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期，全国还处于战乱时期，张留柱(大毛)、李二黑(二腚)，等几个十六七岁，没有念几年书的小青年，都去参军上前线打仗去了。王忠信(信儿)也已经小学毕业。因为当时国家贫穷落后，高等教育微乎其微；就是中学，一个县市也摊不上一所，所以小学毕业以后，继续上学的一个乡镇几乎没有几个，小学毕业生在当时农村中就算是有文化的人了。所以，小学毕业有的比较好的学生，不是在村里教书育人，就是到乡镇当办事员，或是在村里做记事先生或者会计，他们都成了农村中的知识分子了。另外，还有的家庭，在某些城市里有亲戚朋友，或是平日有来往的街坊邻居，就托他们为自己的儿子在城市里找个工作。因为王吉祥夫妇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对于社会的发展，国家的兴旺，必须有城市的发展，工业的崛起，商业的兴隆，才能使一个国家兴旺发达。所以看到儿子小学毕业以后升学无望，为了儿子的前途，就在哈尔滨托原来的朋友首先为王忠信找了一家百货商店学徒。
王忠信到了哈尔滨，按照父母的意思，首先看望了在哈尔滨工作的本家和街坊。当时，有一位在哈尔滨工作的街坊，叫王洪波，也就是王洪涛的大哥，在铁路局工作。当王忠信到他家看望他的时候，王洪波见王忠信老实、厚道，有礼貌还懂事；并且王洪波每年回家探亲的时候，也经常听到他弟弟一家人对王忠信的评价。所以，就在王忠信在商店学徒不久，又把他介绍到铁路局工作，在开往满州里的火车上做司炉工。王忠信在火车上一干就是十多年，司炉能手、班组模范的奖状，年年都有。家里王吉祥夫妇见儿子干的不错，也都为他高兴。
进了五十年代的农村，已经和过去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到互助组、合作社，一直到集体所有的人民公社；劳动形式有了根本变化，生活也在一天一天改善。当时农村居民称为社员，大家在生产队队长的统一领导下，一起种田，一起管理，一起收割；一些农业生产上的基本水利建设，改土换田等工作，也是由生产队统一组织施工。
社员的劳动报酬，每天由记工员记工，或发给工票；社员出勤一天，或干某种农活，值多少工分，是根据每个工种的劳动强度大小，由生产队的领导班子经过研究规定出来的。社员们凭着自己全年挣的工分，到年底以生产队为单位统一核算与分配。当然，社员的分配，是在交完公粮以后才能进行。生产队的粮食除交完公粮、留下充足的种子、和按人头分配给社员的粮食以外，剩余的粮食，就按照国家规定的牌价，卖给国家。卖的钱，加上一年中各生产队搞副业的收入做为收入总值。大队会计再根据各生产队统计上来的当年已经支出和需要支出的数字进行核算。支出的数字包括：社员全年劳动的工分总数、种地用的化肥、农药和农业资料、和已经购置的农机具，等等。收入总值中再留足应该按比例留存的公积金和公益金，剩余的钱做为分配基数，计算出一个工分值多少钱，然后，年终进行现金分配。当然了，各生产队因为生产的粮食和副业收入的多少与支出的不同，核算出的工分价值也有所不同。
此时，王吉祥已经成为河西生产大队的会计。当时，人民公社的农村组织，是一个乡或镇为一个人民公社，自然村为生产大队，生产大队再划分成若干个生产队，生产队再划分成若干个组。徐淑芳是河西生产大队第一生产队的一个普通社员；女儿王翠英正在一所社办中学上初中；婆婆早在三年前七十三岁时去世。徐淑芳在轰轰烈烈的集体生活中，除了照顾一家三口的一日三餐，还要到生产队让组长给派点活，挣点工分。
中年妇女在生产队干活最集中的时间是：麦收季节和秋收秋种。此时，她们大多数都到生产队的场院干活，在生产队保管员的领导下，对从田间收获运到场院的庄稼，进行晒、打、翻、垛，等粮食入仓之前的工作。春耕生产和麦收与秋收之间的田间管理，如果你到生产队要活干，也就是被派到地里拔草、间苗、看着水车浇地，等一些比较轻松的活。在麦收季节，生产队队长和保管员，就会动员全生产队的中年妇女都到场院里晒麦和打麦。因为此时，时间短而且活紧；并且这个季节正是盛夏，天气变化无常，经常会出现暴风雨的天气。所以，需要趁天气睛朗的时候，快收快打，因此需要的劳动力就特别多。
麦收时期，在场院里打场，越是睛空万里，中午太阳火突突地照在大地上，气温在三十七八度的时候，越是打场的好时机。此时，满场院摊开的小麦晒得发焦，就等保管员王洪涛，分配谁打场、谁翻场了。
徐淑芳当然是打场，因为打场需要技术，并且要有驾驭牲口的胆量与气魄。其中技术便是推撵杆：撵杆与牲口的夹角要成九十度，小腑靠在撵杆上，左手在前向前支；右手在后，握着长鞭捎带把着撵杆扶助左手用力，眼睛盯着碌碡。当两手用力合理，碌碡就会在牲口不加快的情况下，向外多甩出一圈，碌碡就会转的更快、蹦的更欢。徐淑芳身穿白花府绸衫衣，头带草帽辫大檐凉帽，脖子上搭着一条白毛巾；她牵过马，给马套上套、捂上眼、挂好三个碌碡，双手支起撵杆；她手擎长鞭，高声地吆喝一声：“驾——”同时，响起一声清脆的抽鞭声，马儿就会拉着碌碡咕噜咕噜地跑起来。马儿跑的越快，加上推撵杆人的良好技术，场就会打的越好。因为跑的越快就会增加碌碡的颠簸频率与振动强度，麦粒也就随着碌碡的颠簸、振动，与麦穗分离的越干净。撵杆后边挂的碌碡有时两个，有时三个，这要看分配的马的劲力大小，和自己推撵杆的技术好坏而定。马儿拉着碌碡跑得正欢时，徐淑芳便会面带笑容与跟着翻场的大姐、大嫂们有说有笑；有时也会边推着撵杆，边放开喉咙高歌一曲流行歌曲，尽管手臂已经被太阳晒的火辣辣的疼，汗水湿透衬衣。在后边跟着翻场的大姐、大嫂们，此时也会被徐淑芳的歌声调起情绪，跟着一起唱，形成一曲三、四人的小合唱。这样，火热的太阳就不会把她们晒晕，从而提起精神与天斗、与地斗！当一场麦子打完以后，她们便牵着牲口，推着撵杆，又会转移到另外一场没有打的小麦。随后，就有四五个妇女拿着杈，将浮在上边的锃明瓦亮放着金色光芒的麦秸草挑出来垛成垛，一备麦收结束以后，用马车送到造纸厂换钱。随后再用木锨和木推扒将麦粒推成堆，开始扬场。
要知道！扬场更是一门技术活，整个场院，扬场扬得最好的就算是王洪涛。保管员王洪涛，二十七八岁，高挑清瘦的身材，头上戴着一顶大檐草帽，身上穿着印有青年突击队的背心，腿上穿着浅灰色长裤，脚蹬塑料亮鞋，腰上掖着一条白毛巾；被太阳晒得酱紫色的脸膛和肩膀，油光发亮。他说话风趣而诙谐，总是笑呵呵的；在干活中，经常跟场院中的大婶、大奶奶们开个玩笑、逗逗趣。他扬场姿势优美，两腿丁字形站着，双手握着木锨，一上一下的，活像一只雄鹰呼闪着单边翅膀，在烈日下展现着它的雄姿。他先是找好风向，偏着风站着，一锨一锨地扬出去，麦粒就会在扬得最高点向下垂直落在地下四米见方的地方，麦壳却随风漂落在离麦粒的两米之外；粒、壳分离清楚、干净利索。如果那些扬场技术差一点的，就会麦粒连着麦壳，在粒与壳的交界处，还需要重新返工。
生产队的场院很大，打场的就有三四块；还有晒麦场、铡麦场，用风车分离粮食的地方，和晒粮的地方。
风车是用人工摇的，当时算是整个场院中最先进的农具了。它分离出来的粮食，干净、利索，经过晾晒后，不需要再用人工扇、簸等加工，就可以直接交公粮或卖给国家了。
场院的周边，垛满了成捆的麦子，这些成捆的麦子是从收割的麦田里用独轮车推回来的，或用马车拉回来的。成捆麦子，沿场院边靠道处堆放。麦垛一个头靠里边，有人用铡刀将成捆的麦子一铡两截。麦穗部分有人用杈挑走，摊到晒麦场晾晒，晒干了以后就可以打场。麦根部分堆在道旁，有上了岁数的老太太和小学生们，将麦根开始分捡出藏在根部遗漏的麦穗。将捡好的麦根由王洪涛负责，按生产队的户数结合社员的家庭人口分给大伙烧火做饭；将捡出的麦穗，或中午、或下午将要下工的时候，交给王洪涛过称；王洪涛即会按每个人交的麦穗的称重，给记工分。
场院内，晒、打、扬、铡的劳动力，多数为三十至五十岁的已婚中年妇女。但有的时候，根据需要，王洪涛也会向组长要几个男劳力。如果场院里面有了几个男子，也就成了这些半边天们的取笑对像了；男子们也会荤的、素的和半边天们逗趣说笑。男子们如果惹反了半边天，她们就会三、五成群的追打男子，直把男子追得躺到了麦垛上，半边天们就会围上去摁住，猛劲地硌挤，让男子边刺痒边求饶，方才摆手。
整个麦收期间，场院内不下四五十人，他们分工明确，各尽所能。这些工作都是由王洪涛统一分配，管理和记工。
麦收期间，强对流天气时有发生。如果出现天气突变，最忙、最紧张的，便是到场院抢场了。因为满场院摊铺的，不是没有打的麦子、就是晾晒的麦粒，还有散落一地的成捆麦子。此时，全生产队的社员，就会自发地行动起来，不管是在家里休息的，或是在地里一看天气不好住家奔跑的，都会像饿狼扑食似地扑向场院。不用任何人分配，也不计任何报酬，那里最紧张，他们奔向那里；用手抱、用杈挑，装袋、扛袋、垛垛、苫垛，直到场院里面收拾得干干净净，方才松一口气，大家一笑，各自回家去了。但有时遇到急风暴雨，没等把场院抢完，就下起瓢泼大雨，大家就会奋不顾身的冒雨抢场。等到场院抢完了，不管是男的、女的，都会被雨水浇得像个落汤鸡。虽然如此，大家也会会心地一笑，心里充满了胜利的喜悦。
平日，在干活累了的时候，王洪涛会招呼大伙休息休息。这时，大伙就会聚到树阴底下，或是场院仓库的房山头，既通风又阴凉的地方席地而坐，家长里短地聊天。王洪涛在休息的时候，也经常加入到休息的人堆里说点笑话，逗一逗大婶、大奶奶们，并且还时常惹得大婶、大奶奶们哈哈大笑，或跑到他跟前捶他两拳。
“哎，家康大爷爷，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呢？”
当李家康老婆正在和一位小伙子闹得正疯时，王洪涛为了使家康老婆有一种神经突然一紧张，而躲闪不及的感觉，便有意识的在此时此刻家康老婆最不愿意让其丈夫见到的时候，笑呵呵地瞅着家康老婆大声地喊了一声，使家康老婆愣丁的一惊。
家康老婆马上停止胡闹，回头看了看，见没有其事，便骂道：“你这小鳖子的，吓我一跳！”
此时，大伙也将憋在心里的笑声喷发出来。王洪涛继续朝着家康老婆嘻皮笑脸地并带有挑逗地说：“呵……怕什么，你这位天不怕，地不怕的大奶奶，还怕你男的吗？”
“你不怕！我就不信，你敢在你媳妇跟前跟大姑娘、小媳妇们闹着玩吗！”
“闹怕什么？又不动真个的。”
“哈……大婶婶，你可不知道啊，洪涛这个小子，他跟谁都闹呢！连他媳妇都叫他闹的气不的笑不得的呢。您是没看见，有一天，他媳妇正在正间擦脊梁，你说这个小子，突然喊了一声：‘大爷爷快进屋！’叫的那个响亮劲就不用提了。吓的他媳妇什么也没顾，端起水盆，光着身子，噔噔地跑进套间去了。结果，他在正间却哈哈地笑了起来。等他媳妇出来一看，是根本没有的事，就抡起拳头朝着这小子的脊梁连笑带骂地捶了一顿。这个小子就边笑边躲地说‘别闹，别闹！’。”
徐淑芳讲述着王洪涛爱闹的历史，王洪涛却在一边瞅着大伙“呵呵”地笑。
家康老婆见王洪涛那没皮没脸的样子，骂道：“小鳖子的，你还笑！你就是贱皮子，不捶你不行！来，我也捶捶你。”说着，就站起来朝着王洪涛奔去。王洪涛就边笑边围着众人跑。
“别闹！别闹！”
十几分钟的休息时间连说带笑地过去了，大伙也会在说笑声中对在高温下的闷热感、和疲劳感消除得一干二净，心情得到了很好的调整。
同样在麦田里挥镰割麦的人们，顶着如下火般的太阳，你追我赶的将一片片黄白色麦子放倒、打捆、码垛。他们时而传来领头的催促声，时而传来欢声笑语声。
拉运麦子的马车，车老板们手挥皮鞭‘啪！啪！’做响，随着他们“驾——”“驭——”车老板们的吆喝声，马儿拉着麦车，有时小跑前进，有时快步行走；它们竖着两耳，踮着脑袋，时而发出喷鼻声，有时也甩甩鼻子、晃晃脑袋；它们勇往直前，永无休止。用独轮车推麦的青年男女们，脖子上搭着毛巾，推着麦车，吱悠吱悠的在烈日下一趟一趟地运送。到场院卸完麦子，空车返回田间时，他们又会哼着小曲来消除疲劳与热浪。
满山遍野青壮年男劳力和年轻的姑娘们，在灼热的阳光下，挥汗如雨，你追我赶！他们拼命地收割，拼命地运送，稍有空闲，又会高歌、戏笑。他们忘记了疲劳，忘记了高悬在头顶的火球，在集体生产的大家庭里，享受着丰收的喜悦。
五八年，轰轰烈烈的大跃进、大炼钢铁开始了，随即便诞生了集体食堂。这时，家家都取消了小锅灶，统一以生产队为单位办起了大食堂。大食堂设在生产队的会议室，会议室分成餐厅与厨房两个部分。厨房里面支了五六口大锅：有蒸饭的、蒸馒头或蒸窝窝头的，还有煮粥的、炒菜的、炖鸡炖肉的，还有烧水的。餐厅里面放了十多张直径两米多的大圆桌，四五十条长条凳子，一条长凳上能坐三个人，平时社员开会也在餐厅。食堂工作人员是十多个中年妇女，其中有厨师、面案和烧火洗菜的。厨师炒菜不用锅铲，是用长把铁锨。平日社员们到食堂就餐随便吃，食堂工作人员将饭菜做好后，把窝窝头或白面饽饽、大米饭等，用大笸箩盛装，放到餐厅靠厨房墙边的一排条桌上；菜用大盆盛，还有小盆盛的凉拌菜和咸菜，及用大水桶盛的稀饭，都按顺序放在条桌上。社员们吃饭用的餐具，洗净后放在稀饭旁边，社员们就会自己拿碗、拿筷子，自己盛菜、盛饭。逢年过节，或生产队有什么喜庆日子，或三夏、三秋，农村大忙季节的开始与结束，食堂就会改善生活，做几个鸡、鸭、鱼、肉之类的硬头菜，这就得用大瓷盘盛装，放到每个餐桌上。大米饭，或白面饽饽也会用小一点的器皿盛装，每个餐桌上一份，碗筷都摆好，每个餐桌上再放上两瓶白酒。这样，社员们就餐就不是像平日那样随来随吃，而是由食堂的工作人员约定一个时间同时进餐。有时候，食堂也会包顿饺子，包顿包子和烙点发面饼什么的，也是由食堂工作人员分放到各个餐桌上同时进餐。
大食堂的生活，可比过去一家一户好多了，一·饭菜比以前丰富了，花样多了，特别是农村中一些在没搞集体食堂之前比较困难的群众，平时多数是大饼子就咸菜、大葱蘸酱，炒菜很少吃，更别说鱼、肉之类的硬头菜，白面饽饽了；二·社员们再也不用忙完地里忙家里，都会一心一意地为大跃进、大炼钢铁贡献力量了。
大跃进一开始，公社召开了一次誓师大会，号称万人大会，各生产队的社员都必须参加。会场设在河里的砂滩上，在河堤上顺着堤岸搭设了一个简易的主席台。主席台两侧的杉杆上，各有一个扩音喇叭，主席台的上方有一幅红绸黑字大型标语：“大干一百天，誓夺亩产过万斤！”两旁各有一个条幅，左边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右边是：“苦干加实干，卫星送上天！”主席台上有一张蒙着台布的桌子，桌子上放了一个麦克风，这是发言人的讲台。
上午八时左右，从四面八方擎着红旗，敲着锣鼓的一队队各生产队的社员，手拿小红旗，唱着革命歌曲，像潮水一般涌向搭有主席台的河滩上。他们一队队排在前面竖有河西大队、张家大队、徐家大队……等指示牌的后边。瞬时，河滩上红旗招展，锣鼓喧天。黑压压的人群，站在松软的砂滩上原地来回移动，使本来宁静的河滩，被这喧哗和锣鼓声的互相交织，而变成了喧闹的海洋。
“喂，喂！全体社员同志们……”大会开始了。锣鼓声停止了，而喧哗声还在继续，只是停止了一些人的大声说话。站在后边的社员，由于太阳的照射，和人多而不住地移动所带起的白色灰尘与人们的嘈杂声，而看不清是谁在讲话，也听不清讲的是什么。偶尔，有一些关系到社员们切身利益的讲话，人们就会竖起耳朵、屏住呼吸，还可以勉强听清。“……今年——吃粗吃饱——明年——吃细吃好！到一九六0年——四十岁以上的社员——每人一身小皮袄……”这几句话，由于人们都用心听了，并且讲话人的音调也拉得比较长，似乎讲话者也在有意识的让人们听清他所讲话的内容。所以，不管是在前边的、两侧的、和后边的社员，都听得很清楚，并牢牢记在心里。
大会开完了，一队队社员同样擎着红旗，敲着锣鼓，向四面八方自己来的方向奔去。并且领队的举着手中的小红旗，边走，边喊着口号：
“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人民公社万岁！”“大跃进万岁！”……
社员们同样手举小红旗，领队的喊一句，随着也跟着喊一句。
队伍出了河堤，人们就会唱着“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的革命歌曲，踏着整齐的步伐，奔向生产第一线。
随后，各生产队便出现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深翻一丈，亩产过万！”“大干七昼夜，誓把卫星送上天！”以及，“十年超英，十五年赶美！”等等，气冲霄汉的革命口号。标语口号用红土子写满了农村大街小巷的墙壁。因此，各生产队都成立了青年突击队，农村的基本水利建设、深翻、抢收抢种，等比较艰苦的劳动，都由青年突击队来完成。
农村的大炼钢铁，是以公社为单位建起了成排的小高炉，并组织了各生产队的学生、中年妇女和年纪比较大一点的男劳力，进行不分昼夜的炼铁。没有铁矿石和焦炭怎么炼？于是，生产队的积极分子们，就会将自己家因为吃食堂而闲置的铁锅贡献出来，砸碎扔到小高炉里面，重新烧炼；贡献出自己家的箱子、柜子，拆碎以后当煤浇。由于他们的带头，其他社员也会自愿自觉的将自己家的铁锅、箱子、柜子、桌子、板凳；等等，向外贡献。
为了响应上级对农村军事化的管理，各生产队都出现了军事化编制：生产大队建制为连，生产队为排，再下边便是班组。生产队的劳动现场和大炼钢铁的工场，经常会出现“放卫星”，大干三昼夜或七昼夜的白天挥汗如雨，夜间灯火辉煌的战斗场面。当时，生产大队制作了流动红旗，对完成任务好的班组插上红旗，没有完成任务的拔掉红旗。在军事化劳动纪律的严格控制下，社员们干劲十足，经常是一天二十四小时在田间喊着劳动号子，举镐抡锨、战天斗地。平时也是公鸡一叫，民兵连的号声一响，青年突击队的队员们，都会匆匆地拿着锨、扛着镐，奔出家门，在突击队队长的带领下，集体奔向生产第一线，一干就是太阳落山。社员们没有疲劳，没有怨言，只有歌声和号子声，和誓夺亩产过万斤的冲天干劲！
因此，食堂的大婶、大娘们，也不能只在食堂开饭了。身体强一点的，便会自愿自觉的担负起向生产第一线送饭的光荣任务；其他人在家里为老弱病残，及少年儿童，擦桌、端饭、收拾残羹剩饭、刷洗锅盆瓢碗。给田间送饭，平日都是早晨和中午，晚间社员们都会回食堂就餐。如果遇到放卫星，社员们是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在田间，不能回食堂就餐，也就是一天三顿饭，外加半夜的夜餐，共计四顿饭全要送到田间地头。
虽然已经年近半百，但身体强壮而且热情很高的徐淑芳妯娌俩，她们自告奋勇地肩负起为战天斗地的英雄们送饭的佘太君和穆桂英。她们每天迈着半大小脚，脖子上搭着白毛巾，扭呀扭呀的伴随着肩上的扁担上下颠簸，发出“吱呀吱呀”的响声，活像一对在大海中贴水面飞翔而“喳喳”鸣叫的海燕，在田间道路上形成了一道美丽而动人的风景线。
在田间深翻地的青年突击队的队员们，在突击队队长王利国的带领下，清晨三点钟就到了翻地现场。因为每年翻地的季节都是秋未冬初，清晨的天气比较寒冷，所以，人们清晨从家里出来都要穿着棉衣。到了田间，王利国将手中的流动红旗插在路旁，然后脱下棉衣放在红旗下面，队员们也随着将棉衣脱下，集中放在一起。然后，由王利国划好距离，队员们一字摆开。
为了翻地能在同一个节奏中有序进行，也为了使队员们提足干劲，王利国在翻地一开始，便扯起了嗓门，唱起了劳动号子（海号，唱法附后），他领唱，众人合唱：
领：大家准备好嗨！
合：准备好了嗨！
领：齐把地来翻哎！
合：翻地夺丰收嗨！
领：大家齐努力哎！
合：争创亩产万斤粮耶！
领：加把劲哪！
合：誓夺万斤粮唉！
……(注)
周而复始，劳动号子嘹亮、豪迈！特别是其中有几位青年姑娘，嗓子高、声音尖，夹杂在敦厚的男高音中，便形成一曲男女混合唱，更觉得清新悦耳。号子声，在清晨的睛空中传播，与远方同样是劳动号子交汇。
“哎——开饭啦——”徐淑芳妯娌俩挑着饭菜、小米粥、还有荷包鸡蛋和咸菜，已经到了突击队队员们插着红旗和堆放衣服的地方。她俩将担子放在衣服旁边，边抽下脖子上的毛巾擦汗，边向已经翻地翻出三十多米远的队员们喊。
王利国停止了喊号，将铁锨就地一插，向大家一招手：
“吃饭了！吃饭了！”然后，看着队员们将铁锨原地插好，一起向吃饭的地方走去，嘴里还唱着“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的豪壮歌曲。
“哎——大婶、二婶啊！今天是什么饭啊？”有的人边走边喊。
“每人两个荷包鸡蛋，慰劳慰劳你们这些战天斗地的英雄们！还有猪肉炖白菜、咸菜、小米饭、窝窝头随便吃。”徐淑芳说。
“嘿，伙食不错啊！”
“你们在为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而奋斗，脸朝黄土背朝天，披星戴月，与天斗、与地斗；出了那么多的力，流了那么多的汗，伙食能给你们差了吗？”赵秋香说。
“好哇！二位婶婶，以后还这样给我们送啊！”
“没问题！”二人齐声回答。
说着，大伙便围着饭菜席地而坐。徐淑芳妯娌俩首先给大伙每人盛了两个荷包鸡蛋。
徐淑芳边盛边说：“鸡蛋营养高，先吃鸡蛋后吃饭，鸡蛋先吃到肚子里能先吸收啊！”
“这样吃啊！保证让你们这些小伙子、大姑娘们，个个都吃得棒棒的，好为咱们的共产主义建设贡献更大的力量哪！”赵秋香补充说。
大伙吃着饭，也不免要谈论一些当前各地在大跃进中出现的一些新闻和趣事。
“哎，深翻一丈，亩产万斤，您听说过吧？河北省某村今年小麦你们说一亩地打了多少斤啊——嘿！一万二千斤呢！这小麦长的可真是神了啊！”
“寿张的地瓜，你们说一棵多少斤——一百多斤呢！没听说过吧？每块地瓜都比枕头还大呢！”
“真是神了！”
“吹牛也不上税！”
有几位岁数稍微大一些的青年，感觉吹的有点悬乎，心中很不服气。有的在嘴边小声嘟囔，有的则站出来进行辨论。
“小麦亩产一万二千斤？这一万二千斤粮食就是往地里平铺，得铺多厚啊？啊，哈……”
“深翻一丈，把地底下的生土都倒腾到上边来了，把熟土翻到下边去了。哼，庄稼能长好才怪呢！”
“嗳，不要这样说嘛！这都是人家在科学试验田里试验出来的呢。”
“试验田试验出来的？这个试验田是哪里的试验田，是不是吹出来的？”
……
徐淑芳见有的人对上级提出的深翻一丈，亩产万斤的口号有些看法。她倒想起了一桩由于说话而获罪的事。那就是她们食堂新来的一位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女教师——孙敏。孙敏，是该村的女秀才，师范毕业，教初中，三十多岁，回来后少言寡语。但这位孙敏和徐淑芳倒很合的来，相处不久，便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有一次，孙敏向她诉说了被打成右派的经过。
原来，五八年上级对知识分子开展了一场大鸣大放大辨论和整风的运动。开始，工作组让参加运动的人们消除顾虑、畅所欲言，给党提意见、提建议；将所听到、所见到的讲出来，保证大家言论自由，言者无罪。孙敏根据工作组传达的精神，将自己的所见所闻讲了一点。她说：“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确实很好，社员们为了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干劲都非常高，但是，农村人民的生活好像是苦了点。”嘿！就这一句话，就被工作组记录去了。没过几天，上级就下了批文：定孙敏为三级右派，开除教师队伍，回家接受贫下中农监督改造。
徐淑芳想到这里，感觉这些人的言论，有跟孙敏的言论相似之处。她眼珠一转，马上笑着跟大伙说：“你们这些小兄弟、小姐妹们，干活累了一早晨了，趁你们吃饭的时候，我给大伙说个笑话，让大家开开心，行不行！”
“好，好！大家欢迎欢迎了！”王利国首先喊好，并鼓动着大家。
“欢迎，欢迎！”因为大家一手拿着碗，一手拿着筷子，没法鼓掌，只有用喊声来表示欢迎。
“俺嫂子讲笑话可逗人了，您可小心别把饭喷出来啊！”赵秋香提醒大家说。
“好！我就说说发生在咱们食堂的一点小事吧。有一天，咱们队长的老婆李春英，知道咱们队的张风山非常馋，还嘴急，并且每次到食堂吃饭的时候，都跑到后边厨房偷肉吃。所以，这一天，她为了逗一逗张风山，就把当天买的肥猪肉用大盆装好，放到已经做好的熟食旁边。李春英刚刚把肥肉摆好，张风山这个馋鬼就到食堂吃饭来了。你说这个张风山啊！进了食堂什么也不看，两眼直勾勾地直奔厨房来了，进了厨房就到处瞅。这个时候，我们都你捅捅我，我捅捅你，都在偷偷地盯着张风山。张风山瞅了半天，见面案上熟食旁边放了一盆白花花的肥肉。张风山看见肥肉，嘿！你看他的两个眼睛，就像饿狼看见了猎物，盯着肥肉就一下子蹿了过去，伸手抓了一把就放到嘴里去了。您没看见，他把肥肉放到嘴里，用两个手捂着嘴、低着头、唔呦唔呦吃的样子，呵……都能把人的肚子给笑破了！所以，大伙看到他的样子，都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张风山看到大伙都在笑他，自己就咂摸着嘴，细细地品了品味道，马上又眨巴了眨巴眼睛，又摇了摇头，又皱了皱眉。他心话：‘哦？这个肉怎么是这个味道呢？’感觉不对头，赶紧用两个手把嘴里的肉掏了出来，挤咕着两个眼睛又仔细地看了看，‘嘿，是生肉哪！’好家伙，当时就气得张风山两个眼珠子直翻白，满脸通红，使劲地把生肉往脏水桶里一扔。脏水桶里边的水，您没看见都迸出来像个喷泉一样，直冲到他的脸上去了，把他的两个眼睛都叫脏水给糊住了呢。呵……他呀，没有办法，就跺了一下脚、扑愣了一下脑袋，又用两个手抹了一下眼睛，低着头灰溜溜地就出去了。”
“哈……张风山这个家伙，这下可尝到生肉是什么味道了。”
“张风山就得这样治治他！您没看见，他在外边和大伙一块吃饭的时候，经常明目张胆地偷东西吃，可烦恶人了。”
“他这种人就得叫他吃点生的，叫他知道知道嘴馋是什么味道。”
“现在吃食堂都随便吃，他还急的什么嘴呢？他这个人就是狗改不了吃屎，到什么时候都是这个德性。”
……
徐淑芳说了张风山在食堂的这点小故事，惹得大家议论了半天。大家还没有议论完，饭已经吃完了。王利国抽了一支烟，见大伙还在没完没了的议论，就站起来喊道：
“干活了，干活了！”
此时，徐淑芳妯娌俩已经将餐具收拾完，挑起担子扭呀扭呀地向回走去。
“哎——大婶、二婶啊！今天中午还是这样给我们送啊！”队员们边向干活的方向走着，边回头喊。
“错不了啊！中午再给你们每人煎上一条黄花鱼。”赵秋香回头笑着说。
“好——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