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晚，我们简单的吃过饭后，就来到了郑雅月家，她的母亲走得早，从小被父亲带大，所以，她当警察也算是女承父业了。父亲绰号郑电击，因为早些年被电击案弄得有些魔怔了，听到关于电的消息就往上冲。郑父是一个老烟枪，五官轮廓分明而深邃，眼里不经意间流露出的精光让人不敢小看，年轻时候应该是一个美男子。他知道我们的来意后，很激动，干枯坚厚的手掌拉着我带到房间，屋子不算大，但是很整洁。墙角边放一张简单的床铺，一头是棋盘格花纹的帐幔，另一头是粉刷的墙壁。桌柜上摆着一张郑母的遗照。他把老式红木桌的抽屉里拉出来，找出了一个文件夹，上面贴满了泛黄的剪报和记满潦草笔记的纸张。我大致看了一下内容，里面有一些关于凶手的细节和死者与生还者的照片。其中有一篇的内容是生还者声称，电击屠夫带着一顶黄色的头盔，蓝色的工作服，身材矮小的男性，大概30多岁左右。和收银员A的描述很相似。但是由于当时的监控比较少，普通的旅馆住房根本不能配备上，所以他们只有一些整理出来的文字，总之，对凶手的了解少之又少。
就在我们认真对比这些资料的时候，郑父来来回回已经抽了半包烟了，他吸烟很“粗”，两三口就抽完一根，根本不留尼古丁走进肺里的机会。烟雾缭绕的小屋让人很难受。郑雅月皱着眉头，把窗户打开，“爸，您就不要抽烟了。”
“戒不掉了。”郑父说道，眼睛微微眯起，指着文件里的一张黑白素描说道：“他是一个很狡猾的家伙，很会便装，我记得当时我差点有机会抓住他。那时，我在巡逻，突然听到有人呼救的声音，我第一时间赶上去了，跑的过程中撞到了一个男子，他告诉我呼救的女子就在楼上，随即，我就冲了上去，只看到一个昏迷的女性和一圈被自制的长电线，没有连接上电源，估计是反抗的时候被扯断开了。当时电击狂魔已经犯下了很多令人恐惧的恶行了，我心目中他的形象就是带着头盔，穿着工作服的人。后面我才反应过来，那个男子可能就是我们要找的凶手，但是只是匆匆一瞥，我脑海里他的长相很模糊，只有那么一张所有人总结出来的犯罪素描。”
“我们现在得到的目击者证词也提到了带着头盔这个细节。”郑父是个老刑警了，我也没有隐瞒他。
他双手沉重地压在我肩膀上，“叔叔老了，抓住这个人的任务交给你们这些年轻人了。”
我说：“放心，我们会抓住他的。另外，记得戒烟。”
从郑父那里得到了一张嫌疑人的正脸画像，看上去年纪大约在35岁左右，脸扁平，鼻梁低，颧骨比较高，面相里说的鼻子三弯其人必奸说得就是这个脸型。
我把头靠在车椅的护脖上，用力地撞了两下，“刚刚郑叔叔说的，看到凶手的案发时间是11月，根据资料显示11月到12月只有两起，中间间隔了一个月，很可能是因为他的武器没来得及带走，导致他要重新制作一遍。”
吴智辉问：“那为什么12月份做完最后一起案子，就消失了呢？而且那么彻底。”
邹若光提出了一个假设，“可能是被发现了，他杀人的过程被某个熟悉他的人看到了，出于感情和嫌疑人的保证下，他没办法去告发嫌疑人，所以嫌疑人沉寂了那么久。”
我接下去说：“一个人的约束力不可能永远存在，也许他已经离开或去世了，所以嫌疑人又出现了。”
吴智辉问：“他是去世的话，那么如果他是小刘呢？”
“但资料上写小刘是单身一个人在本市奋斗。”我指着小刘上面的资料说道。
“你也说是资料。很多时候都不可信。就像哥白尼认为日心说之前，他能所观看到的或知道的都是来自教会的地心说。”吴智辉说道。
“嗯，有道理。”
根据小刘暂住证上面的地址，我们找到了他的屋子，已经大半夜，出租房比较破旧，很黑，楼道的声控灯也不知道怎么了，不论吴智辉怎么跺脚也没有反应。我们只能掏出手机，依靠微弱的亮光前进。到了小刘的租房三个臭皮匠才想起，原来我们没有“钥匙”。是一个小三环锁，当年水豹突击队击毙本拉灯的时候不管使用什么方法都打不开，最后只能用爆破。吴智辉有枪，但这个点如果大肆破坏的话，搞不好自己就得“进”局子。
我遗憾地说道，“看来我们现在是在做无用功。”
“撬锁不一定要把锁打开。”邹若光从腰间掏出一串钥匙，上面挂着一个小型的瑞士军刀，他从中扒开一把螺丝小刀，对着固定锁页上面的十字螺丝慢慢的旋钮，三下五除二就把锁页给弄开了。嘎吱一声，他推开木门，“你看，这不就弄开了。”
吴智辉给他竖了一个大拇指，“所以我一直认为瑞士军方要强于米国。”
小刘的租屋是一个单间配套，确实保持了男性特有的脏乱差，中间是一张床，旁边就靠着一个电脑桌，上面铺满了烟灰和一些零食碎屑。地上放着一箱啤酒，一个垃圾桶，和一系列的锅碗瓢盆。如何判断一个人是否是单身入住的最佳方法是什么？这个问题曾经困扰了很多人，有的人说是碗具，有的人说是床铺的规格，也有的人说衣物。但这些东西都不能作为绝对的判别。
我们三人相对一笑，不约而同地走进厕所间。小小的厕所里面有一个洗漱台，上面放着两把颜色各异的牙刷。答案是牙刷，从这上面一般都能看出这个房间的人数。因为很少会出现一个人使用两把，或两个人使用一把这种情况。嗯，看来吴智辉的话没错，资料上面的不一定都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