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几乎所有的文化传统中，都有一套有关战争的信条，而且不管西方国家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差异，其中有些信条是被所有西方国家共同遵守的。例如，有些信条是催战号角号召全力作战，一旦出现局部败退时也会有一些相同的激励士气重新振作的方式；战死者与投降者之间的比率相对稳定，对待战争俘虏也有一定之规：这些在西方国家的战争中是可以预见到的，就是因为他们共同拥有一种涵盖了战争事务在内的文化传统。
在战争惯例方面，日本人区别于西方的所有表现，都为他们的生活观点和对人的全部责任的看法提供了证据。为了对日本文化和日本人的行为有一个系统化的研究，它们中间有一些可能会很重要，因为它们提出了有关日本人性格的问题，需要我们去回答。至于它们背离我们教条的那些表现形式在军事上是否重要，这并非问题之关键。
日本人确认他们的战争属于正义的唯一前提，刚好与美国相反。他们判断国际形势也与我们不同。美国人认为战争的根源在于轴心国的入侵。通过一系列征服行动，意大利和德国非正义地冒犯了世界和平。不管是轴心国以强力获取“满洲国”，还是埃塞俄比亚或者波兰，这些都证明他们在进行一项压迫弱者的罪恶方针。他们违背了“自己活也得让别人活”的世界准则；或者，至少可以说他们违背了针对自由商业活动“门户开放”的世界准则。日本对待战争根源则是另一种视角。在日本人看来，只要世界上存在着绝对主权，那么这个世界就充斥着无政府状态。因此对日本来说，有必要为了建立一个等级社会而战——当然是在日本的统治之下。因为日本是唯一的真正从上至下的等级社会，因此，只有它能理解“各得其所”的重要性。日本在国内已经取得了统一与和平，已经镇压了匪帮，已经建成了道路、电力设施、钢铁工业；而且，根据官方数字，他们已经在公共学校中对青少年进行了高达99.5%的教育普及。因此，根据他们有关等级制的前提，日本有必要来帮比他落后的小兄弟中国一把。作为大东亚相同种族的一员，他有责任将美国从这一区域清除，随后是清除英国和俄罗斯，让他们都“各得其所”。所有国家要浑然一体，其稳固的基础就是国际等级制度。在下一章里我们将讨论这种建立在等级制上的价值观对于日本文化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是日本人制造出来的一个幻梦，也是他们眼里最适合他们的幻梦。对于日本来说，不幸在于他所占领的那些国家并不以这种视角看待这一幻梦。即使日本最后战败了，他也没有开始对他的大东亚共荣圈的构想进行道德批判，甚至在日本战俘中，那些并非强硬派的人也很少指责日本在东亚大陆和南太平洋的目标。在很长很长的时间里，日本必将保持着他们已经根深蒂固的态度，这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对于等级制的信仰和自信。虽然这对于爱好平等的美国来说实在太奇怪了，但是对我们来说，有必要去了解等级制对日本意味着什么，以及日本在实行等级制中获得了什么优势。
日本建立胜利希望的基础也与我们美国国内流行的不一样。日本人叫嚷说：他们会赢得战争，精神能够战胜物质。美国的确强大，他的设备也精良，但是这又有什么用呢？他们说，所有这些都是可以预见的，他们并没放在眼里。日本人在他们的一家大报纸《每日新闻》上读到这样的话：“如果我们惧怕这些数学符号，也就不会发起战争。敌人的大部分资源并不是在这场战争中生产出来的。”
甚至在日本打胜仗的时候，他的官方发言人、他的大本营以及他的士兵都一再重复说，不存在军备竞赛；这是一场他们信仰的“精神”和美国人信仰的“物质”之间的战争。当我们打胜仗的时候，他们一再重复说，在这样一场竞赛中，物质力量必然会遭到失败。当日本在塞班岛和硫磺岛遭遇惨败[1]之后，这一信条无疑会成为日本一个很合理的辩解，但它并不是为了给惨败作辩解才制造出来的。它是日本打胜仗期间的一个宣传口号，在袭击珍珠港之前它就已经被当作一句口号来接受。20世纪30年代，狂热的军国主义者、一度是陆军大臣的荒木[2]将军曾经在一个《告日本国民书》的小册子里写道：日本的真正使命是“弘扬皇道于四海。力量不足尚且不担心，那么我们又何必担心物质”？
当然，就像其他一些国家备战时一样，他们实际上也在担忧军备。整个30年代，日本军备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呈现天文数字般的增长。在袭击珍珠港期间，几乎一半的国民收入都被投入陆军和海军的军备。而且政府的所有支出中，只有17%用于不得不进行的民用项目。日本和西方国家之间的差别并不在于日本对军备物资不关心。舰船和枪炮恰恰是不朽的日本精神的外在表现形式。它在日本人价值观中的象征意义，就跟武士的刀被作为美德象征一样。
日本一贯重视非物质资源，这跟美国追逐强大一样。日本和美国都不得不开展满负荷生产运动，但是日本人开展这一运动是基于他自身所设的前提。他们说，精神就是一切，而且是永恒的，当然物质也必不可少，但它们是次要的、瞬间的。日本的电台叫嚣说：“物质资源是有限的，原因在于没有能维持千年的物质。”他们对精神的依赖原封不动地被运用于战争事务中。他们的战术理论中运用了这样的口号：“以我们的严格训练来对抗敌人数量上的优势，以我们的血肉之躯来对抗敌人的钢铁武器。”这种口号是一种传统形式，并不是专门为了这次战争而提出的。他们的战争宣传册开头印着这样的黑体字：“必读必胜（只要阅读了这些，战争就能获得胜利）。”那些驾驶着小型飞机的飞行员以自杀式姿态去轰炸我们的战舰，就是精神战胜物质的实证教材。他们称呼这些人为“神风特攻队”，“神风”一词来源于那场拯救了日本的神圣的风，13世纪时成吉思汗对日本发动了攻击，而正是一场所谓的神风将他的战船粉碎并掀翻了。[3]
即使是在平民的生活中，日本官方也按照字面意义来宣传精神相对于物质条件的优势。人们12个小时在工厂劳作，还要遭受整夜的轰炸。他们感到疲惫吗？“我们的身体越累，我们的意志越高昂，我们的精神正是由它们展现出来。”“我们越累，我们的训练效果就越辉煌。”冬季，人们在防空洞中感到寒冷吗？电台里，大日本体育文化协会号召大家练习能使身体保持温暖的体操，说它不仅是取暖设施和温暖床具的替代品，而且更好的是，它能替代维持正常体能所需但现在正匮乏的物资。“当然，可能会有人说，在目前食物短缺的情况下，我们不能考虑做体操。不！食物越是短缺，我们越需要通过其他方式提高我们的身体能量。”这就是说，我们必须通过消耗超过我们体力的方式来增强我们的体力。美国人对身体能量的观点是，要看他昨天是否有八个或五个小时的睡眠时间，要看他是否吃到他所习惯的饮食，要看他是否感到寒冷，然后再计算可以消耗多少体力。日本人的计算方法则全然不是按照积攒的能力来预估消耗。他们将其列为物质主义。
在战争期间，日本的广播在这方面表现得更为极端。在战斗中，精神甚至可以克服肉身已经死亡这一事实。一个广播节目描述了一个英雄飞行员战胜死亡的奇迹：
在战斗结束之后，日本战机以三四架为小队返回基地。一位上尉在最先回来的一队中，他降落后，站在地上用双筒望远镜看天空。当他的人回来时，他一架一架地数。他看起来很苍白，但是他依旧保持镇定。在最后一架飞机返回时，他写了一份报告，向指挥部走去。在指挥部，他向总指挥官做了报告。然而他一完成报告，就忽然倒在地上。现场的军官立刻冲上去施救。但是！他已经死去。经过检查发现，他的身体已经冰冷。他胸口中了致命一枪。一个刚刚死去的人的尸体不能是冰冷的，然而这位死去的上尉的尸体却像冰一样冷。这位上尉一定死去很长时间了，正是他的精神支持他做了这份报告。这位死去的上尉拥有的那种极其强烈的责任感成就了这样一桩神奇的事实。
当然，美国人会认为这是一桩不靠谱的奇谈，但是受过教育的日本人却并不嘲笑这一广播节目。他们确信日本人听到时也并不认为这是个荒诞不经的故事。他们首先会指出，广播以确信的口气说，那位上尉的事迹是“一桩神奇的事实”。
但是，为什么不能有奇迹呢？灵魂是可以训练的，很明显这位上尉是个自我训练的高手。既然所有日本人都知道“一个镇定的灵魂可以维持千年之久”，那么一个战机上尉的灵魂为什么不能在尸体上存在数个小时呢？何况他已经将“责任感”当作他整个生命中最核心的准则。日本人相信通过技术训练可以提升一个人的精神。这位上尉学到了，并且从中获益匪浅。
作为美国人，我们可以根本不信日本人这些极端的说法，而且会将其视为一个贫困民族的借口，或者是一个受蛊惑者的幼稚表现。然而，我们越是这么认为，我们就越难对付他们，不管是在战时还是在和平时期。日本人的信念是通过一定的禁忌和排斥，通过一定的练习和修炼方法，来深深植根于心中的。这些信念并不是孤立的怪癖。美国人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理解日本人以下言语是什么意思：战败了才认识到精神并不是万能的；“手持竹枪”来守住阵地简直是个笑话。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能够掌握他们所说的“光有精神尚不够”的含义：美国人的精神无论在战场还是在工厂都是能和他们相匹敌的。就像他们在战败后所说的那样：整个战争期间他们“表现得太主观了”。
不仅仅是强调等级制的必要性和精神至上观，日本人在战争期间解读各类事情的方法，都给学者提供了一个比较文化现象的例证。他们不断地说，安全感和士气都是要提前做好的准备工作。不管发生了什么样的灾难，不管是平民区遭受的空袭，还是塞班岛的惨败，或者是菲律宾的失守，日本提供给国民的宣传语都是：这些都是事先预知的，因此也就没什么可担心的。电台把这些口号发挥到极致，他们告诉日本人民，他们仍旧生活在一个完全已知的世界，以此来让日本人民清楚地感到，自己还可以依赖这种安全感：“美国人占领了基斯卡岛[4]，这让日本人处于美军轰炸圈之内，但是我们对此早已预估，并且为此做了必要的准备。”“敌人肯定会陆、海、空联合对我们发动反攻，但是这早已被考虑在我们的作战计划之内。”那些日本战俘，甚至那些希望日本早日停止这场没有希望的战争的战俘们，都确信轰炸并不能削弱日本本土人的士气，“因为他们对此早有了思想准备”。在美国人开始轰炸日本城市时，飞机制造业协会的副会长还在广播里说：“敌机最终还是来了，就在我们的头顶。但是我们这些致力于飞机制造工业的人已经对应付他们做了很充足的准备，可以说我们一直在期盼这一天的到来。因此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只有在所有事情都是预知的、所有事情都已经计划好时，日本人才能继续坚持自己认为非常有必要的主张：所有事情都是由他们按照自己的意志单独完成；没有人能够强加给他们什么。“我们不应该考虑我们是在被动遭到袭击，而应该认为，我们主动促成敌人来攻击我们。”“敌人，你希望他来，他才会来。”他们不说“最终该来的还是来了”，“我们应该说，我们一直在期待他到来。我们很高兴他到来。”日本海军大将在国会上引用了19世纪70年代一位伟大战士西乡隆盛[5]的教谕：“世上有两种机会：一种是我们碰上的，一种是我们创造的。在最艰难的时刻，一个人必须不放弃制造机会。”当美国舰队开进马尼拉时，据电台说，山下将军[6]露出“明朗的笑容”：“敌人入吾彀中矣……”“在敌人泊进仁牙因湾[7]后不久，马尼拉急剧陷落，但这只不过是山下将军的计谋中的结果，并且吻合了他的计划。山下将军的运筹还在不断落实中。”换句话说，人要想失败，没什么能比这个更容易获得成功的了。
美国人和日本人一样，不过是在相反方向上走了极端。美国人全力以赴投入战争，是因为战斗是别人强加于我们的——我们遭到了袭击，因此要还敌人以颜色，好让他们清醒清醒。那些谋划如何确保国家安全的政治家们，没有一个敢说珍珠港事件[8]和巴丹半岛事件[9]“全盘都在我们的计划之内”，相反，我们的官员会说：“敌人找上门来了，我们要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美国人不断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来适应不断变化的富有挑战性的世界——并且准备好接受挑战。相反的是，日本人的安全感更多是基于那种计划好的、运筹好的生活方式，最大的威胁来自于未能预料到的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