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理解日本人，首先必须要理解他们对于“各得其所”的说法。日本人对于秩序和等级制的依赖，如同我们美国人对于自由和平等的信念之坚信，虽然两者如南北两级般遥远。即使等级制社会结构可能存在，我们也还是难以接受“等级制也有正当性”这一说法。日本人对等级制的信心是基于他们的整体观念，包括一个人对自己和家人及同事的关系的观念、个人和国家的关系的观念。因此，只有通过描述他们的一些民族习惯，比如家庭、国家、宗教和经济生活，我们才有可能理解他们的生活方式。
日本人依靠对等级制的理解，来看待整个国际关系中的问题，就像他们采取同一角度看他们自己的国内问题一样。近十年来，他们把自己比喻为高踞金字塔顶端的国家，这一地位现在被西方国家所占据，他们的等级制观点也就成为他们接受现状的心理基础。他们的国际文献不断陈述他们对于这一观点的重视。日本在1940年和德国、意大利签署的《三国条约》的前言中说：“日本、德国和意大利的政府将以下条件视为实现最终和平的先决条件：世界上所有国家各得其所……”在就签署此协定而发布的天皇诏书中表达了同样的意思：
“弘扬大义于八纮，缔造神舆为一宇，实我皇祖皇宗之大训，亦朕夙夜所眷念。今世局动乱不知胡底，人类蒙祸不知何极。朕所轸念者，唯在早日勘定祸乱，光复和平……兹三国盟约成立，朕心甚悦。”
“唯万邦各得其所，兆民悉安其业，此乃旷古大业，前途尚遥……”
就在发动珍珠港袭击的当天，日本特使向国务卿卡代尔·赫尔呈交了声明，也详细陈述了这一观点：
“让万邦各得其所，这是日本政府的一项不会变更的政策……日本政府无法忍受当今现状长期维持下去，因为它的运行直接违背了日本最基本的政策：使万邦各得其所。”
日本人的这份备忘录是对数天前赫尔的备忘录的回应，赫尔国务卿的备忘录援引了美国人所尊崇的基本原则，恰如等级制之于日本。赫尔国务卿列举了四项原则：主权不可侵犯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依赖国际合作和调解；平等原则。这些就是美国人“权利平等和不可侵犯”信念的所有要点，我们深信国际关系应在此基础上建立，日常生活也是如此。平等，对美国人而言，是为获得一个更好的世界的最高的、最富有道德感的基础。它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不要暴政、不要干涉、不要强迫的自由。它意味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每个人都有争取好的生活条件的权利。当人类在世界上被组织起来时，它是人类权利的基础。甚至在我们破坏了那一组织，为了正义的愤慨而和等级制战斗时，我们依旧在维护平等的价值。
自美国成立之日起，这一信念就已经存在。杰斐逊将其写入了《独立宣言》，被纳入宪法的《人权法案》也是以其为基础的。一个新国家在公开文件中写入这样的正式语句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们反映了这一大陆上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形成的生活方式，而这一生活方式对欧洲人来说是陌生的。一个年轻的法国人托克维尔所写的巨著[1]是伟大的国际报告文献之一，他在19世纪30年代早期访问过美国之后，就“平等”这一主题写了这部著作。他是个聪慧而且富有同情心的观察家，能够在完全陌生的美国看到很多美好的东西。美国对于他来说完全陌生。年轻的托克维尔是在法国的贵族社会中培养出来的，在当时依然活跃且有影响力的人士的记忆中，贵族社会被法国大革命搞得颠簸不平、剧烈动荡，随后又被一部崭新而激进的《拿破仑法典》[2]折腾了一番。他对美国陌生而崭新的生活方式表示赏识，这一态度展现了他的宽厚品质，但是他看美国社会是通过一双法国贵族的眼睛，他的这本书是对旧世界[3]提前报道了一个即将到来的事物。他认为，美国是即将出现的社会发展的前哨站，欧洲也会如此，尽管以后会有些差异。
因此，他尽可能详细地描述了这一新世界。在这里，人们从心底认为彼此平等。他们的社会交往是以一种崭新而且轻松的方式来进行。人们以平等身份相互交谈。美国人很少考虑那些等级礼仪，他们不要求别人必须有这种礼仪，同时也不将这些礼仪强加给别人。他们喜欢说，他们不欠任何人什么。这里也没有贵族世家或者古罗马所强调的家族英雄，统治旧世界的社会等级制度在这里全然不见。他说，美国人只相信平等，而不相信别的。甚至在实际生活中，如果他们想寻找别的方式的话，他们经常会在无意中忽略“自由”，但是他们必须生活得平等。
对美国人来说，通过一个外国人的眼睛看到祖先们在一个多世纪之前为我们写就的生活方式，这是很让人感到振奋的。在我们国家已经发生了不少变化，但是主纲领没有变更过。当我们读托克维尔的书时，我们认识到，19世纪30年代的美国已经是我们现在所了解的这个美国。以前在这个国家有一些人，比如杰斐逊时期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4]更赞同一个社会采用贵族秩序，以后也将还有这么一些人。但即使是汉密尔顿也认识到，在这个国家，我们的生活方式并不是贵族社会的方式。
因此在珍珠港袭击之前，我们对着日本人陈述高级道德基础——美国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其太平洋政策——之时，我们是在宣讲我们最信赖的原则。我们确信，在这一方向上，我们所指出的每一步都将改善这个还不怎么完美的世界。当日本人举出他们对“各得其所”的信仰时，他们也是在举出他们的生活准则，它是在日本人自身社会经历中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准则。在很多个世纪中，不平等就是他们组织生活的准则，就像以上文件所指出的，只有在不平等时，所有事物才都是最可预知和可接受的。对他们来说，接受等级制这一行为就像呼吸一样自然。但是，它并不简单等同于西方式独裁主义。日本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协调一致地在维护着与我们迥异的传统。尽管日本人已经接受了美国权威在他们国家的顶尖地位，但我们还是很有必要对他们的传统有一个尽可能清晰的概念。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搞清楚他们在当今环境下可能选择的行为方式。
尽管日本近期已经西方化了，但它仍然是个贵族社会。每一种寒暄方式、每一种交往方式都要表明双方之间的社会距离的种类和程度。每当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吃”或“坐下”时，都必须按双方的亲昵程度，或者双方的辈分使用不同的词。在每个不同场合必须使用不同的“你”，动词也有不同的表达形式。换句话说，日本人拥有“敬语”，就像很多太平洋地区的人那样，同时他们还伴之以相匹配的鞠躬和跪拜。所有这些行为都是由精细的规矩和习俗所规定的；知道一个人该向谁行礼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知道一个人该怎么行礼。某人的行礼动作对一个接受行礼的人来说是正确而合适的，但是当另一个人和该人的关系产生了微小的差异时，那么这样一种行礼动作就会被视为一种无礼，并遭到接受行礼的人的怨恨。行礼幅度变化也大，从跪在地上、前额触及放在地板上的手，直到仅仅是头和肩膀的微倾，动作不一而足。一个人必须从小就学会如何在每一个特殊场合行合适的礼。
尽管阶级差异很重要，但不仅仅是不同阶级需要靠相匹配的行为来确认，两个人之间性别、年龄、家庭关系以及早先的交往所产生的差异，也都要靠不同礼仪来确认。甚至完全相同的两个人，在不同的场合也要表达不同程度的尊敬：一个平民可能和另外一个人亲密相处，无须向对方鞠躬，但是当对方穿上了军装时，穿平民服饰的朋友就要向他鞠躬。遵守等级制是一种艺术，它需要在多到数不清的要素之间求取平衡；在一些特殊场合，这些因素有的可以相互抵消，有的则相互增强。
当然，在一些人之间使用礼仪比较少。在美国，家庭圈子之内不会计较礼仪。当我们回到家，回到我们家庭的怀抱时，我们就摆脱了那些礼节的拘泥。在日本，家庭中对礼节要求反而很精细；正是在家庭中，孩子要学习尊敬他人的礼仪，并且谨慎地遵守。当一个妈妈用肩带把婴儿缠在背上时，她会将他的头压向他的手。学步儿童第一堂课就是对父亲和长兄奉行敬礼。妻子向丈夫鞠躬，孩子向父亲鞠躬，弟弟向长兄鞠躬，女孩则是不管几岁，要向所有兄弟们鞠躬。这些并不是空泛的姿态，它意味着对方有权干涉鞠躬者的一些事情，尽管他宁愿自己处理；那个接受鞠躬的人知道自己也要承担和他现在位置相适应的责任。建立在性别、辈分和长子权基础上的等级制是日本家庭生活的一部分。
当然，孝道是日本人的一项高级伦理法则，中国人也是如此。在16世纪和17世纪时，中国人对孝道的解读，和中国式佛教、儒家伦理和中国世俗文化一起被日本吸收。当然，孝道的表达在日本也必然会有所修正，以适应完全不同结构的日本家庭。在中国，一个人对他庞大的宗族也负有忠诚义务。这一宗族可能包括成千上万的人，这些人都对此人有制约权限，而且他能从中获得支持。在那个庞大的国家，在不同地方规矩也有所不同，但是在大多数地方，乡村中的中国人总是同属一个宗族。中国有4亿5000万人之多，却只有470个姓，而且所有同姓的人，多多少少都认彼此为同宗。在一个地区居住的人可能无一例外地都属同宗；而且，那些居住在遥远城市的家庭也是他们的同宗。在一些特殊地区，比如说广东，所有的宗族成员联合在一起，组建一个壮观的宗族祠堂，他们定期一起祭拜和他们人数几乎一样多的祖先牌位，而这些祖先也都是由同一个始祖繁衍而来。每一个宗族都拥有财物、土地和庙宇，并设有宗族基金，经常为那些有前途的同宗子弟支付教育经费。它追踪那些分散的宗族成员，并不辞辛苦编纂族谱，这些族谱每十年左右一更新，以记载那些享有登记入册特权的成员的名字。它守着祖宗传下来的家规，如果宗族对当局并不认同的话，这一家规就会规定不得将犯罪的宗族成员交给国家。在帝国时代，这些庞大的半自治社区只是偶尔在名义上受国家管理，那些由国家轮换指派来的随和官员在当地始终是个外人。
日本完全不是这样。直到19世纪中期，也还是只有贵族家庭和武士家庭才被允许拥有姓氏。但是，在中国宗族系统中姓氏是根基，如果没有姓氏或者相当于姓氏的东西，宗族结构就无法发展起来。在一些部落中，记录谱系就相当于姓氏。但是在日本只有上层阶级才记录族谱，甚至在这些族谱中，就像“美国革命妇女会”[5]那样只从当下还活着的人向前回溯一代，并不从某一先人向下记录所有繁衍的人。这是很大的不同。除此之外，日本是个封建国家，忠诚并不是针对宗族大集团而言的，而是针对封建领主，他是当地居民的主君。与之相对比的是，中国任期短暂的政府官员对于他的治下来说，通常是个陌生人，所以他的势力不可能发展壮大。在日本，重要的是这个人属于萨摩藩还是肥前藩，每一个人都被系在藩中。
组织宗族的另一个方法是通过对远祖的崇拜，就是在圣地祭拜远祖和氏族神。针对日本平民来说，即使他们没有姓氏和族谱也可以参与其中。但是在日本，并没有针对远祖的祭拜礼，日本平民在神社祭拜，所有村民都来参加，无须证明他们都有共同的祖先。他们都被称为神社中神的“孩子”，这是因为他们生活在这位神的领地。就像世界上生活在固定区域的其他村民那样，日本村民也互有亲属关系，但是他们并不是从同一个祖先繁衍而来的很紧密的宗族团体。
与神社不同，对祖先的崇拜是在佛坛上进行的，他们被放置在起居室中，只供奉了六七个新近死去的人。所有日本人每天都要在自家佛坛前敬礼，不管他属于哪一个阶层。佛坛中供奉的类似微型墓碑的灵牌，代表了父母、祖父母和其他近亲属，家人要向这些灵牌供奉食物。墓地中曾祖父母墓碑上的字也不会再重刻，甚至三代之前祖先的身份都会很快湮没不闻。日本家庭人口的削减比例和西方相似，法国家庭应该是跟它最相近的。
因此，日本的孝道是局限在每天直接接触的家庭成员之内的。它意味着“各得其所”，涉及一个人在团体中的辈分、性别和年龄，这一团体很少超过如下范围：父亲、叔（伯）父、祖父、叔（伯）祖父，以及他们的孩子。即使是豪门望族，虽然会有更多人口，但家庭还是被细分为不同的支系，次子以下的孩子们很快就建立了自己的分支家庭。在这种狭窄而且直接接触的小团体内，规定“合适本分”的规则十分周详。在长者选择正式退休（隐居）之前，年轻人要对他严格服从。甚至现在，一个拥有几个成年孩子的父亲，如果他自己的父亲还没有退休，那么在没有获得老爷子的许可时，这位父亲就无权处理事务。哪怕孩子已经三四十岁了，父母还要包办婚姻乃至促成其离婚。父亲作为家庭内的男性首领，用餐时他的饭食要第一个端上来，入浴也是第一个，整个家庭都对他鞠躬，而他的回应只是颔首一下。在日本有一个特殊的谜语，以我们的双关形式来翻译就是：“为什么一个儿子想给他父母提建议就像一个佛教徒想蓄发一样？”（佛教徒要接受剃度。）答案就是：“因为无论他想怎么样，他都办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