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为所有的救援欢呼，愿意为那些被逼入绝境的人提供所有援助。如果一个英勇的行为再加上他拯救了那些“受损的”船舰，那就是一件英雄事迹。日本的勇士们则拒绝这种海上救助。甚至我们的B-29战机和战舰上装载有救生设施都被他们耻笑为“胆小鬼”。报纸和电台中这样的嘲笑话题连篇累牍。在日本人那里，唯一的荣耀是视死如归，提前做出预防完全是不足取的。在针对受伤者和疟疾患者的态度中，也可以看到这一观念。这些战士在他们眼里就是“受损的物资”，但是在日本军营中，即使是为了战斗力能够获得有效补充而必需的医疗设施也严重不足。随着时间推移，各方面的补给困难使这种医疗设施的短缺严重恶化，但是，这还不是事实的全部。日本人对于物质主义的嘲笑也成为其中一个原因。日本军人被教导说，死亡本身就是精神的胜利。而且，我们对于疾病患者和伤者的照顾，和轰炸机上安装救生设施一样，都被日本军人视为对英雄主义的妨碍。在平民生活中，日本人也不像我们美国人那样依赖于内外科医生。在美国，看见受伤者，怜悯会油然而生，这种情感比其他福利措施都还要优先出现。在和平时期，来自欧洲的访问者经常谈及这一点。但日本人对此完全是陌生的。无论如何，在战争中，日本军队根本没有受过训练的救援队，所以没有人在火线下转移伤者并第一时间救援，也没有前方、后方、内地一整套用以治疗复原的医疗设施。他们对待医疗补给的态度让人很不快。在一些极端场合，那些本该住院的人居然被枪杀来处理。尤其是在新几内亚和菲律宾，日本人经常不得不从有医院的某处撤退，那时，即使有机会，也没有撤退病人和伤者的程序。只有在实施所谓“有计划的后撤”时，或者敌人占领了阵地时，他们才采取一些措施。那时，负责医疗的长官在离开之前通常会射杀同在医院的战士们，或者是伤病员用手雷炸死自己。
如果说日本人对待伤病员的态度是他们对待自己国人最基本的表现，那么，这一点对处理美国战俘也起了重要作用。按照我们的标准，日本人无论对待国人还是战俘，都犯了残暴的罪行。菲律宾前任军医哈沃德·W.格兰特里上校在台湾岛作战时作为战俘被扣留。3年之后，他说：“美国战俘比日本军人获得的待遇还要好。在战俘营，盟军军医能够照料他们自己的人，而日本军人中间却没有医生。有一段时间，日本军队唯一能为他们自己提供的医疗人员是一个下士，后来是一个中士。”他在一年中只看到一两个日本军医。[14]
展现日本人的牺牲观的最极端的例证是，日本人没有“投降”这一说。任何西方军队，只要他们尽力了，如若发现胜利无望，他们会选择向敌人投降。他们依旧视自己为荣耀的战士。根据国际协议，他们的名字被通知本国，这样他们的家人就可以知道他们还活着。在家人眼里，他们不管作为军人还是公民，名誉都不会受损。但是，日本人完全拒绝这样的情况出现。荣耀就是战斗到最后一刻。在无望的情形下，一个日本军人要么是用最后的手雷炸死自己，要么是在一场集团式的自杀袭击中，赤手空拳对抗敌人，但是，他不会投降。即使他在受伤或者无意识状态下被俘虏，他“在日本再也无法抬起头来”，他是满身耻辱的人，对于他以前的生活来说，他已经“死了”。
当然，这也是因为军队命令中就有这样的规定，但是很显然，在前线根本不需要专门教导日本战士不投降。日本军队已经严守这一军纪，以下例证就可以证明：在缅北会战中[15]，日本军人被俘获的人数与死亡人数之比是142∶17166，即1∶120。142个被关在战俘集中营的日本军人中，除了一小部分送进来时是受伤或无意识外，单个投降或者两三个一起投降的非常之少。西方国家军队所信任的真理是：一支军队因为没有投降而损失了1/4至1/3的有生力量，这是不可容忍的。因此，投降者与伤亡人数之比通常是4∶1。然而，在霍兰迪亚[16]日军第一次大规模投降时，他们能被接受的比例是1∶5。在缅北会战中，这一比例达到了一个极端的1∶120。
因此，在日本人看来，美国有那么多战俘实在很丢脸，因为这些人都是投降来的。这些投降的人才是“受损的物资”；相对而言，那些受伤的，或者得疟疾的以及得痢疾的，都还没有被排除在“真正的男人”之外。不少美国人曾经描述过一个美国人在战俘集中营中大笑是多么危险的事，因为它将严重激怒他们的日本守卫。让日本人感到难以容忍的是，他们认为美国战俘已经是满身耻辱的人，这些美国人自己却认识不到这一点。一些美国战俘必须遵守的规则，日本军官要求看守俘虏的日本兵同样也要遵守。急行军和被关在狭小空间中随着运输工具转移，对于这些日本守卫们来说也是家常便饭。美国战俘还说过，那些严苛的看守们如何严格要求他们掩盖逃跑行为，在那里最大的罪恶是公然逃跑。集中营的战俘偶尔会到外面筑路或修建其他设施，有一个规则是不准把他们在外面吃的东西带回来，这一规则有时就是空文——只要把水果或者蔬菜遮盖起来就行。但如果它们被发现，那么就是不能被容忍的冒犯，因为这说明美国战俘在蔑视日本看守的权威。公开挑战权威通常会遭到很严厉的惩罚，哪怕“顶嘴”也不行。日本人在平民生活中对顶嘴的惩罚也很严厉，在他们自己的军队中对此等行为的惩罚就更严重了。在战俘营中存在着很多残酷处罚和残忍暴行，但是我将作为文化习俗的暴虐行为和单纯的暴虐行为本身区分开，并不是要宽容暴虐行为。
尤其是在战争的早期阶段，日本士兵普遍相信一个传闻，说是敌人残忍虐待战俘并全部杀光，这一传闻让投降更增添了耻辱感。有一个谣言说是，在瓜达康纳尔岛上坦克车碾过那些战俘的尸体，这一谣言散布很广。即使有一些日本军人想要投降，我们的部队因为对其投降态度很怀疑，于是为了预防假投降而将他们杀死，这就让日本士兵的怀疑更加被证实了。这样，一个日本人除了死亡而别无选择时，那他就会为自己死的时候还捎带了一个敌人而自豪。在他被俘虏的时候也会这么做。就像一个日本军人所说：“既然已经下定决心在胜利的祭坛上燃烧自己，那么在还没有取得英雄般的成就之前就死亡，是一件很耻辱的事。”这种可能性使得我们的军队更加警惕，这也进一步减少了日本军投降者的数目。
投降的耻辱感一直燃烧到日本人的良心深处。他们把这事看得太严重，这种观念在我们的战争惯例中完全是陌生的。我们的观念在他们看来也是完全陌生的。当美国战俘要求日本人把自己的名字通报给美国政府，以便让家人知道自己还活着时，他们非常震惊，也极度蔑视。至少，日本普通士兵们没有为在巴丹半岛投降的美国兵们准备这些，因为这些日本兵假定美国兵也会照着他们日本的方式来做。他们也实在无法理解，美国人在成为战俘后居然不感到羞耻。
在西方士兵和日本士兵行为之间最富有戏剧性的差异，无疑表现在日本士兵成为战俘后跟盟军合作。他们的生命规则没有如何适应新环境这一条，他们已经没有名誉可言，他们作为日本人的日子已经结束了。只是在战争结束前的最后几个月，才有少数人开始幻想他们返回祖国后的日子，而不考虑战争是怎么结束的。一些人要求被杀死，“但如果你们的惯例不允许这样，那么我将做一个模范战俘”。事实上他比模范战俘还要做得好。一些老兵以及长期的极端国家主义者，为我们指点军火库的位置，仔细地解释日军军事力量的部署，为我们的宣传出力，跟我们的轰炸机飞行员一道起飞，为我们指点军事目标。看上去他们的生命就像重新翻开了一页，而且新的一页上所写的内容与往日的是完全相反的，但是他们都遵循了“忠诚”这一原则。
当然，这并不能用来描述所有的战俘。少数人是坚决不合作的。并且，无论如何，这些行为有可能发生还得需要美国人提供一些可靠的、讨人喜欢的条件。所以，可以理解，美国军队指挥官们在接受日本人这些表面上的帮助时是很犹豫的。有些战俘营根本没打算接受利用他们本来可以获取的帮助。但是，在接受了日本士兵指点的战俘营中，最初的猜疑必然会消失，同时也越来越信赖于日本战俘的忠实。
美国人原本没有预料到战俘会180°大转变。这不符合我们的原则。但日本人的表现好像是：他选定了一个方向走下去，但发现失败了，他们自然就采纳了另一个方向。我们在战后能指望利用这种行为方式吗？这种行为是否只是那些单独被俘获的日本士兵才表现出的特殊行为？就像日本人其他一些行为的特殊性强迫我们在战争期间思考一样，它还提出了以下问题：他们在什么样的前提下采取了这样的生活方式？他们的各种制度运行的方式是什么？他们所习得的思维和行动习惯是什么？
注释：
[1]硫磺岛地处东京和塞班岛的中间，地理位置十分重要。1945年2月16日至3月26日，日军和美军激战月余，美军虽然最终占领硫磺岛，但双方均伤亡惨重。其中23000名固守硫磺岛的日军里，只有1083人生还。美军则有6812人死亡，19189人负伤。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太平洋战场上最激烈的一场战斗。
[2]即荒木贞夫（1877-1966），出生于有武士传统的家庭，担任陆军大臣期间，极力推动日军不断扩大对华侵略范围。1945年被宣判无期徒刑后关于东京鸭巢监狱，1955年因病获假。
[3]作者在这里出现了记忆错误，部署舰队攻日的不是成吉思汗，而是忽必烈。1274年忽必烈发动了第一次征日战争，但是遭到了失败。此后日本加强了战备和工事。1280年早春元蒙和高丽战舰再次攻日，久久未能攻下。8月15日和16日，发生在亚太地区的季候性台风袭击了九州岛沿岸，数万元蒙和高丽将士在台风中舰毁人亡。在日本人看来，这次台风并不是自然现象，它是从神那里刮来的保护日本的神风。
[4]基斯卡岛是阿拉斯加附近一岛屿，1942年6月7日深夜，日军在主攻中途岛前佯攻基斯卡岛和阿图岛并占领两岛屿，以分散美军注意力。1943年7月，美军顺利收复阿图岛和基斯卡岛。
[5]西乡隆盛（1828-1877），原名西乡隆永。明治维新的领导人。他和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并称“维新三杰”。因与大久保利通产生分歧，在萨摩藩发动叛乱，兵败身死。
[6]即山下奉文（1885-1946），生于高知县。曾担任驻满洲第一方面军司令官。1944年10月，山下奉文到菲律宾马尼拉就职，担任第十四方面军司令官，指挥与美军作战。1945年3月，美军攻占马尼拉。1946年2月23日，山下奉文被马尼拉军事法庭判处绞刑。
[7]仁牙因湾，位于菲律宾吕宋岛西岸。1945年1月9日，盟军炮轰仁牙因湾。登陆后，仁牙因湾变成一个大型供应基地以支援美军进攻马尼拉。
[8]1941年12月7日清晨，日本联合舰队突袭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在夏威夷的基地珍珠港。这次袭击将美国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
[9]巴丹半岛在菲律宾吕宋岛西南部。在日本偷袭珍珠港后，日本陆军也开始进军菲律宾。巴丹半岛上的美军和菲律宾守军与日军激战达4个月，最后因缺乏支援，于1942年4月9日向日军投降，当时美菲联军投降人数约有78000人。这些战俘被逼冒着酷暑在菲律宾的丛林中步行65英里路程到达一个战俘营，共有15000名士兵在途中倒毙或被日军杀害。这次事件是“二战”中的一桩惨案，当年的幸存者将其称为“巴丹半岛死亡之旅”。到达战俘营后，又因遭受日军拷打、被逼做苦役、挨饿等，两个月内又死去了约26000名战俘。
[10]位于西南太平洋，是所罗门群岛中最大的一个岛。从1942年8月开始，美日双方在6个月的时间里进行了大小海战30余次。1943年2月日本在该岛全面溃退。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役中，日军共有约5万人丧生，军备损失更为惨重。战役结束时日军兵力上的优势已荡然无存。从此以后，日军不得不从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直至战败。
[11]中国称为“九一八事变”。
[12]1940年10月12日，大政翼赞会成立。所谓“翼赞”，就是“帮助天皇”的意思。大政翼赞会是国民总动员体制的核心组织，主旨是引导国民的思想精神。总理大臣近卫文麿统领组织。日本战败后，大政翼赞会于1946年6月解散。
[13]这里是作者的笔误，应和下文一样，为约翰·S.麦凯恩。
麦凯恩于1944年担任美国第38特混舰队司令。在战争中，他因保护受重创的巡洋舰“休斯敦”号和“堪培拉”号通过战区回国而获得海军十字勋章。
[14]引自1945年10月15日的《华盛顿邮报》报道。——原注
[15]1943年10月，为重新打开中印交通线，中国驻印军总指挥史迪威将军制订了一个反攻缅北的作战计划，代号为“人猿泰山”。经过一年多的苦战，1945年3月，中印公路打通，会战结束。
[16]新几内亚湾的一个岛屿，现为印度尼西亚东部一海港。1944年4月，美日为争夺此地而激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