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最终夺取天下，只能归结为秦国有着当时最管用的制度。而这个最管用的制度，是商鞅从东方带来的，也许本身没什么稀奇，但是一旦遇上了合适的土壤，生了根发了芽，它就迸发出了巨大的威力。英雄造时势，历史终于将处于蛮夷之地的秦国推上了战国的舞台；时势也造英雄，历史也终将把两个人的名字永远铭记：秦孝公和商鞅。没有秦孝公的励精图治，就没有商鞅的大展宏图；没有商鞅的大刀阔斧，也就没有秦孝公的丰功伟业。伯乐和千里马，本就是不能分离的。
“老革命”遇到新问题
前面提到，秦一开始就是一个以打仗为生的国家。战争打造了秦人的性格，铸就了秦人的思想，维持着秦人的生存。他们必须长期同西戎艰苦作战，由此培养出了比游牧民族更彪悍的性格；他们要拥有自己的根据地，靠的不是分封和赏赐，而是要用刀枪去争夺；他们为了巩固和维护自己所拥有的土地，就要建立高度军事化的管理体制。总而言之，在秦人眼里，战争一直是解决问题的主要手段。也正是战争，让秦国一步步地从弱小走向了强大。
历史从春秋过渡到了战国，各个诸侯国都在朝着军事国家转变。他们改革的着力点是从分封走向集权，取消地方小政权，打破贵族统治。不这么做的话，政府就无法快速高效地集中国内资源，组织战争。而贵族把持一切，就无法改变“任人唯亲”的局面。正因为这样，到了战国时期，很多诸侯国都在逐步取消贵族世袭的封地。对于新占领的土地，也不再分封，而是派官吏直接去管理，进行垂直统治。另一方面，贵族垄断一切的局面开始被打破，各诸侯国养士成风，都非常注重吸纳平民知识分子到政府部门中来。
而秦国所遇到的问题，和东方那些诸侯国都不一样。因为秦国从立国开始实行的就不是分封制，不用转变；在人才引进方面，也从来都是唯才是举，不需要摆脱什么血亲关系和贵族统治的牵绊。但秦的管理体制有一个最大的缺陷，那就是过于偏狭。军事国家和军事管理体制，虽然密切关联，但绝对不能等同起来。所谓的军事国家，是说国家在定位上向军事偏斜，包括国家经费开支、人口流动和政策导向。而军事管理体制，则指的是一个国家的管理模式，是像管理军队那样去管理国家。军事国家，未必就是军事管理体制。今天世界上的很多国家，军费开支在国家经费上占了很大比重，我们可以说它们是军事国家，但绝对不能说它们是军事化的管理体制（比如，俄罗斯、印度）。同样，一个国家采取军事化的管理体制，不一定就是一个军事大国（比如，朝鲜和原来的伊拉克）。
而秦国，却是一个通过军事化管理体制走向军事大国的国家。它的郡县，实际上就是军区。而对郡县进行管理的官员，也就是军事将领。他们虽然能够带兵打仗，但却不能聚集人力、物力和财力。他们虽然能够采取军事化的方式进行农业生产，但却不知道如何分配劳动成果，如何调动百姓的积极性。在商鞅变法之前，秦国根本没有形成管理一个国家所必需的官僚系统和文官阶层，所有的一切都被打上了浓厚的军事痕迹。这种政权模式，看似都是为了战争，但恰恰却阻碍了秦国进一步的武力扩张。因为战争本来就不是单纯的打仗，而是国内外环境、人力、物力、财力等多种因素的综合表现。一切为了战争，恰恰削弱了军事实力。
战争，一开始估计还是战争，但越向后发展，它就越成为了政治的一部分。因为没有哪一个国家只为战争而战争。战争，总是有所图的，要么是财富，要么是地盘。但通过战争得来的财富，如何在国内进行分配？扩充的地盘，增加的人口，怎么来统治？何况，战争是一个复杂的东西，它的背后其实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较量。如何能将国内的资源整合起来，更加有效地实施对外战争？
所有的这一切，都无法通过战争本身来解决。战争虽然是解决外部问题的有效办法，但却没有办法解决国内出现的问题。而且，对外战争越是胜利，这个问题就越突出。解决不好，就会让整个国家处于动荡和内乱之中。因为有了利益，就会有分配问题，要是分配工作不到位，那就会有矛盾，有了矛盾，就会有争夺。
于是，秦国，这样一个通过战争步入强大的国家，开始第一次面临战争无法解决的问题。军事化，虽然能让秦迈入军事大国的行列，但绝对不能让他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真正意义上的强国。这个问题，最终还是要通过政治变革来实现。而这也正是秦孝公心急火燎地向东方学习文化和招贤纳士的真正原因。
其实，早在秦孝公重用商鞅搞变法之前，他的父亲秦献公就已经着手做了一些基础性的工作。秦献公嬴连，早年为了躲避国内动乱逃到了魏国。出子一党被铲除以后，他被迎回国成了新君。秦献公执政期间，废止了殉葬制度。献公二十一年，在石门大破魏军，斩首六万，这是战国时期秦对东方各国的第一次胜利。
废止殉葬，不仅具有人道上的意义，更具有强烈的政治变革色彩。原来秦国的军政大权都在国君一人手里，导致了国家的政策打上了浓厚的个人色彩，而没有制度上的保障。一方面可能是人明国兴，另一方面可能就是人亡政息。在秦国历史上作出重大贡献的秦穆公，以一己之力把秦国带向了霸主的圣坛，但在晚年却由于急攻冒进导致了东进之路被堵塞。他虽然英明一世，却在死后置秦国基业于不顾，让秦国的栋梁之才为自己殉葬，生生埋了一百七十七人啊。也正因为如此，他的谥号是“穆”。惜墨如金的司马迁写了“献公元年，止从死”七个字的时候，或许是怀着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但却也用微言大义的“春秋笔法”记录下了一个国家政治结构的剧烈变革。这里的“止”字，无疑是告诉秦国人：以后的国君，不论是谁，再也不能搞殉葬了。而在更深层的意义上，这几个字则说明了秦国已经有了超出统治者个人意愿的力量。这种力量，开始左右秦国的政治，并主导着秦国未来的方向。
献公去世后，二十一岁的秦孝公继位。雄才大略的秦孝公，更加敏锐地认识到政治改革的重要性。因为这个时候，国际局势已经非常紧张，如果国内的问题解决不好，秦国迟早会被东方的列强吞并。《资治通鉴》是这样来描述秦孝公刚刚即位时的国际局势的：东方有齐、燕、赵、魏、韩、楚六强国。楚国在南边与秦交界，魏国在西边与秦交界。魏国修建长城，显然是在防范秦国；楚国实力强劲，不仅土地广阔，而且还臣服了南方巴、黔这些少数民族，对秦也是虎视眈眈。总之，秦国当时面临的状况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内忧外患。
秦孝公痛定思痛，决定继承先人遗志，发奋图强。所以才发出了“招贤令”，不管是谁，只要能够让秦国富强，就封他高官，送他土地。就是这样开明的人才引进政策，让一个了不起的人物登上了历史舞台，这个人就是商鞅。秦孝公和商鞅这两个名字，从此就焦不离孟、孟不离焦。
墙角不挖自己倒
商鞅，复姓公孙，卫国人，所以有时也被称作卫鞅、公孙鞅。之所以叫做商鞅，是因为他后来在秦国执政十年，功劳很大，被孝公封到了商这个地方（今陕西商县东南）。卫鞅年轻的时候在魏国供职，在魏国国相公叔痤手下担任“中庶子”，相当于今天的参谋或秘书，有事情了出出主意。公叔痤知道卫鞅这个人很有本事，但他还没有来得及向魏侯推荐，就病倒了。公叔痤这一病，没想到越来越严重，眼看就坚持不了多久了。魏侯听说国相得了重病，急忙来探望。来了以后，魏侯见公叔痤病得不轻，担心得不得了，急忙问道：“到现在我们也不要忌讳什么了，您如果这次真的挺不过去了，国家的大事可以托付给谁呢？”魏侯这是让公叔痤选定接班人。公叔痤沉思半刻，说道：“我手下有一个人叫卫鞅，别看这个人年纪轻轻，但本事不小，我希望在我去世之后，您可以把国家所有的事务都交给他来管理。”
魏侯听完公叔痤的话，没有做声。公叔痤看出来了，魏侯对自己推荐的这个人很不满意。其实这也怪不得魏侯，因为卫鞅当时只是个毛头小鬼，二十多岁，名不见经传，只是担任了一个小官，突然让他把整个国家的事务都交给这么一个人，确实让人很难一下子接受。公叔痤赶紧屏退左右，单独对魏侯说：“您如果不用卫鞅，就杀掉他，千万不要让他跑到别的国家去！”魏侯连声称是，就告辞了。
送走魏侯后，公叔痤良心发现，连忙召见了卫鞅。告诉他说：“我是先尽了臣子之忠，现在再尽朋友之谊。我刚才跟国君说要杀掉你，现在还是请你快点逃走吧！”
卫鞅微微一笑：“国君既然没有听您的话重用我，又怎么会听您的话杀掉我呢？”结果卫鞅没有逃。
果然不出卫鞅所料，公叔痤去世以后，魏侯没有找卫鞅的麻烦。其实，魏侯根本没有把公叔痤的话放在心上，正如他自己说的：“公叔痤一会让我把全国事务都交给卫鞅，一会又让我把他杀掉，这太荒谬了。难道国相是病糊涂了？”
魏侯估计到最后也没有想明白公叔痤的话外之音，更没有领会公叔痤的良苦用心。当然，他也有明白的那一天。到后来，卫鞅率领秦国大军攻打魏国，大败魏公子昂，抢走了魏国河西大面积的土地。到了那时候，魏侯才想起了公叔痤的临终遗言，追悔莫及，真是“恨不用公叔之言！”
卫鞅在魏国又待了一段日子，尽管没有杀身之祸，但终也没有用武之地。最后听说秦孝公在招贤纳士，就去了秦国。
商鞅到了秦国，在市井中混了一年多，毫无作为。这不是因为商鞅没有本事，而是因为没有给他平台和机会。想想也是，一个魏国的家臣，名不见经传，才二十几岁，没有人推荐，也没有人指点，要想得到秦国高层的注意，那难度很大。不得已，商鞅只能用重金买通了秦孝公身边的宠臣景监，由景监把自己引见给孝公。商鞅这种做法遭到后人的责难，认为这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情。商鞅为了接近秦国高层，收买宦官小人，确实有点功利。那些在孔孟之乡走出来的知识分子绝对不屑做这种事情。当年的百里奚，都被卖身当奴隶了，也没有想到怎么运用自己脑子里的聪明才智为自己赎身。到了最后，还是秦穆公听说了他的贤能，才用五张羊皮把他赎了回来。但是，任何一种姿态，走到极端都是不受用的。商鞅过于功利和钻营，但百里奚何尝不是过于迂腐呢？历史在不同的时期总是将不同的人推上舞台，正所谓时势造英雄。春秋时期，历史选择的是百里奚这样的忠志之士，而到了战国时期，百里奚这样的人肯定会被历史淘汰，取而代之的将是商鞅这样的实用性人才。
何况，商鞅这样做也确实有些迫不得已。可想而知，当时的商鞅只不过是一个从外国来的小卒子，如果要施展才华，引起上层的注意，是不可能走基层路线的。
如果踏踏实实来，估计一辈子都没有出头之日。就好比今天的某些人，想出名，又不肯努力，只好靠一些绯闻、荒诞不经的言论来吸引眼球，提高互联网的点击率。
当时的商鞅估计也是这种心理，唯一不同的是，商鞅肚子里是真的有货，而不是个只想成名的庸才。
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毛头孩子，去见高高在上的一国之君，还想让国君采纳自己的建议，尽管有国君身边的宠臣牵线搭桥，商鞅要想打动孝公的心也是非常不容易的。后来韩非专门写了一本小册子叫做《说难》，是专门阐述如何说服君王的。说难、说难，意味着游说君王实在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面对这种局面，商鞅又是怎么做的呢？他又是靠什么打动秦孝公的心呢？
两个野心家的会晤（一）
商鞅和秦孝公的会面，是两位野心家的会晤。秦孝公渠梁就不必说了。他二十一岁继位，励精图治，奋力强秦，是一位并不多见的事业型领导。他刚登基不久就马上“东围陕城，西斩戎之獂王”，第二年就获得“天子致胙”的政治待遇，可以说已经恢复了秦穆公时代的国际政治地位。下面我们会谈到，秦孝公接连见了商鞅四次。对于一个宦官推荐来的魏国家臣，一个乳臭未干的无名小卒，孝公所表现出来的惊人耐心，就足以表明他不是一个庸庸碌碌、眼光短浅的君主。
而商鞅，也不是泛泛之辈，推销自己的智力和才学，是他一生追求的目标。他的家乡本在卫国。卫国，我们前面已经提到，文化氛围较为浓厚。而商鞅本人，出身也并不低贱，是卫国的庶出公子。按照当时的宗法，嫡长子拥有父辈的继承权，其他庶子则不可能都享受到很多父辈的荫庇。他们虽然得不到太多的实际利益，但政治待遇还是有的。如果目标仅仅是锦衣美食和妻妾美女，大可不必跑到魏国给公叔痤去当个小秘书，更没有必要跑到偏僻的秦国来待上一年多，然后要通过一个宦官来三番五次地求见秦孝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