度生长起来，那么，我们要再次把这个奇迹归功于生产。第一，从十字军远征以来，工业有了巨大的发展，并展示出力学上的（纺织、钟表制造、磨坊）、化学上的（染色、冶金、酿酒）以及物理学上的（眼镜）许多新的事实，这些事实不但提供了大量可供观察的材料，而且自身也提供了和以往完全不同的实验手段，并使新的工具的设计成为可能。可以说，真正有系统的实验科学这时才成为可能。第二，这时整个西欧和中欧，包括波兰在内，已在相互联系中发展起来，虽然意大利由于自己的从古代流传下来的文明，还继续居于首位。第三，地理上的发现——纯粹是为了营利，因而归根到底是为了生产而完成的——又在气象学、动物学、植物学、生理学（人体的）方面，展示了无数在此以前还见不到的材料。第四，印刷机出现了。[28]
印刷术的出现促进了工匠的联合和工匠组织的发展，汤普森说：“一般认为，伦敦通讯会是英国第一个确定的工人阶级政治组织。”“让我们的成员无数！”这是伦敦通讯会“指导原则”的第一条，这句话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先声。
1792年1月，伦敦通讯会第一次会议在埃克塞特大街“钟声酒吧”召开，9名工匠参加了会议并分别交纳了第一个星期的一便士会费，鞋匠托马斯·哈迪当选司库和书记，他将用这些钱购买信纸，以便联络英国志趣相同的工匠。通讯会的宗旨是：参加议会选举、交流劳动知识。
伦敦通讯会这样的组织促使了与劳动有关的知识的传播和交流，而在文艺复兴的前期，却一方面是人文学者为宫廷提供知识，另一方面工匠们的技术发明远远地把人文学者们甩在了后面，现实中仍是手脑分离的状况，经院哲学和神学传授的知识与现实世界中物质生产和交换的发展几乎没有任何联系。直到16世纪，这种分离的状况才终于随着欧洲封闭状态的打破而改变。从那时起，首先是统治者们开始更加关心“海外的财富”；关心那些能够使他们在彼此争战中掌握先机的武器制造技术；关心那些能为他们筹措战争和航海经费的货币操纵者。于是，从战争国债筹措者中产生了资产阶级，从海外贸易中产生了大贸易商，而从工匠中则产生了无产阶级。正是由于这种变化，在1550年前后，欧洲的人文学者们也不得不放下身段，开始关注起手工劳动者和他们的工作方法了——工匠与人文学者的结合开始了，正是由于这种结合，后来所谓的“科学家”产生了：
到1550年左右，随着技术的进步，机械技术在经济上变得相当重要，一些学者开始对它产生兴趣。编写的拉丁文和本国语的书籍，内容涉及地理发现、航海和制图、采矿和冶金、勘测、机械加工以及炮术。最终存在于不同科学方法之间的社会界限消失了，高级工匠的方法被有学术素养的学者们采纳。真正的科学终于诞生。大约1600年左右，这项工作由威廉·吉尔伯特（1544—1603）、伽利略（1564—1642）[29]和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来完成。[30]
总之，16世纪末手工劳动者所使用的方法能提升到有学术素养的人接受的程度，对科学形成是决定性的事件。在智慧活动的不同层面中，上层贡献了逻辑训练方法，对知识和理论的兴趣；下层贡献的是探究因果关系的精神、试验方法、测量方法、操作的定量原则、对学术权威的漠视，以及真正的合作精神。[31]
尽管在那个时期，工匠们的发明还停留在行会内部，还是一种“特权”，即还没有被大规模地运用于社会化的大生产之中，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论战争、财富竞争还是海外贸易，都已经离不开技术发明，而技术发明则来自底层工匠和技师们的生产劳动实践。
卢梭恰好就生活在工匠的地位不断上升的时期，作为工匠之子，他的傲慢与自尊、他的特立独行和愤世嫉俗，都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是上升时期的工匠阶级精神的表现——它传达的正是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的骄傲。
真正大规模的变革是在1850年前后发生的。[32]一方面是在“外部”，1850年前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在全世界建立殖民地，所谓的“世界市场”开始形成；另一方面，巨大的市场和经济竞争要求适应新的经济情势的、能够尽快投入使用的技术革新和发明创造，要求技术与更大规模的生产活动相结合。同时，欧洲国家之间的频繁战争和帝国主义的殖民侵略活动，亦要求军事技术的现代革新。于是，在大学与行会、人文学者与工匠的结合中产生的科学，就这样开始被运用于大规模的工业化大生产之中。于是，行会作坊扩大为现代大工厂，工匠转化为掌握着先进科学技术和生产技术的无产阶级。
发表于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历史性地概括了从行会劳动到工业化生产的转变：
但是，市场总是在扩大，需求总是在增加。甚至工场手工业也不再能满足需要了。于是，蒸汽和机器引起了工业生产的革命。现代大工业代替了工场手工业；工业中的百万富翁，一支一支产业大军的首领，现代资产者，代替了工业的中间等级。
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扩展，同时，随着工业、商业、航海业和铁路的扩展，资产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发展，增加自己的资本，把中世纪遗留下来的一切阶级排挤到后面去。[33]
加州学派的戈德斯通认为，欧洲的18世纪是一个伟大的“创造性的时代”，因为这个时代完成了一个大转变，即“从发动机驱动实验科学到发动机驱动工业”[34]。而这里的关键是，当年的工匠阶级把生产技术带进了大学，并在那里与学院的知识相结合而诞生了科学，而新兴的无产阶级则把科学运用于大规模的生产，从而推动了工业革命：
（在18世纪——引者注）手艺工人、商人、仪表技师和上流人士（甚至神职人员）都开展了自己的实验工作并且小心、有条理地进行观测，以期能够获得自己的新发现和有用的先进知识，这种协作与关于工业生产各个方面的探索是成功的关键。因此，尽管罗伯特·波义耳的助手、曾任皇家学会仪器馆馆长的丹尼斯·帕潘最早进行了活塞式蒸汽机的设计，但他未能成功制造出一个可操作的样本（不过他发明了另一种实用的产品——高压锅）。倒是一个手艺工人托马斯·纽科门制造出了实用的部件，并发明了一套复杂的蒸汽进出的阀门系统，这才使得可以实际操作的蒸汽机成为可能。
毫无疑问，纽科门从皇家学会的出版物和全国各地的公开讲演中，获悉了大气压力发动机的改进问题并了解了大气压力和压缩蒸汽产生真空的基本原理。但更重要的是他的采矿业经历和作为手艺工人的技术才使得他有可能制造出可以实际操作的蒸汽机来。
类似的情况发生在数十年以后，仪器制造工人詹姆斯·瓦特借鉴了约瑟夫·布莱克和其他人关于潜热的科学思想和以牛顿力学为基础的能量效率思想，并以这些科学思想为指导制造出了改良的蒸汽机。瓦特可以自由地从手工艺匠人、仪器制造者和煤矿工程师（他们需要并按照他的设计制造了原尺寸的蒸汽机）的世界，进入了格拉斯哥大学和皇家学会的科学家们的世界，以及像约翰·罗巴克和马修·博尔顿（他生产和销售蒸汽机的合伙人）这样的企业家们的世界之中。[35]正是各阶层人士的混合和流动，把有天才想法的、有机械技巧和了解市场的人们聚拢到了一起——他们都热切地追随实验探索的过程以寻求创造出新产品和新工艺——从而使得蒸汽机的发明和后来的工业革命得以实现。[36]
这就是说：采矿工人发明了蒸汽机，仪表匠改良了它，而皇家学会仪器馆馆长只是发明了高压锅。
工业革命，是科学技术被大规模地运用到生产中去的结果，而一开始促使科学技术发展的，却是无产阶级力图克服和解决生产活动中遭遇的难题与困境的智慧性努力，这些难题与困境包括：如何节约劳动时间；如何减轻劳动强度；如何巧妙地利用自然力以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
不过，推动工业革命并使其发生转变的还有另外一支力量，这就是马克思指出的资产阶级的力量。欧洲的资产阶级最初是作为国债的筹措者、作为欧洲国家间战争的投资者而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但是，当资产阶级发现大规模的工业生产能够创造出巨大财富的时候，他们就立即转而投资工业；当他们发现科学技术与生产活动相结合就能够产生出巨大的力量的时候，他们就马上以资本投资的方式，想方设法把科学技术垄断在自己手里。
卢梭的故乡瑞士是与意大利、荷兰并肩的欧洲私人银行业的摇篮，瑞士对于现代世界的贡献不仅仅是《社会契约论》，也许更为重要的是，支配当今世界金融秩序的《巴塞尔协议》——这一体现当代资本主义最高秩序的金融法则。
作为工匠的儿子，卢梭一贯看不起人文学者，这甚至波及启蒙学者，卢梭曾说，启蒙运动不过是以百科全书代替了《圣经》，不过是以学者来冒充教士罢了，因此，启蒙运动本身也需要启蒙。而那个时候，卢梭之所以还没有抨击银行家，是因为银行家的势力还没有压倒作威作福的贵族和夸夸其谈的人文学者。
后来的马克思则这样说，资本家只不过是以银行代替了教会，以债券代替了教会发售的赎罪券，以股票这个最抽象的神代替了一切宗教的偶像：“犹太人的神世俗化了，它成了世界的神。票据是犹太人的现实的神。犹太人的神只是幻想的票据。”[37]这是因为马克思已经看到了资本家和金钱的力量，认识到“钱能通神”这句话在历史上是有部分的正确性的。只要掌握了金钱，资产阶级就可以买到权力；只要掌握了金融，资本家就能控制生产；而只要有钱，同样可以买到并垄断科学技术。
资本与劳动为争夺知识和发明而斗争——这是18世纪一个极为重要的政治主题。
金钱是资产阶级胜出的关键。随着宗教改革运动的推进，天主教教会的财产流入绅士阶层和商人手中，而国王的资金主要依赖由地主和商人控制的众议院。在投资方面，英国于1694年成立了英格兰银行，1696年大规模重铸货币，这促进了现代财政体系和公债市场的形成。而在科学知识方面，英国于1660年成立了英国皇家学会（全称是“伦敦皇家自然知识促进学会”），尽管该学会是“独立”社团（实际上是由财团出资），不对政府负责，但它的股东是银行家，英国政府也为其提供科研资金，初期时学会有100多名会员，牛顿就是其中之一。
英国皇家学会的前身是格雷欣学院，它是由当时的银行家和皇家的财政代理托马斯·格雷欣在1579年资助成立的，也就是说，该学会是以公司的形式运作的，它的真正股东是大金融资本家。这个组织“以每天讲授不同专题的形式向外界公开提供高等教育。该学院特别成功的学科是应用数学和航海工具及造船的实用研究。在17世纪四五十年代时，它已经成为实验科学新成果的研讨中心”[38]。
毫无疑问，英国皇家学会在成立的初期，确实促进了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播[39]，因为该学会的会员既可以是有名望的科学家，也可以是对自然科学感兴趣的普通人，它没有规定一个入会的门槛。
在欧洲大陆，专业化科研机构的成立，一开始便是国家和大金融资本家主导的自觉行为。1699年，法国在王室的赞助下成立了法国科学院，并在1794年成立了专门培养工程师的学校——“中央公共工程学院”，这就是后来成为法国工程师的摇篮而被哈耶克认定是“唯科学主义”发源地之一的巴黎综合理工学院。随后，德国、美国在18—19世纪也成立了类似的科研机构和大学。
资本与知识的结合是划时代的现象，它导致了一个新阶级的出现——科学家和工程师阶级。凭借着与这个阶级的联合，资本家阶级得以战胜工匠阶级，并使得工匠阶级一举沦为现代无产阶级。
由银行家和国家资助的专业化的科学研究机构形成后，它便迅速取代了在劳动实践中产生的、从事技术发明与创造的工人自发组织，一个独立于生产者的科学家和工程师阶级由此产生，并迅速地代替了技术工人从事发明工作。前者因为在充沛的资金支持的条件下进行发明，从而有着后者不能比拟的竞争优势，这样一来，工人阶级进行技术创新的道路便被堵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