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大学座落在西山脚下。从山上流下来的一条宽约十米的小河，绕过西院墙，在北门附近钻围墙底流入校园，蜿蜒曲折地将校园隔成东西两半。D大学最著名的教学一至四楼便坐落在东校园的南端。这四座楼是由四座古庙改建的。古庙已有五六百年的历史，据传是一家四个兄弟的祖业，一人一座，纵连四厢。四座庙长相近似，一样的方砖铺就的七级台阶，灰瓦双层飞檐，红墙，只高度略有差别。古庙被改成教学楼大约在八十年前。
正文的专业课大部分是在第二座古庙里上的。不知何故，这座楼前的树最多，尤其多柏树和桧树。门前的一棵古柏主干已经断裂，成了空腹，但顶上依旧森然，栖着不少乌鸦，太阳下山后会飞出来“嘎、嘎”叫成一片。
教室内的柚木地板已被踏磨过好几十年，又秃又亮，踩上去总是吱吱乱响。木窗框又老又沉，凑近能闻出水味儿。原先估计是黑色，现在已褪落成深褐色。朝西的几扇窗印着远处西山的轮廓，也印着近处两棵银杏的明暗光影。从窗口射进的光线很短，里面飘着颗粒粗大的浮尘。头顶偶尔有小型军用飞机飞过，声音不大，可木头窗还是会“嗤嗤”颤动。
D大学虽老却一点也不陈旧。
正文下了课，常常骑上车，往北，穿过一大片或高或低、红砖灰瓦的教学楼，再骑下一个铺满草皮的缓坡，从坡底冲上对面的小山丘。小丘上矗立着D大学最现代的建筑物，也是他最钟爱的去处——一座六层楼高的图书馆。楼分两翼，像一本打开的书，银灰色的金属屋顶跳耀着冬日的阳光，整面的落地玻璃窗上映着蓝天白云和瑟瑟抖动的杨树叶。
跨过河往西，是学校的运动区。400米跑道中间环着个国际标准的足球场，再往西，高高的铁丝网整齐地隔开六个篮球场、四个排球场。继续往西，是一座二层灰砖楼，从敞开的大窗里不断传出“刺刺喇喇”音质差但旋律优美的音乐声，那是体操房，一楼的窗外总会有几个男生跳着脚偷偷地往里窥探。一条狭长的碎石路从灰楼的外侧向后蜿蜒而去，顺着这条路骑到底，一个五十米长的游泳池便横在眼前。池里那时是干的，犄角里积着黑树叶，从最深的一面池壁上伸出两个生锈的铁架跳台。
为什么要转学到D大学？正文说不出太多的理由。也许是因为D大学比Y大学离家更远些，也许是那四座古庙打动了他，要么就是那座带十米和五米跳台的游泳池让他下了最后的决心？也许，潜意识里，和毛榛在这所学校不无关系。他原本以为他能很快在校园里见到她，也骑着车在他认为有可能遇见她的地方兜过很多次，可是，一个多月过去了，他想象中的种种巧遇却一直没有发生。
除了古庙和图书馆，正文还有一大块时间是在宿舍里过的。他的宿舍在运动场北面，八栋工字型三层小楼中间的一栋，三层，把角的一间，推开窗户便看得见操场。宿舍人员比较混杂，像是不同系、不同专业甩下的零头凑在了一起。六个人中两个北京人，住校的时间不多。另外两个外地人高他两级，都有了女友，宿舍只是他们半夜回来歇歇的地方。只有来自广西的一个，跟他同系、同语种、同年级，但不同班。这人原姓平，因为长得细长、胳膊上还隐隐地长了一串小肉瘤，被称作“扁豆”。他是他们的舍长。
这个舍长脾气有点倔，有许多关于合理和不合理的认识，这些认识大多基于“对身体的影响”好坏。他有个“合理”的作息时间表，详细到几点睁眼，几点下床，早晚各在水房呆多久，每天每顿饭花几角钱饭票。他认为合理的事，有不少需要舍友合作，比如门背后有两根铁丝，脸巾和脚巾一定要分开挂，每月要用苏打水洗毛巾，剩饭剩菜不得留过夜，每半个月要洗一次球鞋，每周做一次扫除，每天早晨六点半准时开窗换气。头几条，正文勉强可以接受，实在接受不了，也可以一躲了之；唯有最后一条，他忍了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到第三星期，不得不跟他商量：
“能不能你先出去跑步，拔双杠，等回来再开窗？没听见我冻得直打喷嚏？”
“不能，”他回答得很干脆。
“为什么不能？”
“你想想，我从外面回来，宿舍里的空气和外面的反差太大了，又腥又臭，我一闻就想吐。”
“怎么会呢，又没人在屋里撒尿。”
“还用尿啊，睡了一夜，口腔里的囤积物早沤成粪坑了。要是我们宿舍六个人都在就是六口坑。而且，谁知道谁夜里还做了什么恶心的梦呢。”
见正文看他，他愈发严肃起来，“知道么，你的习惯非常错误。人的深度睡眠其实只有夜里十二点到两点这三个小时，错过这三个小时，你睡再多都是白睡。”
“我就这习惯。”
“习惯是可以改的。”
“那你改啊。”
“我是合理的为什么要改？需要改的是你。”
“怎么改？”
“像我一样，早睡早起，而且要持之以恒。”
正文探出头问他，“你妈是医生吗？”
“不是。”
“那你爸是炮兵司令？”
“也不是，怎么？”
正文没说怎么，倒头接着睡，但从此也不再提窗户的事。
D大学开学以后，正文连着几个周末都没回家。有几次从食堂吃完午饭，进宿舍看见窗户关着，扁豆仍蒙着被子在睡。有一次他甚至觉得他的身子在被子下面一抖一抖地动，像是在哭，听听，却又没了声音。等他从被子里钻出来，他想安慰几句，不料扁豆却对他瞪起眼睛：
“你们家对你不好吗，干嘛你老呆在学校里？”
这一问，倒弄得正文无话可说了。
扁豆睡上铺，他在屋顶贴着一幅黑白摄影画，每天，他一睁眼，必先对那画念念有词一阵才能从铺上下来。正文觉得奇怪，有天趁他不在，便爬上他的床仔细研究过那幅画。不过是一座西式庄园，无论从摄影学还是从建筑学的角度，都看不出多大名堂。
还有几次，他从图书馆回宿舍，一进门便闻到一股酸烂味儿。他故意似的“咻咻”猛吸鼻子，扁豆却坐在桌前，若无其事、摇头晃脑地背着课文。终于，一个周日下午下起暴雨，到晚上七点多，雨仍未停，正文正犹豫要不要去食堂吃饭，扁豆说：“你得保证不跟别人说。”
正文问他什么事。
他于是开开抽屉的锁，从里面拿出一只小电炉，通上电，用一只小锅做上水。然后打开窗户，从外面的窗台取进一只饭盒，里面是他中午吃剩的菜。他把菜倒进锅里，再爬上床，从书架顶端取下一个牛皮纸包着的玻璃罐。拧开盖，用筷子从里面勾出几根细长的东西放进汤里。等汤再开，扔进去一包方便面。抬头看一眼正文，又扔进去一包，随后邀正文跟他一起吃。那是正文这辈子吃过的最有滋味的方便面了。
“玻璃罐里是什么啊，那么神秘？”
“酸豇豆，广西人顿顿都要吃的。”扁豆告诉他，豇豆是他母亲在自家院子里种的，然后再自己腌的。就带了这么一罐，要吃一年，所以他上个学期几乎没敢吃，这个学期，还剩几个月了，他必须算好日子，既不能太早吃完，也不能吃不完。说着，他用筷子的另一端再夹出一条，用小刀割断一小截，递给正文。有点酸，有点辣，但很爽口。
“你妈很会做饭吧？”
“其实我爸更会。我爸在桂林一家很有名的饭店作大厨，不过，我们很少能吃上他做的饭，家里都是我妈做。我妈老说，人要是一辈子把兴趣当职业，其实很吃亏。还不如我爸干点别的，这样我妈至少能享点福。现在可好，他做了好吃的都是给别人的。所以我就想，我这辈子一定要把兴趣和职业分开。”
“那学外语是你的兴趣，还是你以后打算从事的职业？”
“当然不是兴趣，我还没有由着性子来的资本嘛。”
“这么说，你不喜欢学外语？”
“谁真的喜欢学外语？外语就是工具，除非你想当外交家。就是真当外交家，光会说几句外语也是不够的。”
“那你不想当外交家？”
“我？我这个长相？我从来不做这种有损心里健康的梦。外交家都要是美男子，而且要果断一点。我不行，我妈对我的评价是，细致有余，果断不足。”
“那你以后想干什么？”
“我也正在考虑呢。也许去一个外国人家里当管家？”他抬头看看贴在他房顶的画。
“哦？”
“我喜欢十九世纪英国小说，以及所有根据那些小说改编的电影。不是喜欢别的，就是喜欢里面的庄园。喏，就像那张照片里那样的。”
“老想问你，那照片是哪儿啊？”
“曼德里庄园。”
“曼德里？是哪儿？听着挺熟的。”
“《蝴蝶梦》里的，你忘了？@[‘Last night I dreamt Iwent to Manderley again……’]（“昨夜，我梦见我又回到了曼德里。”）这个电影，我都看了不止十遍了。”
“哦，那你每天一睁眼都在背电影台词呢吧？”
“咦，你知道？”
“猜的。可这好像不是十九世纪的吧？”
“对，不是，只是像十九世纪的。十九世纪的，《简·爱》，小说我看过不下五遍，电影不下十遍。《呼啸山庄》《傲慢与偏见》《名利场》，我都看过好几遍。对了，还有《尼罗河上的惨案》，也不是十九世纪的，可是我喜欢林内特小姐家那个大房子……”他闭上眼睛想了一会儿，又说，“我总想，到那样的庄园里当管家，一定是最适合我的工作。”
“为什么？”
“首先，我面善，给人安全感。其次，那种地方的管家，内心孤独，但外表高傲。”
“也都挺阴暗的。”
“阴暗，也是因为高傲和孤独。”
他闭着眼睛又想了一会儿，然后问正文，“你呢？你以后打算干什么？”
“我？想到处走，作独行侠。”
“怪不得呢，整天看你一个人骑着车东奔西忙的，还以为你在找什么人呢，原来你是在享受独行的快乐。这就是你独行的意思吗？”
“当然不是。”
“那什么意思？”
“我也说不好，但总要走得远一点，人少一点，象美国西部片里的，方圆多少里都没人。”
“那是美国，中国还有没人的地方？”
“有，也有。”
“什么地方？”
“比如有鬼的地方。”
“什么地方有鬼？”
“人看不见的地方就是鬼出没的地方。”
扁豆立即瞪大眼睛，“那你应该去学考古！学外语跟你的理想有点南辕北辙了。你当时转学，为什么不转到考古系或历史系呢？哦，对了，一直没问你，你为什么要转学？Y大学不好吗？那可是全中国学外语最好的地方了。”
正文沉默了一下，说，“我不指望把外语学得多好，够用就行了。”
“够用？你要是不跟人打交道，甭说外语了，连汉语都用不着。”
“那倒是，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学外语。可能就像你说的，选不出别的，就选了外语。”
“那你可惜了，你那么爱看书，应该学一门真正的专业。”
“外语不是专业吗？”
“当然不是，就是个技能。你不觉得学外语的人都头脑比较简单吗，跟学唱歌、跳舞的差不多？”
“倒没注意。不过要真是这样，我觉得也不错。”
“我同意，简单点最好，对身体健康有益，想太多的人总要生病。”
D大学各种各样的讲座很多，校园里每栋楼前都立着告示牌，上面总是贴满红红绿绿的通知。无论是哪个系的讲座正文都愿意去听听，他也偷偷溜进过其它系的大课教室，听过中文系的当代文学，历史系的魏晋南北朝史，考古系的考古悬疑，甚至跑进英语专业大三的选修课教室听了几堂欧洲文明史。
过了清明，更是进入讲座的旺季，几乎每天都有热点题目，到晚上，整个校园一下子就静下来，只偶尔从大教室敞开的窗户里传出热烈的掌声和笑声。那天，正文吃过饭匆匆赶去第四阶梯教室，听一个叫“新时期小说”的讲座。七点半开始，他七点十分进去，里面已经没了空位，连过道的阶梯上、两边的窗台上都坐满了人。幸亏扁豆到得早，先占了座位，也给他留了一个书包大小的空地。
这次讲座是由校文学社主办的，演讲人的名字他没听说过，既不是本校教授，也不是知名作家，不过是外校的一个年轻老师。人不高，寸头，穿一身还算合体的藏青色中山装，领口敞着，开着第一个扣子，如果不是那副眼镜，看上去很像个结实的农民。他穿过人群大踏步走到讲台上时，还带着几分羞涩。然而，等他一张口，教室里原来沸沸扬扬的喧嚣声立刻像潮水一样退了下去。
可奇怪的是，对于那次演讲，正文现在已完全没有任何印象了。他在学校记过四本半的笔记，对这次演讲也都只字未提。不过他能记得的，是他的声音，那种像打磨过的粗砺的音色；也记得那天灰亮的天色，女生涨得发粉的脸，以及阶梯教室里热气腾腾的温度。虽然只是四月，他的感觉却完全是盛夏。演讲人声音不高，却口若悬河，教室里每隔几分钟便爆出一阵大笑和掌声，学生的情绪好像一直保持在沸点。他还记得在沸点后的短暂沉默里，演讲人从桌上拿起一根粉笔，一边继续低声讲着，一边背向黑板，恰到好处地露了一手倒写板书的绝活。之后，他轻轻将粉笔扔回桌上的粉笔盒。台下沉默了片刻，随即一阵雷鸣般的掌声，伴随着女生的轻声尖叫在教室的每个角落炸开来。演讲人抬起头，羞涩地看着大家。掌声持续了整整两分钟，他的憨笑也持续了两分钟。那次，正文却没有鼓掌。他慢慢从书包里拿出他常带在身上的《棠棣之花》，直接翻到聂政自杀那一页。掌声平息下去以后，他感觉后面有人拍他的肩膀，他扭过头，那人问他：
“看什么书呢？”
正文把书立起来，给他看封面。
他没再说什么，又拍了拍正文的肩膀，让他继续看。十分钟后，讲座还没结束，那人站起来走了。等正文再见到他，已是两个星期以后，在图书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