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的战争行为中另一个不断出现的主题，同样揭示了日本人的生活方式。他们不断说“世界的眼睛都在盯着我们”，因此他们必须充分展现日本精神。当美国人在瓜达尔卡纳尔岛[10]登陆时，日本军队给士兵的命令是，他们现在就处于“世界”的直接关注之下，他们要表现出自己的男儿本色。日本海军官兵们被训诫说，一旦他们遭到鱼雷袭击，或者接到放弃舰船的命令，他们应该在操作救生艇时表现出最高标准的仪态，不然“世界将会取笑你，美国人将会将你的丑态拍入电影，并且在纽约展示它们”。——值得他们考虑的是自己准备给世界留一个什么样的印象。他们对这一点如此关注，也来源于日本文化。有关日本人的态度中，最引人注目的问题是：他们怎么看待他们的皇帝陛下，即天皇。天皇对于他的国民的控制力有多大？美国的权威学者指出，在整整7个世纪的日本封建时期，天皇是一个影子领袖，有名无实。每一个人尽忠的对象是他的主君——大名，以及大名之上的军事大元帅——幕府将军。对天皇的忠诚很难成为一个议题。天皇在一个被隔绝的皇宫中隐居，他的仪式和活动都受到幕府将军制定的规则的严格制约。甚至一个大名对天皇表达了尊敬，会被视同于背叛幕府将军；而且，对于日本人民来说，天皇几乎不存在。这些美国分析家们坚持认为，要理解日本只能通过他的历史，一个虽然活着但在国民记忆中模模糊糊的形象，怎么能够成为保守如日本这样一个国家的真正的凝聚人心的中心？他们认为，日本宣传机构一遍又一遍重申他们的天皇对其臣民有永世不坠的统治权，只不过是夸大其词，日本人这么坚持只不过证明了这一论据是多么虚弱。因此，美国在战争时期的政策中没有理由给天皇准备一个金钟罩。我们应该针对这个邪恶的、日本人近代以来才炮制出来的所谓元首发动最强劲的攻势。理由也非常充分：天皇是日本现代国家神道的核心，如果我们挑战并摧毁天皇的神性，敌国日本的整个社会结构将陷于瘫痪。
不少有才干的美国人则持反对的态度。他们了解日本，并且从前线和日本看到过相关报告。那些在日本生活过的人都深知，没有什么能比对天皇使用不敬言语，或者公然攻击天皇，更能刺痛日本人，也更能激发日本人士气了。他们并不相信，在日本人眼中攻击天皇等于攻击军国主义。虽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民主”成为一个伟大的口号，军国主义遭到质疑，导致东京军人上街之前都要谨慎地换上便服。但在日本生活的人看到，天皇在战后受到一如既往的崇拜。那些曾居住在日本的人坚持认为：日本人对于他们的帝国元首的崇拜，并不能与“希特勒万岁”那样的崇拜相提并论，希特勒崇拜是记录纳粹党命运的一个晴雨表，并且与所有法西斯的邪恶计划联系在一起。当然，日本战俘的证言也证实了这一点。并不像西方士兵那样，日本战俘并没有接受过被俘时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的教导，而且他们对于所有问题的回应出奇地不一致。当然，之所以不对士兵灌输这些内容，要归因于日本的不投降政策。直到战争的最后几个月，这一政策也没有作修改，但那时不投降政策已经只可见于一部分军队和地方军团。战俘的证言之所以值得关注，是因为它们成为反映日本军人的观点的一个横切面。他们并不是那种因士气太低才投降的士兵，也并不是那种神乎其神的士兵。只有那些受伤的和昏迷的士兵因无法抵抗才被俘。
全心全意而且坚忍不屈的日本战犯把极端的军国主义归因于天皇，他们说自己“执行天皇的旨意”，“为了让天皇安心”，“领受天皇命令赴死以战”。“天皇领导人民进行战争，服从是我的天职。”但是反对当下的战争以及日本未来征服计划的人，也常常将他们的和平主义归因于天皇。天皇在不同的人心中，面目也不相同。饱受战争之苦的人说他是“热爱和平的陛下”，他们坚持认为天皇“一贯宽厚仁慈，反对战争”，“他是被东条英机欺骗了”，“在满洲事变[11]中陛下显示出他是反对军国主义的”，“战争开始时天皇并不知晓，也没有得到他的准许。天皇并不喜欢战争，也不希望他的臣民被拖入战争泥淖。天皇并不知道他的士兵遭到怎样恶劣的对待”云云。这样的陈述跟那些德国战俘不同，很多德国战俘都对背叛希特勒的将军们和高级指挥官们非常不满，但是他们也将战争以及备战归咎于希特勒，认为他是煽动战争的源头。日本战俘却十分明确：对皇室的崇拜和军国主义、侵略的战争政策是相互分离的。
然而，对日本人来说，天皇与日本又是密不可分的。“没有天皇的日本就不再是日本。”“没有天皇的日本是不可想象的。”“日本天皇是日本国民的象征，是国民宗教生活的核心。他是一个超越宗教的信仰对象。”如果日本战败，他并不为失败而遭到指责。“国民并不认为天皇应为战争负责。”“如果失败，内阁和军部将领们应该承担罪责，而不是天皇。”“即使日本战败，百分之百的国民仍然崇拜天皇。”
日本人一致认为天皇超越于批评之上，这在美国人看来完全是欺人之谈，因为美国人一贯认为，任何人都不能免受审查和批评。但这的确就是日本人的看法，尽管他们战败了。那些曾经无数次讯问战俘的经验人士证实，根本没有必要在每一份讯问记录簿上都标上一句“拒绝说反对天皇的话”；因为所有战俘都拒绝说这样的话，甚至那些已经与盟军合作且为我们向日本军队进行广播宣传的战俘也拒绝这么做。在所有收集的战俘讯问记录中，只有三个人委婉地表达了反对天皇的意思，其中只有一个程度比较激烈，他说：“如果为天皇继续保留宝座将是一个错误。”第二个说天皇是“一个性情软弱的人，只不过是个傀儡”。第三个更倾向于认为天皇为了他儿子应该退位；而且如果君主立宪制被废除，年轻的日本女人有希望获得她们所羡慕的美国女人所拥有的自由。
因此，日本的指挥官们利用了日本人这种最一致的崇拜行为：他们在给部下分发香烟时强调香烟“来自天皇”，或者在天皇生日那天，率领部下向日本本土三鞠躬，并且高呼“万岁”；“甚至部队被日夜轰炸所控制时”，他们还坚持早晚两次和部下一起吟咏天皇给军队发布的《军人敕谕》中的“神圣言语”，“奉诵声回荡在森林中”。军国主义者在利用人们对天皇的效忠时，无所不用其极。他们号召官兵“完成皇帝陛下的意愿”，“为天皇解忧”，“向仁慈的天皇表达尊敬”，“为天皇去死”。但是这种对天皇意愿的服从可以花开两朵：就像一些战俘所说的那样，“只要天皇下令，日本人哪怕手里只有一杆竹枪，也会毫不犹豫投入战争。同样，只要天皇发布了停战令，他们也会很快停止战斗”。“日本第二天就能放下武器，只要天皇发布了这样的命令。”“甚至最激进好战的满洲关东军也将放下他们的武器。”“只有他发话了，才能使日本国民接受失败，并且甘心为重建而生活。”
对天皇无条件、没有任何抗拒的效忠，对天皇之外的个人和集体却大肆抨击，这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管是日本的报纸还是杂志，或是战犯的证言中，都有对政府和军事统帅的批评。战犯对于军事统帅的批评肆无忌惮，尤其是对那些没有与他们一起共患难的军事统帅。他们激烈批评那些乘飞机逃脱，却留下大部队血战到底的军事官员。通常他们会赞扬一些官员而激烈批评另一些，没有迹象表明他们缺乏足够的辨别力来区分日本人的好坏。甚至日本本土的报纸和杂志也会批评“政府”。他们召唤更强有力的领导和协同一致的努力，并指责政府不能让人满意。他们甚至抨击政府限制言论自由。以下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944年6月，东京一家报纸刊登了一份会议座谈记录，新闻记者、前国会议员、日本极权主义党派“大政翼赞会”[12]领袖都参加了这次会议。一个发言人说：“我相信有很多渠道来唤醒日本民众，但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言论自由。近几年来，民众不能很坦白地说出心中所想。他们担心如果自己就某一特定话题发表言论会被怪罪。他们犹豫担心，于是开始随大流，因此公众思维也就变得怯懦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无法发掘出民众的力量。”
另一个发言人扩展了前一个人的意思：“我和选区的民众几乎每晚都举行座谈会，我问他们很多事情，但是他们都不愿意说话。言论自由被屏蔽了。这对于刺激他们的战争意识，显然不是一条好路子。民众被《战时特别刑法》和《治安维持法》这两个法律严重限制了自由，导致他们变得和封建时代的人民一样怯懦。因此，那些应该发展起来的战斗力没能被激发出来。”
甚至在战时，日本人也会批评政府，批评军事统帅，批评他们的直属长官。他们认同整个等级制度的价值，但并不是完全没有质疑。
不过天皇例外，他不会受到任何批评。他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是近代才确立起来的，那么他是怎么被豁免在外的？是日本人性格中有什么怪癖，才导致天皇获得这么超级神圣的地位吗？难道真如那些战犯所说，“手持竹枪也要死战到底”的人，一旦天皇命令投降，他们就会心态平和地承认失败，接受占领？是否是他们故意欺骗，想将我们引入歧途？或者，他们说的是真的？
从他们反物质的偏见到他们对待天皇的态度，所有这些战争期间日本人的行为方面至关重要的问题，涵盖了所有日本人，既包括日本本土的人，也包括在前线作战的日本人。但是还有一些其他的态度是日本军人所独具的。这就是针对战斗力消耗的态度。美国人为指挥争夺台湾岛战役的海军上将乔治·S.麦凯恩[13]授予勋章，日本电台对此表示极其震惊，感觉难以置信。电台的态度显示出日本人和美国人在这方面的观点截然相反：
对司令官约翰·S.麦凯恩授勋的官方原因，并不是说他击退了日本人，尽管我们不能明白为什么这么做，因为尼米兹公报中已经公布了他击退日本人的消息……海军上将麦凯恩被授予勋章的原因居然是，他能够成功地将两艘已经损毁的战舰撤退，而且护送它们回本国基地。这一消息之所以重要，不是因为它是虚构的，而是它是真实的……我们并不是怀疑麦凯恩将军是否真的成功撤退两艘战舰，我们想点出来的是，成功撤退被损毁的战舰居然在美国获得勋章，这是一件多么奇怪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