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撤三藩是康熙急于实行的既定方针。
康熙皇帝从亲政开始就“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夙夜廑念，曾书之宫中柱上”，公开表明自己解决三藩问题的决心。至于为什么要撤三藩，其原因与除鳌拜是一样的，都是为了强化皇权。康熙皇帝或多或少地感受到了中华帝制下皇权要求集中的倾向与地方藩王要求自治、分裂的倾向有着内在的不可调和的冲突。年轻而又自我感觉良好的康熙皇帝很急于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正如吴三桂手下的谋士刘玄所说的：“皇上早就想撤藩，只是难于启口而已。大王申请一到，肯定很快就会批准。”康熙皇帝最终果然没有听从索额图的劝阻，下令撤藩。
其三，吴三桂并无反心。
无论当时还是现在，都有不少人认为吴三桂必反。但从种种迹象来看，吴三桂事实上根本没想造反。吴三桂根本就没有那么大的野心，他充其量就想在云南当个土皇帝，如明代的沐氏一样永镇云南。举几个例子。比如，《清史稿·吴三桂传》记载：“三桂初上疏，度廷议未即许，冀慰留久镇。九月，诏使至，三桂大失望。”可见最初吴三桂对朝廷抱有很大希望，从心理上并没有把朝廷作为敌对方。
再比如，康熙皇帝在吴三桂造反后，为“寒老贼之胆”、“绝群奸之望”、“激励三军之心”，杀了吴三桂的长子吴应熊和孙子吴世霖。消息传到吴三桂那里，吴三桂非常惊讶。《清史稿·圣祖本纪》这样记载：“初，三桂仓卒起兵，而名义不扬，中悔。至澧州，颇前却。至是，方食闻报，惊曰：‘上少年乃能是耶？事决矣！’推食而起。”请注意这里有几个关键词。第一，“仓卒起兵”，可见没有预谋；第二，“中悔”，可见没有决心；第三，“惊”，说明他对吴应熊之死准备不足，对朝廷抱有幻想。一个当了十几年藩王的人，居然起兵时没有预谋也没有决心，对朝廷还抱有希望。这只能说明他是被逼反的，或者说他的反只是想保持他的既得利益而不是要夺天下。
由于康熙皇帝在政治上的不成熟，他急于削藩以强化皇权，又对吴三桂造反的影响未作充分的考量，结果导致从康熙十二年冬11月吴三桂起兵到第二年夏天短短六个月的时间就几乎失去了半个天下。这个时候，大清帝国已经岌岌可危了。
但是，吴三桂却在关键时刻掉了链子。他在军队打到湖北的时候，他没有听从手下谋士的建议立即渡江北上，也没有“直下金陵，扼长江，绝南北运道”，或者“出巴蜀，据关中，塞殽、函自固”，而是“屯松滋，与勒尔锦夹江而军，相持，皆不敢渡江决战。”
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失误，不仅仅是贻误了战机，更重要的是丧失了很有可能得到的汉族官僚的支持。我们前面已经说了，官僚集团是一个立场不坚定的集团，谁强大，它就依附谁。吴三桂如果当时渡江北上，直扑北京，一来可以打康熙一个措手不及，二来能够给官僚们造成大清帝国朝不保夕的印象，让他们觉得大清帝国是一艘即将沉没的巨轮。一旦在湖北、河南一带的战事有利于吴三桂，本来就与满清有着民族隔阂的汉人官僚就将迅速地倒向吴三桂，如此一来，大清帝国的末日也就到了。至于江西、安徽、江苏、浙江这一带本来反清的意识就比较浓，官僚集团如果再偏向吴三桂，那么就完全可以不费一兵一卒，传檄而定。
久经沙场的吴三桂怎么会犯这样一个错误呢？陈致平先生的解释是他年纪大了，失了锐气。他说：“吴三桂起兵之初，有如狂风骤雨，四方响应，可惜三桂年事已高，缺乎锐气，到了湖南，便不急进。”这么说不是没有道理，但我认为，与其说是因为年纪大了而没有锐意进取之心，倒不如说吴三桂本来就没有争夺天下的野心。如果他真有夺取天下的野心，当年鳌拜主持两旗换地搞得民怨沸腾、朝中不和的时候早就起兵了。
他没有夺取天下的野心，但他的对手康熙皇帝却一心要把天下掌控在自己手中。还是前面所说的，他已经有了“自信为‘天子’、唯我独尊的心理状态”，这种心理状态的必然结果，就是他在很不利的情况下一口回绝了吴三桂划江而治的请求。
光有这种当皇帝一统天下的心还不够，还要有一统天下的才能。康熙皇帝虽然在政治上不成熟，但是却很有政治智慧。“圣祖”的名号不是徒有虚名的。他在平三藩过程中的调兵遣将、统筹布局等的方面体现出来的谋略很多人都讲过，我不去多讲，我只讲一条，即他对民族问题的处理。
康熙皇帝之所以能够打败吴三桂，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得到了汉人官僚集团的支持。在撤藩之初，康熙皇帝没料到自己在汉人中的支持率这么低，有点儿惊慌失措。但他很快就镇定了下来，在调兵镇压叛乱的同时，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民族政策来获取汉人特别是汉人官僚阶层、精英阶层的支持。
吴三桂造反打出的旗号是“反清复明”，借助了当时仍然比较严重的民族矛盾。康熙皇帝没有上他的套儿，没有以民族来划线，没有对汉族官僚和汉人产生不信任，反而通过重用来加以笼络。这与元末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我们前面讲元帝国末期天下大乱时曾经说过，脱脱是支持元帝国的一根柱石。对于脱脱，我个人认为他是一个悲剧英雄，是肯定他的能力的。但是，在处理民族问题上，脱脱和康熙皇帝比起来就差了一个档次。当时有一次研究如何镇压起义军的会议，脱脱在进会议室的时候一回头，看见几个汉人大臣也跟着进来了。他把脸一板，说：“你们进来干什么？出去。”这显然是将汉人官僚给推到了敌对一方。
康熙皇帝则不同，不但没把汉人官僚往外推，而且还往自己这边拉。对于叛变的耿精忠、尚之信、王辅臣、孙延龄等人都进行招降，表示“悉赦以往，不复究治”。在中央的汉人官僚，不但没有受到冷落反而都受到前所未有的重用。比如熊赐履，在康熙十四年升为内阁学士，超授武英殿大学士兼刑部尚书。再比如高士奇于康熙十四年任詹事府录事，两年后即升为中书舍人，入直内廷。
在对战争中最需要绝对信任的军事将领的选择上，康熙帝同样给予汉族官僚充分的信任。在平定三藩之乱的过程中，汉人军官比比皆是。比如赵良栋，他原来是天津总兵。当宁夏发生兵变以后，被康熙皇帝派往宁夏平叛。他不但平定了宁夏，还帮助打败了王辅臣，接着又率军队进攻吴三桂。再比如甘肃提督张勇，也是先率兵平定王辅臣，后作为西路军的主帅进攻吴三桂。还有时任湖广总督的蔡毓荣，在正面战场上率军与吴三桂相持于岳州、长沙一带。
对于汉人官僚，康熙帝加以笼络。对于汉人中有可能成为官僚的知识分子，康熙皇帝也没有忽视。康熙十七年，康熙皇帝下诏开“博学鸿儒科”，次年3月亲自面试这些博学鸿儒，以此网罗汉族人才。在考试过程中，有些人故意瞎写一通，有的干脆交白卷。但是康熙皇帝为了表现自己重视汉人，一律加以任用。同时，还网罗大批明朝遗老参与修《明史》、《古今图书集成》、《康熙字典》、《康熙全览图》等。
康熙皇帝对于汉人中的文化领袖更是竭尽所能地进行拉拢。比如黄宗羲，当时是文坛的领袖。康熙皇帝先是请他出山，但黄宗羲不理他。于是康熙皇帝就命令当地巡抚到黄宗羲家里去把黄宗羲写的著作抄写一番，然后告诉他说是皇帝要看。中国知识分子最大的痛苦就是怀才不遇，有皇帝如此重视其著作，那还不感动得一塌糊涂？更重要的是，正如顾炎武所说的，文化亡了就是天下亡了。那么反过来，如果外族统治者接受了汉文化，那么天下也就不算亡了。继续推论下去就是：向异族统治者宣扬中华文化就是救天下。知识分子当然应该救天下。于是，最终黄宗羲命自己的儿子进入朝廷去修《明史》。这就等于是变向地归顺清帝国了。
光笼络还不行，还得有硬的一手。对于不忠于清帝国的官僚，康熙皇帝举起了屠刀。比如耿精忠和尚之信，当初帮着吴三桂造反，康熙虽然说是“悉赦以往，不复究治”，但吴三桂一死，就以谋逆罪把尚之信赐死。等到完全平定云南之后，耿精忠的死期也就到了。再比如兴起文字狱来镇压那些仍然追思明朝的文人。
提到康熙朝的文字狱，一般人都会想到《明史》案。但这个案子虽然发生在康熙年间，但绝对和康熙皇帝无关，当时他还太小，没有亲政。他亲政后亲手发动的文字狱是《南山集》案。戴名世在《南山集》中公然宣称“顺治不得为正统”，结果招来了杀身之祸，与他有牵连的三百多人也被治罪。
通过这样一系列软硬兼施的动作，逐步使汉人官僚和士人认可或者说不再反对他这个满汉杂交的皇帝（康熙生母是加入满族的汉人）。一旦得到了汉人官僚和士人的认可，康熙的帝位也就稳固住了。接下来只需要把明代就已经发展起来的家族、宗族、乡族等基层自治组织照搬过来并加以完善，就足以使官僚阶层控制住整个社会。
但是，还有一个重大的问题摆在康熙皇帝面前：如何保障满人的民族利益？康熙皇帝很清楚：汉人可以认可自己、认可清帝国的统治，但是绝对和你有隔阂；满人才是政权最基础的力量，是在危难关头最值得依靠和信任的力量。无论是平定三藩还是远征噶尔丹，八旗军都是主力部队。这是康熙皇帝比前秦苻坚高明的地方。苻坚在促进民族融合的时候，把自己氏族的力量削弱了。结果淝水一败而失天下。康熙皇帝绝对不会忽视满人自己的民族利益。
第一，保留满人的风俗习惯。
我们在讲北魏的时候说过汉化的问题，北魏的汉化是全盘汉化，结果导致胡人的集体反对，在六镇之乱后一度出现胡化运动。康熙皇帝没有走魏孝文帝那条路。
满人汉化了没有？汉化了。是哪里汉化了呢？骨子里汉化了。无论是在语言上、生活习惯上还是道德规范、思维方式上都逐渐变得与汉人无异。现在的满人，绝大多数除了户口本上民族一栏里写着“满族”两个字，已经与汉族人没有任何区别。就拿语言来说吧，别说现在的满族人没几个懂满语，早在清中期，就已是“满文满语皆废，若干满洲词汇，皆以汉文书之，变成汉文之一部分”，没有多少满人会满语了。
骨子里，满人汉化了。但是，在表面上却是剃发、易服，好像汉人被满化了。这就满足了满人的一种民族虚荣心，使他们不至于心生反感。
第二，保证满人的政治地位。
满人参政，一是靠议政王大臣会议。会议的参加人员主要是王公宗室、八旗要员、各部尚书等大臣，其中满人是大多数。二是清帝国的官僚体系中很多官职都有任职的民族限制，中央高层官职有一半是专门由满人来充当的。比如各部尚书就是满汉各一人。这就保证了满人能够控制朝政，掌握政治权力。
在军事方面，满人更是唱主角。在八旗兵腐朽得不能再用之前，只要是打仗，一般都以八旗兵为主力，主帅则更是以满人居多。比如康熙二十九年（公元1690年）远征噶尔丹的大军，两个主帅分别是恭亲王常宁和裕亲王福全。
第三，给予满人特殊的经济支持。
满人自入关以后，政府就给予田地，又授予口粮恩俸。等于说从一生下来就吃财政饭，享受国家公务员待遇。生活过得不好，国家就给予救济。比如说，分的田卖掉了，国家出钱给买回来再还给你。所以到后来不是用“八旗子弟”这个词来专门称呼这帮游手好闲的人吗？根子就在他们根本就用不着找工作，反正国家管饭吃。以至于到后来一点儿生活技能都没有。
通过顺治、康熙两代皇帝的不懈努力，到康熙皇帝平定三藩之乱以后，满汉两族都认可了清帝国的统治，这样清帝国总算是稳定了下来。
这个时候，清帝国已经接过了明帝国的衣钵。从政权结构上来看，皇帝在最上层。由于吸取了明朝的历史教训，满清宦官的地位大大下降，基本上无法干预朝政。皇帝之下是由满洲贵族、旗人与汉族知识分子组成的官僚行政体系。这个行政体系与明帝国几乎相同。同时为了平衡满汉两族的利益，清帝国尽量保持两族在官僚体系中势力相当。比如，各部尚书满汉各一人，各部侍郎满汉各两人。
在帝国状态下，这种结构是比较好的。这种比较好的政权结构，很有力地促进了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清帝国很快兴盛了起来，出现了被后人称作“康乾盛世”的时代。我们且不说这一百多年的时间，能不能算盛世，但至少算是清帝国比较稳定、比较强大的时期。
四、又见能力危机
清帝国兴盛起来了。但是，不要忘记，帝国制度本身是有缺陷的，因此帝国制度之下任何的政权结构都是有问题的。清帝国的政权结构同样不能例外。主要的问题有两个。
其一，皇帝负担太重。
这和明朝皇帝情况是一样的，本来不用再多说。但是，清帝国的皇帝们比起明帝国的同行来，差别还是很明显的。最重要的差别在于：国家最高权力始终没有落到官僚（包括宦官在内）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