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辽国的统治者是辽景宗耶律贤。他与前任耶律璟不同。耶律璟身上更多的是奴隶主的特点，终日只知饮酒作乐，很有点夏商时期君主的感觉，应该算是典型的奴隶主一个。而耶律贤基本可以称之为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他励精图治，任人不疑，信赏必罚，而且更多地任用汉人为官，因而更多地吸收了汉人的统治经验。比如高勋、郭袭、室昉、韩匡嗣及其子韩德让等，都先后得到重用。而且，由于当时社会已经逐渐走出了转型期，封建地主的思想和势力都已经占了主导地位，所以虽然仍有反叛事件，但数量很少而且都很快平定，与穆宗时期相比，总的来说内部稳定、政治清明、将相协和，生产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辽朝开始中兴。此时的辽帝国，已经不再是以前的匈奴、突厥，也不是以前的契丹，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强大帝国。
基本介绍了一下辽帝国的情况之后，我们再来站在宋帝国的立场上来看宋辽两国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两国之间的关系，首先在于如何认识对手辽帝国。北宋时期的辽帝国，是一个实力强大的帝国。对此，宋太宗没有充分地认识，甚至到现在很多人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宋太宗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于是，他选择了秦汉对付匈奴、唐对付突厥的办法，希望通过战争征服契丹或者将契丹驱逐到漠北。现代很多人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于是就认为宋帝国军事上很弱、很没有骨气。当然，我们承认，北宋末年以后一直到南宋，整个政府是没有什么骨气的，在绝大多数时候都是只关心赵氏皇族的江山稳固而弃全国人民利益于不顾，但是在北宋前期，情况却是完全不同的。
面对强大的辽帝国，宋太宗轻易挑起了战争。从979年宋太宗伐辽开始，一直到1004年，在长达二十五年的时间里，双方大打出手，但却都没能取得决定性胜利。几场大战打下来，到宋真宗之后，宋政府对辽国的整个认识又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逆转，将其视做不可战胜的超级强国。最突出的例子是在1042年，辽国趁宋与西夏之间发生战争的机会，派萧特末、刘六符出使宋朝，通过实施战争恫吓。宋帝国因为胆怯，被对方狠狠地敲了一笔竹杠，“岁增银、绢十万两、匹”。
除了辽国，北宋的外患还来自西夏。不过，西夏其实并算不上一个能够与辽宋抗衡的帝国，充其量只是一个少数民族地方政权。但是，由于它的统治者李元昊好战，对宋帝国发动侵略，结果双方打了七年仗。
总而言之，在北宋的外部，有一个强大的辽帝国和一个爱惹麻烦的西夏，这就是北宋的外患。事实上，这些外患算不得什么致命问题。真正可怕的问题在内部。
三、钱，钱，钱
宋帝国内部的问题出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来自官僚体系的危机。
前面讲，宋太祖等人为了防止政府官员对皇权产生威胁，于是就采用了分割职权的办法来削弱他们的权力。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整个官僚体系的膨胀。我们前面也用数据来说明了，宋初内外官员只有几千人，到宋真宗时期，就已有一万多人了。到宋仁宗时期，政府官员的人数就达到了两万多人。
除了皇帝有意为之以外，是帕金森定律在起作用。所谓帕金森定律，就是在官僚机构中，当官员觉得工作繁重时，会倾向于增加下属。而增加了下属以后，工作并不会减少而会继续增多，从而导致机构的无限膨胀。帕金森举例说：当官的A君感到工作很累很忙时，一定要找比他级别和能力都低的C先生和D先生当他的助手，把自己的工作分成两份分给C、D，自己掌握全面。C和D还要互相制约，不能和自己竞争。当C工作也累也忙时，A就要考虑给C配两名助手；为了平衡，也要给D配两名助手，于是一个人的工作就变成七个人干，A君的地位也随之抬高。这样一来，七个人会给彼此制造许多工作，比如一份文件需要七个人共同起草圈阅，每个人的意见都要考虑、平衡，绝不能敷衍塞责，下属们产生了矛盾，他要想方设法解决；升级调任、会议出差、恋爱插足、工资住房、培养接班人……哪一项不需要认真研究？工作愈来愈忙，甚至七个人也不够了……
北宋政府，这个典型的官僚机构就是这么一种情况。这是官僚机构的通病，本来也没什么稀奇的。但是，北宋有点特殊。特殊在哪儿呢？
特殊之处在于，第一，官吏的来源中，有大量的官员是靠门荫进入官僚体系的。所谓门荫，也就是爹当官，儿子也就能当官。这就有点儿类似于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以门第取人。这样进入官僚体系的官员，不可能有什么能力，也不可能做出什么成绩来。
第二，并不是每个官员都有职务，挂虚职的一大堆。有人说，那这样干实事的人少，行政效率不是会相对高一些吗？不然，一方面，薪俸费用那是年年要出的，另一方面，这些闲职人员那都是想方设法要得个差遣的。也就是说，这些替补队员们拿着高薪，还一个劲儿地想上场。不过，与球场上不同，官场上一个官员合格不合格、称职不称职不像球员那么好分辨，也不由老百姓说了算。谁说了算呢？一个是皇帝说了算，二个是其他当官的说了算。皇帝不好巴结或者不是所有人都能巴结得上，于是这些当官的就相互支援、相互扶持。发展下去，就产生了派系，出现了党争。
第二个方面是来自地方豪强的危机。
从秦以来，一直到唐中期，虽然土地私有制一直在发展，但是，国有土地仍然很多，甚至可以占到主体地位。否则，我们就很难解释均田制、占田制等土地制度。田如果是私有的，能“占”、“均”吗？到了唐中期之后，均田制瓦解掉了。国有土地很少，而私人庄园占有土地很多。宋帝国不得不对这种现状予以承认，也就是“不立田制”，让土地自由买卖。宋帝国的皇帝们不能不担心这些拥有大量私人庄园的地方豪强发展为独立的地方政权。
因此，宋帝国首先是决不允许私人武装力量的发展。自从安重荣说出了兵强马壮者当皇帝这一真理之后，帝国的统治者们就时刻牢记着要把枪杆子抓在自己手里。在唐末到北宋初年，各地都有很多乡社，“设置教头，练习兵仗”。这些乡社实质上是一种地方豪强武装，其作用主要是保护当地的地主包括一些自耕农免受土匪、农民起义军等武装力量的侵害。在唐末到北宋初期这一段战乱年代，这些乡社的存在保护了本地经济不受战乱影响。但是，到了北宋帝国统一天下之后，这些武装力量就对北宋赵氏江山形成了威胁。于是，宋政府对这些乡社严厉打压，一律取缔。
光打压是不行的，如果地方上的安全不能得到保障，那么这些乡社武装就有其存在的根基，就不可能被禁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加强对地方、对老百姓特别是贫苦农民的控制力。宋太祖想出了一个主意：养兵，就是充分利用雇佣兵制度，把以破产农民为主的不安定分子收容到军队中去，免得这些人在地方上搞出什么乱子来。
这个主意，从理论上来说，真是好。一方面，通过养兵，给了破产农民一个出路，避免他们为了生存去铤而走险。这恐怕也算是一种社会保障制度吧。另一方面，壮大了政府的力量，加强了政府对国家的控制力。军队不管怎么说，都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总的来看是统治工具。军人多了，统治力量应该是加强的。同时，军队是一个严密的组织，使老百姓成为军人也便于对老百姓的控制。
于是，自宋太祖起，凡是发生灾荒，政府就到那里去征兵，甚至强制饥民入伍。时间一长，就使得军队人数极其庞大，从最初的二十万人增长到仁宗时期的一百二十多万人。大量军队并没有放在边关上。这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原因有这么几点。第一，既然养兵是一种“社会保障制度”，那么就不能把老百姓弄到离家万里之外的边关。否则，那跟流放有什么区别？能够起到社会保障的作用吗？第二，赵氏皇族的经济控制力并不强，必须加强行政的控制力。所以，必须把军队驻守在内地，以防国内发生动乱。当然是这实际上造成了宋帝国对外的柔弱。
第三个方面的危机，来自于普通的老百姓也就是农民。
从理论上说，既然有了社会保障，那就不会有造反的农民了。但实际操作起来却是两码事。一个问题在于这种社会保障制度并未很好地贯彻执行，在很多地方由于地方官的贪腐和搜刮，还使得许多老百姓被逼上梁山，比如在宋初治理得最糟糕的地方四川。宋朝在灭后蜀时，曾经要诸州报告后蜀苛捐杂税的情况，准备免除其中的一部分，以缓和当地的阶级矛盾。但是还没来得及实行，灭蜀的宋军将领王全斌、王仁赡、崔彦进等就私开府库，侵吞财宝，纵军掠夺平民子女、抢夺钱物。结果激起了民变。在平定叛乱后，又把推行善政的事放在了脑后。不仅将后蜀府库的物资全部运往开封，而且还将川蜀的田税改以布帛折充，称为“科折”；设“市买场”低价强买民间的布帛，称为“和市”。到了宋太宗年间，又设“博买务”，民间织造布帛全都被以低价购入，严禁商人贩运。这些苛政，再加上当地贪官污吏的盘剥，终于酿成了李顺、王小波起义的弥天大祸。再比如，南方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受到官吏的剥削，也有起来造反的。最典型的是湖南桂阳一带的瑶族人因为受不了官营盐业的敲诈，而与官府发生了长达五年的武装冲突。
除了这些贪官污吏的盘剥之外，养兵难以缓和阶级矛盾的另一原因就是没钱。在北宋，军队断饷是很普遍的事情。军官是国家公务员，工资有保障，一断饷肯定是下层士兵饿肚子。这就导致上层军官和下层士兵之间存在很激烈的冲突。在北宋时期，相当一部分被后来史学家称之为“农民起义”的起义，都是兵变，是由一些下级军官或者士兵发动的。比如1043年，京东路忻州地方“捉贼虎翼军”的一个士兵王伦就杀死巡检使朱进，发动了兵变。王伦兵变以后，得到了很多平民百姓的支持，一度攻占了海州、扬州等地。王伦自己还“署置官吏”，建立年号，有要和宋帝国分庭抗礼的意思。
这三个方面的危机纠结在一起，愈演愈烈，严重地威胁到宋帝国的稳固。特别是当宋真宗时期，宋辽两国签订了盟约之后，外患也变成了内忧。和平是拿钱买回来的嘛！所以说，从宋真宗以后，宋帝国的主要问题不在外部，而在内部。西夏那儿小打小闹不影响大局，辽帝国也可以花钱搞定。所有的危机，集中到一个字上——“钱”。
那么，这些危机，宋帝国的统治者们意识到了吗？当然意识到了，如果一个政府连国库没钱了都意识不到危机的存在，那真是傻到家了。
事实上，到了宋仁宗时期，皇帝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就开始了改革。这一次改革史称“庆历新政”，主要是由范仲淹主持，核心人物还包括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他们改革的核心和重点是吏治的，主要是裁汰冗官，对恩荫制度加以限制，建立考核激励机制，依官员政绩优劣分别升降。他们希望通过吏制改革，培养和选拔出贤明能干的官吏，从而使百姓能够安居乐业。
他们的改革方向对吗？翦伯赞先生认为：“在当时错综复杂的矛盾中，最主要的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然而范仲淹等人却把改善吏治作为最关键、最中心的一环，很明显，他们对于真正的关键问题并没有找到。”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虽然仅仅在上层阶级上进行吏治的改革不足以解决大宋帝国的危机，但至少可以缓解一下危机。如果范仲淹等人的改革能够得到贯彻落实，如果宋仁宗对范仲淹等人的支持力度能够和宋神宗对王安石的支持力度相当，那么这个改革应该是能够取得一些成就的。
从“庆历新政”的改革方案来看，方案本身是合乎管理学的原理的，是科学的。问题在于实施这个方案阻力太大。任何一次政府裁员都会遇到很大的阻力，在北宋阻力尤其大。因为北宋是官本位的社会，官员处于社会的上层。你将一些人从上流社会驱逐出去，提高进入上流社会的门槛，怎么可能不受到巨大的阻力？宋仁宗显然没有冲破这层阻力的能力和勇气，范仲淹等人的方案中也没有化解这种阻力的办法，所以这次改革最终失败了。
这一次改革失败了，问题没有解决，那么解决问题的尝试也就不会停止。到宋神宗时期，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改革运动之一的王安石变法拉开了大幕。
四、一次方向错误的改革
王安石变法开始之时，北宋帝国的危机已经非常严重，司马光就说当时“公私之债，交争互夺，谷未离场帛未下机，已非己有，所食者糠籺而不足，所衣者绨而不完，直以世服田亩，不知舍此之外，有何可生之路耳”。范镇则说：“人民流离，父母妻子不相保者，平居无事时，不少宽其力役、轻其租赋，岁太熟，民不得终岁之饱，及有小歉虽加重放已不及事。”也就是说，当时老百姓已极端穷困，老百姓负债累累，正常的衣食温饱都得不到保证，根本无法进行正常的再生产。这些问题是上上下下都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用南宋陈亮的话说那时的名士“常患法之不变”，大家都主张改革。但是，究竟怎么改革，意见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