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是对皇权威胁最小的一个阶层，虽然他们中很多人都有所谓“代理人心态”，但是不忠心不等于会造反。同时，儒家思想中的忠君思想、纲常伦理，又是对付“代理人心态”的一剂特效药。大宋帝国的统治者显然也看到了这一点。于是，一方面，重文轻武，优待士大夫，希望以这种方式，来换取知识分子阶层的衷心拥护。另一方面，在思想层面上，把儒家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以儒家思想中的“忠孝仁义”来改造知识分子。
唐末以来，武将的地位很高，有权有势。但从北宋开始，这种风气完全逆转了过来。举几个例子。宋仁宗时，宰相吕夷简有一次遇到了一个武将因为反应慢了点，没有及时向他行礼。吕夷简立即大发雷霆，而且上纲上线，说这个武将轻视自己就是轻视朝庭。最后，弄得这个武将“以此废斥”。再比如，宋真宗时期，有一个状元，名叫陈尧咨。此人出身书香门第，文武双全，特别擅长射箭。据说有一次射铜钱，一箭中的。当时宋真宗想派他当武将，出任节度使，授节钺。但是，他的母亲却说：“汝策名第一，父子以文章立朝为名臣，汝欲叨窃厚禄，贻羞于阀阅，忍乎？”最终没有接受。通过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在当时很多人眼里，不当文臣而当武将是一种耻辱。
社会风气变得这么快，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皇帝的倡导。正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我们来看看北宋的皇帝们是怎么倡导重文轻武的。
宋太祖本人就最重读书人，史料记载：“太祖最好学。海内宿儒，征聘殆尽。”他还曾经说过：“作相须读书人。”
宋太宗比他哥哥更加重文，他上台以后扩大了科举取士的数量，重用文臣。洪迈就在他的《容斋续笔》一书中写道：“本朝科举取士，太平兴国以来，恩典始重。”
到了宋真宗时，在重文轻武上就走得更远了，从他这时开始，“择儒臣有方略者统兵”，武将几乎都靠边站了。在宋真宗时期，还有几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比如，宋真宗时期，有一个进士名叫李光辅，文武双全，善于击剑。这本来是很好的事情。但是宋真宗不知道是脑子进水了还是头被门夹了，竟说：“若奖用之，民悉好剑矣。”结果，把他打发回家了。再比如，宋真宗还亲自写了一首流传很广的打油诗，倡导老百姓学习儒学。诗是这么写的：“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随人，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诗写得很庸俗，但话很是实在，告诉老百姓，要想有香车、豪宅、美女等，那就读书吧！
读书不但能够得到物质利益，精神生活上也非常惬意。宋帝国对士大夫真是好得不得了，基本上是平等相待，所谓“与士大夫共天下”。比如包拯有一次和宋仁宗发生争执，言辞非常激烈，唾沫都喷到皇帝脸上了。但皇帝不但没有治包拯一个“大不敬”之罪，而且最后还真按包拯说的办了。
通过几代皇帝不断地而且是力度越来越大的倡导，在天下人的心目中，读书当官成为士大夫，就成了人生中的最佳选择。所谓“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至于唐时的“宁作百夫长，胜过一书生”的尚武精神则完全不复存在。
在尚武精神泯灭的同时，儒家思想迅速昌盛起来。
首先是孔子的地位再次得到了提升。宋真宗不但改谥孔子为“至圣文宣王”，而且还亲自撰写了《文宣王赞》，说孔子是“人伦之表”。
其次是儒术的官方地位再次得到巩固。自汉武帝以来，儒学就一直是官方政治理论。但是，汉代事实上是儒法兼用，一直到刘备那个时候，法家仍然很受推崇。比如刘备在去世前就专门让诸葛亮抄写法家著作交给后主刘禅学习。两晋南北朝时期玄学昌盛，而唐代道家思想、佛教思想也都得到了官方的提倡和推崇。到了宋代，这种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儒家思想取得了绝对统治地位。宋真宗强调，儒术是“帝道之纲”。在《崇儒术论》中，宋真宗这样写道：“太祖、太宗丕变弊俗，崇尚斯文。朕获绍先业，谨遵圣训，礼乐交举，儒术化成。”
最后，儒家思想得到了空前发展。儒家思想自从孔子创立以来，经过了几个重要的发展阶段，比如战国时期，孟子、荀子对儒学的发展。再比如，西汉时期董仲舒等人对儒学的继承和发展。而在董仲舒之后，宋代就是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阶段。宋代儒学的发展，起源于唐代的韩愈、柳宗元，但当时唐帝国已经是江河日下，儒学的发展没能持续下来。到了宋代，在欧阳修、范仲淹、王安石、苏氏父子、二程等人的不断努力下，形成了新学、蜀学、理学三大学派。儒学非常昌盛，可以说达到了顶峰。
大宋帝国就这样巩固了自己的政权。在这个政权里，皇帝之下，是一个由大量儒家知识分子组成的庞大官僚体系。皇帝的位置是坐稳了，但是危机却没有结束，也不可能结束。
二、强邻在侧
大宋帝国的危机来自内外两个方面。我们先来看对外方面。
北宋自立国以来，就有一个可怕的对手在北边虎视眈眈。这就是辽帝国。请注意我对它的称呼。它是“帝国”，而非一般的游牧民族。这个雄踞北方的庞大帝国是如何兴起的呢？我们得把时间拨回到唐朝末年。
唐朝末年，有一个名叫耶律阿保机的契丹头领废除了原来氏族部落的一套政治体制，在族内外的支持之下，于907年当上了皇帝，并且在仿造唐帝国的组织形式的同时，保留自己民族的特色，建立了一整套独特的政治制度。在这个制度里，既有朝官又有族帐，既有州县又有部落。基本上是族帐、北朝官、部落管少数民族和皇族事务以及畜牧业；南朝官、州县管汉族事务和手工业、商业。
与唐帝国比起来，耶律阿保机建立的契丹国是非常落后的。当时还处在奴隶社会，也没有文字，更谈不上什么文化。但是，契丹的军事力量却很强大，是个野蛮的军事强国。《辽史》上说：“契丹旧俗，其富以马，其强以兵。纵马于野，驰兵于民。有事而战，纩骑介夫，卯命辰集。马逐水草，人仰湩酪，挽强射生，以给日用，糗粮刍茭，道在是矣。以是制胜，所向无前。”
它为什么有这么强大的军事力量呢？
第一，畜牧业发达。马匹是战争中不可或缺的役畜，既是战斗工具，又是运输工具。契丹继承了游牧民族在这个方面的特长，马匹特别多。据史料记载，耶律阿保机曾经一次赠送给李克用三千匹马，数万头牛羊。耶律德光也曾送给后晋皇帝石敬瑭“良马二千匹，战马一千二百匹”。出手如此大方，可见其家底有多么丰厚。
第二，善于骑猎。他们“以鞍马为家，后妃往往长于射御，军旅田猎，未尝不从”。连皇帝后宫的女人都善于骑马射箭，何况男人。善于骑射有两个好处。一是军队容易形成较强的攻击力。打仗和打猎从文字上看是一字之差，从实际上来讲也有很多共通之处。比如，都需要杀伤对手，都要防止被对手杀伤。契丹人善于骑猎，射箭射得准，其军队自然也就容易形成比较强的战斗力。二是野外生存能力强，不用携带过多的辎重。军粮可以靠打猎来解决。比如耶律阿保机在西征时就曾经率军“猎寓乐山，获野兽数千，以充军食”，甚至可以做到“日有鲜食，军士皆给”。这是一般军队做不到的。因为，在某些方面，打猎比打仗的技术含量要高，没点技术，连猎物在哪儿都找不到。
不过，像这种单靠军事力量立足的游牧民族国家，多得很。从汉代的匈奴到唐代的突厥，再到明代的瓦剌，真是一抓一大把。本来也不怎么值得一提。不过，契丹从开国皇帝耶律阿保机开始，就打定了主意要汉化，而且在他们自己看来，契丹人就是中国人。这一点，还真就和匈奴们不一样。
这么说有证据吗？当然有了。耶律阿保机曾经问手下说：“受命之君，当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契丹是举国信佛教的，所以大家都说，当然得先祭祀如来佛祖了。但是，耶律阿保机却说：“佛非中国教。”他老人家不崇洋媚外，要先祭祀中国人。最后，他选择了“建孔子庙”，祭祀孔子。这就可见他完全把自己当成中国人了。
还有一些旁证，比如契丹统治者特别喜欢和中原统治者攀亲戚。匈奴与汉帝国、吐蕃和唐帝国都是先通婚然后成为亲戚。契丹却不一样，他们最喜欢硬攀亲戚。比如耶律阿保机与李克用结为兄弟。到耶律德光占据汴京时，见到李嗣源的妃子王氏时，竟然“拜之曰：‘吾嫂也’”。可见这种亲戚关系，契丹皇帝在时过境迁之后还是认的。此外还有石敬瑭叫耶律德光干爹，宋真宗和辽圣宗结为兄弟。反正契丹人挺好这一口。
在当时来看，契丹一心汉化的这种做法，是很正确的。但是，效果怎么样，却要听天由命。在契丹建国初期，他们只有军事力量强大，社会制度非常落后，还处于奴隶社会。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他们积极向中原的先进国家学习，但由于差距太大，也不可能赶超中原帝国，充其量只能达到匈奴、突厥这样的高度。但是，历史给了契丹一个巨大的机遇。石敬瑭，这位急于保命、急于当皇帝的地方大员，大方地将幽云十六州割让给了契丹。这对于契丹而言，真是天上掉下个大比萨。
过去的历史研究者往往强调幽云十六州地理位置的重要，认为这是为北方游牧民族入侵中原打开了大门。这当然是实情。但是，对于契丹而言，得到这幽云十六州，最重要的绝不是掌握了入侵中原的门户。试想，如果我们国家现在得到了美国的加州，我们得到的仅仅是一块土地吗？不，我们同时得到了大量优秀的人才，得到了许多成熟的经济实体，从中我们又可以掌握先进的管理模式等。这才是最重要的。
契丹人就是这样得到了一块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上全面超过自己本土的辖区。得到了这块沃土，就等于掌握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最先进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促使整个契丹国在短期内完成了质的飞跃，由一个奴隶制国家迅速地发展为一个封建制强国。比如，当时大量的“并汾幽冀之人”被安置在契丹首都临潢府，从而使得当地的经济水平得到了空前发展，一时之间出现了各种手工业作坊。
运气来了，真是门板也挡不住，况且人家契丹人住帐篷，没有门板。几年之后，一张更大的比萨砸中了契丹皇帝耶律德光的头。
石敬瑭死后，中原的后晋帝国不再愿意臣服于契丹，但是朝中很多大臣，比如刘知远、杜重威、张彦泽等人并不忠于后晋，各自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对手军心不稳、人心不齐，这给了契丹入主中原绝佳的机会。耶律德光当然不会放过。当契丹大军南侵之时，刘知远手握重兵，却隔岸观火，坐观双方成败；杜重威更是将二十万大军拱手交给耶律德光，妄想以此做第二个石敬瑭。一盘散沙似的后晋怎么是契丹的对手？947年的大年初一，耶律德光率契丹大军大摇大摆地进了汴京，轻而易举地当上了中原帝国的皇帝。为此，他还专门将国号改为辽。大辽帝国就这样诞生了。
然而，契丹人显然没有做好入主中原的准备。就好比北京奥运会上，中国男篮大比分西班牙队时一样，胜利来得太突然，有点儿接受不了。
俗话说，打天下难，坐天下更难。对于契丹人而言，打天下真容易，容易到根本没想到居然能打下来。而坐天下太难，因为他们从来也没想过怎么坐天下。他们还处于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型的时期。前面说过，得到幽云十六州，促使整个契丹国在短期内完成了质的飞跃。但是，这里所说的“短期”是相对于一般情况下比较缓慢的社会变化而言的。并不是说，今年得到幽云十六州，明年就一步进入封建社会了。这种重大的社会变化，怎么也得要二三十年的时间。当时这个变化还没有完成。
按照奴隶社会的习惯，契丹人到处抓奴隶。中原人哪里受得了这个？纷纷起来反抗。于是耶律德光感叹道：“真没想到中原人这么难管。”我要说：那是当然喽，中原人早就不习惯当奴隶了，谁让你开历史的倒车来着？如果契丹人稍微文明一点、稍微进步一点、稍微保护一下中原地主的利益，在中原站稳脚跟其实并不难。思想还停留在奴隶社会的契丹人做不到这一点，于是结果只能是灰溜溜地离开中原。
在此后几十年的时间里，辽帝国内乱就没停过。为什么会内乱？主要原因就是辽帝国处于一个重要的社会转型期。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愿意向封建社会前进的贵族与那些代表奴隶主阶级利益的、要回到奴隶社会的贵族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这些冲突，从长期上来看，扫除了辽帝国向封建社会前进的障碍，但从短期来看，却使辽国国力下降，无暇他顾。正是在这个时期，后周世宗柴荣率军北伐，收复了一些地区。宋太祖则利用这个时期辽国不主动向南扩张的机会，灭了南方的几个地方政权，实现了国家的基本统一。
宋帝国实现了国家的基本统一，与此同时，辽帝国也基本完成了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一个封建制的帝国在北方完全建立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