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钦定宪法大纲》基本上是照抄日本《明治宪法》的条文，而《重大信条十九条》则移植了英国的君主立宪制。资政院在呈请先行颁示宪法重大信条的奏折中明白地说道：“伏查东西各国君主立宪，皆以英国为母。此次起草，自应采用英国君主立宪主义，而以成文法规定之。”第二，《钦定宪法大纲》对君主权力开始有所限制，但力度不如《重大信条十九条》，而《重大信条十九条》则采取英国宪法的“虚君共和”制，实行责任内阁制，对君主的权力作了很大的限制，实际上是议会君主制的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在确证“大清帝国之皇统万世不易”、“皇帝神圣不可侵犯”的国体前提下，强调“皇帝之权，以宪法规定者为限”，而“宪法由资政院起草议决，皇帝颁行之。”《钦定宪法大纲》规定皇帝统率陆海军，一切军事皆非议院所得干预，而《重大信条十九条》虽然仍然规定皇帝统率陆海军，但对内动用军队须按国会议决之特别条件。在官员的任命上，《钦定宪法大纲》赋予皇帝“设官制禄及黜陟百司”的用人大权，而《重大信条十九条》则规定“总理大臣由国会公选，皇帝任命之；其他国务大臣由总理大臣推举，皇帝任命之。”并且限制皇族担任总理大臣、其他国务大臣并各省行政长官。第三，确立了议会政治的法律架构。《重大信条十九条》规定未来的议会有“宪法改正提案之权”、议决国际条约之权、批准财政预算之权、公举内阁总理大臣之权、弹劾总理大臣之权。如此，《重大信条十九条》设计的国会已经具备议会内阁制中议会所享有的权利，而《钦定宪法大纲》所设置的议会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权力。
第四，《钦定宪法大纲》只是拟定宪法的纲要，本身并没有法律效力，而《重大信条十九条》则是先行颁布的宪法重要条款，具有法律效力，所以被认为是“一种临时宪法”，“实为我国历史上之第一宪法”。
《重大信条十九条》是在辛亥革命的风暴蔓延于大半个中国，清廷已将瓦解的历史背景下出台的，它的颁发，其意图只是为了起到安抚人心，稳定变局的作用。然而，由于革命党在全国掀起的暴动已经开始在全国蔓延，政局瞬息万变，清政府企图通过“预备立宪”实现和平过渡的梦想已经无法实现，持续七年时间的清末“预备立宪”运动就此结束。
辛亥革命与“中山式”教育观
西南科技大学应用技术学院，张海军
【摘要】辛亥革命是一场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它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孙中山先生不仅致力于推翻封建帝制，创建民主共和政体，还非常重视对民众进行道德思想的教育，他以改造国民的封建意识，培养民主社会风气，使广大民众成为拥护民主共和的新国民为己任。孙中山先生的教育思想是他留给中国人民的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
【关键词】辛亥革命；中山先生；中国教育；政治；社会
时光荏苒，今年已是辛亥革命100周年祭。由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专制统治，结束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创建了亚洲史上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中山先生一生虽然没有写过专门的教育论著，但作为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中国国民党的领袖，他一贯重视教育，并在有关论著和讲演中，以三民主义为理论基础，阐述了教育理论与实践的诸多问题，形成深刻的教育思想，揭开了民国教育史的新篇章。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鲁迅先生曾说，中山先生“站出世间来就是革命，失败了还是革命，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也没有满足过、没有安逸过，仍然继续着近于完全的革命的工作。”对于教育与革命的关系，中山先生将两者付诸实践，使其相结合，从而推动了中国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丰富了中国近代教育思想的内涵，形成了属于他自己的“中山式”教育观。
一、关于“非学问无以建设”
“非学问无以建设”是中山先生在广州岭南学堂的演说中提出的教育思想。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在《临时大总统誓词》中，中山先生阐发了自己的为政宗旨：“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并极具远见地指出，建设事业已成为国家发展的核心。
在《祝参议院开院文》中，中山先生对建设的重要性进行了深入阐发，他说：“人有恒言：革命之事，破坏难，建设尤难……若夫建设之事则不然，建一议，赞助者居其前，反对者居其后矣；立一法，今日为利，则明日见为弊矣。又况所议者国家无穷之基，所创者亘古未有之制。其得也，五族之人受其福；其失也，五族之人受其祸。呜呼！破坏之难，各省志士先之矣；建设之难，则自今日以往，诸君子与文所黾勉仔肩而弗敢推谢者也。”8月25日，在北京同盟会欢迎会的演说中，中山先生再次强调：“今专制业已推翻，破坏之局已终，建设之局伊始。然以二者相较，破坏易，建设难”。
那么，如何进行革命的建设呢？中山先生认为必须通过教育的振兴来实现。1912年3月2日，在《令内务司法两部通饬所属禁止刑讯文》中，中山先生指出：“前清起自草昧之族，政以贿成，视吾民族生命，曾草菅之不若。教育不兴，实业衰息，生民失业，及其罹刑网也，则又从而锻炼周纳，以成其狱，三木之下，何求不得。”基于这一认识，1912年5月7日在广州岭南学堂的演说中，中山先生明确提出了“非学问无以建设”的思想。
何为“非学问无以建设”？中山先生解释说：“盖学问为立国根本，东西各国之文明，皆由学问购来。我国当革命以前，人无自由之权。然能提倡革命，一倡百和，以至成功，皆得于学说之鼓吹。数十年来，奔走运动，都系一般学界同志之熟（热）心苦业，始得有今日之共和。今破坏已完，建设伊始，前日富于破坏之学问者，今当变求建设之学问。世界进化，随学问为转移……诸君今日于学问一途，尚当改良宗旨，着眼于文明，使中国学问与欧美并驾，则政治、实业自有天然之进化，将来中华民国庶可与世界各国同享和平。”1917年7月21日，在《广东省学界欢迎会上的演说》一文中，中山先生表示：“近日欲著一书，言中国建设新方略。其大意：一精神上之建设，一实际上之建设。精神上之建设，不外政治修明；实际上之建设，不外实业发达。”
两年后，也就是1919年，中山先生写成《建国方略》，全面阐发了自己“非学问无以建设”的思想。1919年8月1日，中山先生又在《〈建设〉杂志发刊词》中，对建设问题进行了认真检讨。他说：“然而八年以来，国际地位犹未能与列强并驾，而国内则犹是官僚舞弊，武人专横，政客捣乱，人民流离者，何也？以革命破坏之后而不能建设也。所以不能者，以不知其道也。吾党同志有见于此，故发刊《建设》杂志，以鼓吹建设之思潮，阐明建设之原理，冀广传吾党建设之主义，成为国民之常识，使人人知建设为今日之需要，使人人知建设为易行之事功。由是万众一心以赴之，而建设一世界最富强最快乐之国家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者，此《建设》杂志之目的也。”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尽管民国已经建立，共和已是人心所向，但“官僚舞弊，武人专横，政客捣乱，人民流离”的局面，一直存在于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社会的发展受到障碍，国家的进步面临挑战。面对这一现实，中山先生感慨万端：“教育进步，以政治为基础……政治不良，教育不能发展，观北京政治可以证矣。”
总之，在中山先生看来，要振兴中华，富强中国，不仅“需要革命破坏”，也需“革命建设”，不仅“革命破坏”需要靠教育，革命建设同样需要靠教育。中山先生的时代，革命和建设密不可分，紧密相连，中山先生所做的一切包括他对教育的思考与探索都是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革命教育观亦因此成为教育思想的核心内容。
二、关于“教便是宣传”
在领导辛亥革命的过程中，中山先生除积极组织武装斗争，不断发动反清起义外，还十分重视革命思想的宣传，重视宣传在组织群众发动群众中的积极作用。他将宣传和教育连在一起，提出了“教便是宣传”的主张。
“教便是宣传”的思想，强调的是教育在革命进程中的功能和作用。一方面，它制约着教育的内容，规定着教育的目的，强调教育的核心是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思想；另一方面，它又决定着教育的形式，强调通过革命宣传、通过传播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达到教育教化的目的。在这一思想指导下，革命宣传被看成是最有效最适宜的教育形式。从兴中会成立开始，以中山先生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便将极大的精力投入到革命宣传之中，“教便是宣传”的思想亦在这一过程得到丰富和发展。
还在中山先生的青年时代，他就注意到教育的革命宣传作用。据罗香林在《国父之大学时代》载：“至是转学西医书院，益于课余，物色革命，相与鼓吹革命，计谋大举。并介绍陈少白先生入院肄业。时频至书院与国父聚谈革命者，有杨鹤龄，王孟琴，何隆简，杨廼安诸人。”中山先生学医的目的是政治与习医并重，政治与行医并重，正如后来他在《建国方略》中所谈到的那样：“由是以学堂为鼓吹之地，借医术为入世之媒，十年如一日。”。
兴中会成立后，中山先生更加重视革命的宣传教育，要求革命党人把学校作为鼓吹革命的阵地，宣传革命，组织群众。1894年，中山先生在檀香山成立了“军事教育会”，后来又在日本相继创办了中西学校、青山学校，在华侨和留学生中培养革命人才。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成立。这一时期，中山先生“教便是宣传”的革命教育思想进一步发展，并具有了突出的革命战斗精神。随着资产阶级革命发动与革命宣传的不断深入，革命派与改良派的政见分歧日见加深，双方的论争也日趋激烈，以至最终发展为一场持续数年的思想意识形态的大论战。而通过这场大论战，中山先生化危机为机遇，令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得到传播，资产阶级民主观念深入人心，资产阶级革命队伍进一步发展壮大，中山先生的“教便是宣传”的革命教育思想也在实践中得到发展。
辛亥革命前夜，中山先生辗转往来于日本、南洋、檀香山、欧美之间，在海外华侨和留学生中积极开展革命宣传，为推翻清王朝进行思想舆论准备，身体力行其“教便是宣传”的主张。争取海外留学生参加革命是中山先生开展海外革命活动和革命教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日后，中山先生曾这样描述自己当时的活动：“国势危急，岌岌不可终日，有志之士，多起救国之心，而革命风潮自此萌芽矣，时适各省派留学生至日本之初，而赴东求学之士，类多头脑新洁，志气不凡，对于革命理想，感受极速，转瞬成风气，故其实东京留学界之思想言论，皆集中于革命问题。”“予于是乃揭橥吾生平所怀抱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以号召之，而组织革命团体焉。”在中山先生的革命宣传和教育启迪下，留学生中的很多人走上了革命道路，为资产阶级革命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的清王朝，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1923年1月2日，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改组大会的演说中，中山先生总结了资产阶级革命的经验教训，再次重申了“教便是宣传”的主张。他说：“党的进行，当以宣传为重。宣传的结果，便是要招致许多好人来和本党做事。宣传的效力，大抵比军队还大。宣传便是攻心。我们能够宣传，使中国四万万人的心都倾向我党，那便是大成功了。我们从前本手无寸铁，何以会革命成功呢？就由于宣传得力。革命以后，大家有军队，有了政权，以为事在实行，不必注意宣传。岂知革命成功，就只有宣传一道，可惜大家都忘记了，现在我们要反省才好。俄国五六年来，革命成功，也就是宣传得力。他的力量不但及于国内，并且推及国外。”同年12月30日，他又强调说：“我们用已往的历史来证明，世界上的文明进步，多半是由于宣传……普通人要学习，便是因为不知。先知先觉的人要他们知，便应该去教，教便是宣传……从前宣传民族主义，推翻满清，很有功效。我们现在从事宣传，必要把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同民族主义一样的注重……要做建设的事，便要有主义和方法。要全国人都明白建设的主义，便要有宣传。所以从今天以后，要请大家注重宣传的奋斗，不要单注重兵力的奋斗。”
这里，中山先生进一步阐述了宣传与提高人民认知程度的关系，强调了继续进行三民主义思想宣传和思想教育的必要性。关于如何进行有效的宣传，中山先生提出了自己的设想。他说：“宣传就是劝人。要劝世人都明白本党主义，都来倾向本党，便要诸君自己先明白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知道怎么样去宣传。到了知道怎么样去宣传，那便是宣传人才。要有很多宣传人才，非要办一个宣传学校，慢慢养成不可。依我看，诸君今日开这样的盛会，要有好成绩，最要紧的事是先办一个宣传学校，养成这种人才。如果这种学校办成了，我在每星期之中，也可以抽出时间到学校来演讲，担负教师的责任。”在中山先生看来，办宣传学校、培养宣传人才，是推进革命宣传工作，实现“教便是宣传”的最有效途径。本着这一思路，中山先生一方面提倡教育界要与学生谈政治，了解三民主义，为实现三民主义而进行学问的建设，另一方面极力促成宣传学校的建立。
1924年6月29日，广州国民党讲习所的开办便是中山先生“教便是宣传”主张的有益尝试。中山先生这一建设性尝试，在日后中国革命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讲习所毕业的许多学员都曾为革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中山先生不仅自己积极倡行“教便是宣传”的思想，还十分注意调动资产阶级革命队伍内部的力量，实现他的教育主张，贯彻他的教育理念。在他的领导和影响下，资产阶级革命宣传轰轰烈烈，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三、关于“普及教育”
从中山先生整个教育理念中，不难看出其“平等思想”的折射。“普及教育”思想是中山先生政治社会思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主张全体青少年都应有平等地享受教育的机会，创造条件实施免费义务教育；主张成年国民要接受革命理想教育和科学教育以提高自身素质。中山先生的“普及教育”思想具有超前的真理性价值。
中山先生重视教育认为解决教育问题的着眼点首先是普及国民教育，把普及教育作为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的基本途径。他多次强调，要提高文化知识水平，要培养合格的专业人才，要振兴实业、富民强国，必须要发展教育，而发展教育应把普及教育放在第一位。他说：“要有知识，就要有教育，第一要普及教育。”他把普及教育定为基本国策，形成制度，颁布执行，在担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特别指令教育部制定《普及教育暂行办法》，并且付诸实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