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皇帝相对而言比较勤政。康熙皇帝就不用说了，天天御门听政，起得比鸡早，睡得比鬼晚。凡是听过阎崇年先生在“百家讲坛”里讲课的人都会对此有所了解。他的儿子雍正也差不多，白寿彝先生说他：“治理朝政，自朝至暮，少有停息，大致上是白天会见臣下，议决和施行政事，晚上批览奏章，常常至深夜方休。”其他几位皇帝最起码也正常上班，比如清朝中后期的道光帝，史学家说他就是“一直兢兢业业，孜孜求治”，“很想作为一番，重整朝纲，使清朝振作起来。”这些与明朝皇帝长期罢工或者把大权都交给别人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可见，清帝国的皇帝们没有对外授权，所以一旦遇到皇帝能力不强，整个国家就出问题。
在世袭制度之下，要保持皇帝都是高水平是不可能的。从清帝国的情况来看，基本上是一代不如一代。我们从康熙开始说起，康熙、雍正、乾隆三帝都是比较优秀或者说比较合格的皇帝，其中又以康熙更为开明、更能接受新事物、新文化，雍正、乾隆在这方面就差得远了；嘉庆帝本人治国才干比起父辈来要差一些，但也算比较认真，没在任上胡来；道光和咸丰能力就更差一些，尤其是咸丰皇帝，几乎就只知道吃喝玩乐；后面的同治小小年纪就出入色情场所，结果早早死掉；光绪帝倒是有一腔热血，但一则本人无实权也无经验，二则所托非人（这个“非人”不是指袁世凯，而是康有为、梁启超），最终以悲剧收场；最后一个宣统，一个孩子，不足一论。
由于能力不行，而又没有对外授权，结果就是国家最高决策权在一些能力不行的人的手里，这就给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比如道光皇帝，他在个人道德方面是很值得称道的。他非常节俭，自己的御膳也就是四菜一汤的标准。甚至给老婆过生日，寿宴上就是一人一碗打卤面。他还放大量宫女出宫，取消木兰秋弥。有人就指出：“如果道光不是生活在19世纪中叶，而是此前的某一时期，他肯定是一名理想的守成明君。”咱不管这话说得对不对，但至少说明道光皇帝本人在道德上属于君子的范畴。
但是，作为皇帝，道光是不称职的。鸦片战争时期，在战与和之间道光皇帝最终选择了求和，而且不惜以割地、赔款为条件。对此，阎崇年先生就说：“道光皇帝的名字应当钉在中华民族历史的耻辱柱上”。我们长期以来一直以为人家是洋枪洋炮，清军是大刀长矛。其实道光时期的清军当时也有火枪、火炮，与西方差距没那么远。以当时中国之国力，对付区区四千远道而来的英军，不说消灭他们是非常容易的事情，至少不会一战即败。如果道光皇帝有康熙、雍正、乾隆这样的执政能力，甚至有他孙子光绪皇帝的勇气，也不至于弄出一个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在《南京条约》签订之后到他去世，八年间他也没有痛定思痛、发愤图强。如果从道光时期开始变法，那么整个中国近代史就将完全改写。
再比如慈禧太后。她是将洋务运动、变法运动扼杀的重要人物。她之所以要扼杀洋务运动和变法运动，其中当然有权力斗争的因素，但是更重要的是她本人认识不到洋务运动和变法运动对于维护清帝国的统治有多么重大的意义，更别说上升到全体国民利益的高度来理解这些进步运动的作用了。结果在她死后三年，清朝就灭亡了。即使站在清帝国统治者的角度上来看，她也是罪人一个。更为突出的例子是她支持义和团的盲目排外，指望靠法术来对付帝国主义国家。由于她的愚昧无知，导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险些断送了大清江山。
其二，官僚队伍的贪腐与能力低下。
这个问题与明朝也差不多，而且还更严重。因为，大清帝国的官僚队伍不是自己另起炉灶建立起来的，而是把明帝国的官僚集团整个收购过来的。这次收购，收购的本来就不是优质资产，最优秀的那一部分人比如史可法、郑成功等拒不投降，他收购不了。所以，明帝国官僚集团的问题清帝国几乎是全盘吸纳了。那些满人，打仗还可以，治国能力不用多说，比较低下。这就导致大清帝国的整个官僚体系从一开始就贪腐而低能，可谓先天不足。
在康熙皇帝平定三藩之后，清帝国是否着力提高官僚队伍的质量呢？没有。
首先，没有改变官僚集团的知识结构。
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国传统官僚集团的知识结构是以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为核心的伦理学、哲学和以法家思想为代表的行政学。官僚们普遍缺乏经济学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从而导致整个国家的工商业无法得到充分发展。
康熙是个很开明的人，对于西方的科技文化都大胆吸纳。但是，很可惜的是，他并没有下令让臣子们来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没有设法改变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特别是官僚们的知识结构。他宣传推广的仍然是传统儒家的义理经学、宋明理学，比如他亲自主编《性理精义》，重新刊定《性理大全》、《朱子全书》等颁行全国，而那些先进的西方科学比如《人体解剖学》却藏于深宫之中仅供他自己学习。
康熙这位喜欢西方科技的皇帝尚且如此，其他人就可想而知了。
其次，在文化上的高压统治，极大地摧残了士人的风气、官场的风气。
满清帝国对思想的控制是非常严厉的。康熙就兴起过文字狱。他的儿子雍正、孙子乾隆在他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不但通过官方修书、指定科举教材等方式来禁锢人们的思想，更是多次兴起文字狱，严厉打击触犯专制权威的文字与思想。仅乾隆一朝有案可查的文字狱就高达一百三十余起，处死一百六十多人，受到牵连的不计其数。
这种文化高压政策龚自珍称之为“戮心”。几十年间，这些“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的国家栋梁和民族脊梁被杀戮殆尽。所剩下的，自然是那些苟且庸碌、阿谀奉承、全无责任心、只知贪腐的无耻之徒。结果是，“自大学士、尚书、侍郎，以及百司庶尹，唯诺成风”。道光时大学士曹振镛的为官之道：“多磕头，少说话”正是当时官场的写照。
再次，没有严惩腐败。
康熙为政力求宽和，曾说：“治天下之道，以宽为本，若吹毛求疵，天下安得全无过失者？”又说：“夫官之清廉，只可论其大者”，“廉吏亦非一文不取”。对于一般的数额较小的贪腐行为，康熙皇帝主张“银数无多，何苦积害”，“大可不必深究”。前面已经多次指出，腐败的口子一开，那就只会扩大不会缩小。结果在这种宽纵政策之下，腐败的官吏比比皆是，“私派浮于国课，差徭倍于丁粮”。
在康熙之后，除了雍正在位的十三年间吏治较严以外，其他各朝嘴上说的是“宽严相济”但实际都是以宽为主。比如嘉庆一朝查处了不少贪官，但嘉庆皇帝从不大开杀戒，一般只惩处主犯，其他人只小罚一下甚至只告诫一下。和珅一案就是例子。嘉庆皇帝杀了巨贪和珅，但却没有处罚和珅集团中的其他贪官。这哪里有用？嘉庆皇帝没办法，只好写诗骂手下这些官僚：“牛羊付与豺狼牧，负尽皇恩为尔曹。”
第四，清朝进入官僚队伍的途径不仅有科举、荐举等，还有捐纳等入仕途径。
在康熙十三年，为了对付三藩之乱，康熙下令让有钱人捐钱买官，几年之中捐知县者竟多达数百人。这只是一个开头，后来一旦国家财政紧张，就卖官。清中期以后，国家财政年年紧张，那就干脆把卖官变成一项正常的行政工作来做了。且不说这些用钱买官的人都是什么文化水平，就只说他上任之后自然要收回成本，不贪腐行吗？
另外，满人还不用通过科举考试就可以进入官僚队伍。一些“材具庸下”甚至“目不识丁”的旗人凭借特权而身居高位，怎么能真正干好工作？
再加上时代的发展和变化，传统知识分子越来越显得落伍。因此，清帝国的整个官僚集团在执政能力方面还要比明帝国更低一些。
在这种情况下，清帝国当然不可能发生质的飞跃。从康熙中后期到乾隆中期大约一百年的时间里，清帝国的国力很快就撞到了天花板，达到了中华帝制所能容纳的极限。
正如于乾隆五十八年访华的英国人马戛尔尼所言：“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疯狂的战船。如果说在过去的一百五十年间依旧能够航行，以一种貌似强大的外表威慑邻国，那是因为侥幸出了几位能干的船长。一旦碰到一个无能之辈掌舵，一切将分崩离析，朝不保夕。即使不会马上沉没，也是像残骸一样随流东去，最终在海岸上撞得粉碎，而且永远不可能在旧船体上修复。”
在这个被后世一些人称为“康乾盛世”的时代，却潜藏着埋葬清帝国的巨大危机。
从统治阶层来看，是能力危机；而反映到民间，就是老百姓的民生危机。
其一，土地兼并导致大批农民破产。
土地兼并是帝国制度下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官僚地主们借助政治权力的强制掠夺，导致普通百姓失去土地。清帝国逃不出这种循环。乾隆十三年，湖南巡抚杨锡绂就指出：湖南“近日田之归于富户者，大约十之五六，旧时有田之人，今俱为佃耕之户。”佃户增加导致劳动力价格的供求关系发生变化，地主开始加租。结果就导致佃农破产成为流民。到嘉庆年间，光北京城里就有十万多乞丐。
其二，物价持续增长，带来了增加生产成本和人们的生活成本的后果。
以苏南一带为例。康熙中期，米价大约在每升七文，到康熙四十六年因大旱而升至二十四文每升后，虽然仍随丰歉有所波动，却再也不复归原价；到雍正年间，每升米价上涨到了十几文；到乾隆末期，米价已上涨到每升三十文左右。不光是米价涨了，其他物价也涨了。所谓“百物腾涌”，“无不价增”。比如田地的价格，据杨锡绂的奏报，“向日每亩一二两者，今七八两；向日七八两者，今二十两。”也同比例的涨了。
物价一涨，政府官员、八旗子弟的实际收入下降了，官营的滇铜、漕运、盐业的经营成本就上涨了。这下子麻烦就大了。比如盐业，制盐的成本上涨，但是由于官方定价收购，收购价没涨，结果盐户纷纷破产。再比如滇铜，滇铜的生产直接关系到铸钱，采铜的成本上涨，而铜价又由于铜钱与银两是按固定比例一千文比一两兑换的而不能涨。结果导致采铜冶铜的厂矿巨亏，难以为继。这都直接影响民生。
民生这个危机得不到解决，其结果就是阶级矛盾的激化而引发的农民起义。从乾隆中期开始，农民起义浪潮就是一浪高过一浪。规模比较大的起义，乾隆年间有山东清水教王伦起义、台湾天地会林爽文起义；嘉庆年间有川陕甘鄂豫五省白莲教起义；道光、咸丰年间有太平天国起义。
其实早在民生危机爆发之前，清帝国的统治者们，也就是马戛尔尼所说的那几位“能干的船长”，就已经意识到了危机。但是包括他们在内的整个统治阶层能力不足，没有弄清楚危机的原因，当然也不可能找到解决的办法。
康熙时土地兼并还不算严重，但米价的持续高位运行却引起了朝野上下的关注。康熙五十二年（公元1713年），全国大丰收，但就在这种情况下米价仍居高不下。康熙皇帝百思不得其解，最后得出一个结论：“皆由人多地少故耳。”因此，康熙皇帝将解决人口问题纳入到议事日程中来。康熙皇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把人口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的皇帝。他说：“本朝自统一以来，于今六十七八年矣，百姓俱享太平，生育日以繁庶，户口虽增而土田并无所增，分一人之产供数家之用，其谋生焉能给足？”从此人口问题就成为压在清帝国皇帝们心口的一块大石。
雍正也是这一思路，他认为：“地土之所产如旧，而民间之食者愈多，所入不足以供所出，是以米少而价昂，此亦理之必然者也。”对于人口的增长，他同样忧心忡忡：“国家承平日久，生齿殷繁，地土所出仅可赡给，偶遇荒歉，民食维艰，将来户口日增，何以为业？”
到乾隆这儿，乾隆皇帝左想右想都“不能深悉其故，亦未得善处之方。”他召集大臣们讨论，最后议出来的结果还是人口增长以及官方采买过多等老调重弹。最终还是要落实到人口这个老问题上来。
清朝时中国人口到底是个什么状况呢？据乾隆皇帝自己说：他查阅康熙四十九年（公元1710年）的档案得知当时全国有两千三百多万丁口，而现在（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各省奏报的人口已高达三亿多。晚清薛成福就说这种情况“实中国数千年来所未有”。
这里要解释一下。
第一，康熙四十九年的人口数据是“丁口”，也就是应承担国家赋税的人数。社会史学家们一般按丁口数乘以一个系数来估算一下当时的总人口数。这个系数根据不同朝代的税赋制度不同变化很大，具体到清朝有用四的，有用五的，也有用六的。到底哪个准一些，咱也不知道。
第二，这个数据是纳入国家统计的数据。直到如今，统计数据造假的也不鲜见。在当时为了逃避赋税徭役而买通官吏隐瞒人口，也是很自然的事情。所以，绝不是八十年间增长了十几倍。但从乾隆六年（公元1741年），清帝国开始人口普查以来，人口数字仍然是一路飙升。乾隆六年，全国人口一点四三亿；乾隆二十七年，二点零四亿；乾隆五十五年，三亿；道光十四年，超过四亿。
这个人口增长速度也不能说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