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商鞅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三晋人士功利色彩之外的另一面，那就是执着精神。而这种执着，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而不是简单的谋求功名利禄。上面我们谈到的吴起，一辈子都在寻找施展自身才华的平台。他尽管有时候朝三暮四，但却又是迫不得已。如果仅仅是为了谋求一个好名声，做个小官，衣食无忧，那何必千辛万苦、百折不挠地去推行什么变法？难道他不知道明哲保身，难道他不知道改革会得罪人，有时候是要掉脑袋的？肯定知道。但他还是执着地去做了，即使到了临死一刻，还借楚王的尸体消灭了阻挠改革的王族贵胄的顽固势力。商鞅也是这样，一生都在追求自我实现，而秦孝公给了他这个平台，他就义无反顾地走了下去。后来，商鞅为了推行新法，竟然处罚了太子的老师。难道他不知道得罪了太子的老师就等于得罪了太子，而得罪了太子就相当于得罪了未来秦国的一把手？如果从算计个人的得失和荣辱角度考虑，这样的代价是不是太大了？所以说，对三晋的这些专家们，我们应该从正反两方面去看，而不是一叶障目，不见森林，简单化地给出评价。
言归正传，继续说秦孝公和商鞅的会晤。秦孝公和商鞅虽然都是野心家，但他们初次见面的谈话并不融洽。因为，他们不但是野心家，还都是现实主义者。
商鞅见孝公，可谓土鸡见凤凰，是百世不遇的天赐良机啊。如果能投其所好，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
一举成功，就万事大吉了。按说，这个时候的商鞅，应该拿出自己的绝活，一下子说到孝公的心坎里。可是，商鞅并没有这么做。他一见孝公，竟然向孝公说起了“帝道”。所谓帝道，就是尧舜之道，那是部落联盟时期的制度和理想。这种说教，不过是拿古人说事，四平八稳的老生常谈，里面全是些听起来很正统、无懈可击，但事实上却很无用的废话，长篇大论地讲了半天，里面一个point都没有。比如说，秦国有了您，正如当年夏有启、商有武丁一样重要，秦国有了您，真是社稷之幸，百姓之福，等等。大戴高帽，大拍马屁。
这样的一个开场白，不仅让孝公大失所望，而且勃然大怒。因为这个时候的孝公追求的是富国强兵的丰功伟业，根本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来听别人给他上政治课。《史记》中形象地记录了这一细节：这边是商鞅滔滔不绝地说，唾沫星子乱飞，那边的孝公却都快睡着了。他训斥景监：“你就给我引荐这样的人吗？这样的人能用吗？”随即，秦孝公就把商鞅赶出了会客室。
故事说到这里，我们不禁要问：难道商鞅喝了三鹿奶粉了？帝王之道，早已经成了远古的图腾和当世人尘封的记忆，就连东方的诸侯国都未必听得进去，何况是秦国！其中的利害，难道他没有察觉？
非也。如果这样看商鞅，那就大错特错了。商鞅在这里玩弄的是游说中的技巧，目的是为了探听秦孝公的口风和真实意图。游说和打仗一样，是一门艺术。真正的高手，在面对游说对象的时候，首先要做的，就是要在不暴露自己真实意图的情况下，探听出对方的真实意图。唯有知己知彼，才能有的放矢，百说不殆。正如《鬼谷子》中所说的：只有先守住自己的“门户”，打开别人的门户，才能真正做到相时而动，顺势而行，根据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时机，针对不同的对象，制定出不同的游说方案；并在游说的过程中，依照对方的反应而作出合理的调整。知道什么时候该说，什么时候不该说；什么事应该明说，什么事应该暗说；对谁应该晓之以理，侃侃而谈，甚至耸人听闻，大说特说；对谁应该动之以情，娓娓倾诉，甚至苦苦相求，似说非说……其结果，便是大惊大喜，大开大合，阴阳无常，变化莫测；其结果，便是“可以说人，可以说家，可以说国，可以说天下”。
商鞅自小学习“刑名之术”，练得一口舌灿莲花的本事，绝对是游说巧辩的高手高手高高手。他初次见孝公，还没摸清对方的底牌，于是只能采取避实就虚、引蛇出洞的游说战术。他大谈“帝道”，其实是顾左右而言它，目的就是“勾引”出对方的真实意图。这一招，《鬼谷子》中也有记载，也就是所谓的“微逆之，以察其旨”。意思是说，故意说些可能让对方反对的观点，来考察对方的真实意图。这种做法看似笨拙，其实是游说者最基本的法门。直到今天，仍然可在大大小小的谈判桌上见到。而且，商鞅是一个沉稳谨慎的人，绝对不会冒一丁点儿风险。如果自己过于拂逆孝公的意思，以后再想进见就很难了。“帝道”的理论大而空，即使不符孝公的意愿，也绝对不会犯错误。如果秦孝公仅仅是想博得招贤的美名，装点装点门面，商鞅这番将他比作上古贤王的高帽，他自然会欣然接受。然后，商鞅就会以此为突破口，慢慢把他的好大喜功引到变法上来。如果孝公真的是想招纳贤能来辅助自己干点实事，而不是贪图虚名，自然不会接受商鞅的这番说辞，随后就会暴露自己的真实意图。
果不其然，渠梁并不满意，还说商鞅是“妄人”。所谓“妄人”，就是没有知识装有知识，自己都不认识自己的人。用个歇后语，就是：猪鼻子插大葱——装象。
这样的人，估计什么时代都有，今天也不例外。如果我们多留心，就会在自己身边发现很多秦孝公说的“妄人”。他们每天都在重复前人或者上级所说的话，毫无创意，从来都提不出建设性的观点，还自以为满腹经纶，上窜下跳，四处钻营。这种人唯一的作用就是满足领导脆弱的虚荣心。对于秦孝公这样需要建设性意见的统治者来说，这样的人，除了浪费自己的生命和时间，没有任何作用，因为他需要的是能够让秦国强大的人才，而不是只会阿谀奉承的蠢材。
这就是两个野心家交手的第一个回合。
两个野心家的会晤（二）
第一个回合下来之后，商鞅打探出了秦孝公的真实意图，那就是要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而不是徒有虚名，沽名钓誉。但是，商鞅仍然没有急于冒进，大胆地向孝公兜售他的改革政策。因为这个时候的商鞅还不能确定孝公是不是能接受狂风暴雨式的全面革新。狂风暴雨式的改革虽然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却会给秦国的长期发展埋下隐患。而要保证长期利益，注定是要以牺牲部分短期利益和效率为代价的。在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之间，商鞅不知道孝公会如何选择，如何取舍。所以，在第二次会见时，商鞅还是有所保留，继续用他那四平八稳的战术，向孝公谈起了“王道”。
所谓“王道”，就是汤武之道，是一种修道德、重人事的政治理想。当年，周文王在西岐修治道德，才不断壮大，推翻商朝。商朝只重视天命，天真地以为殷商的列代祖先会在天上保佑他们，结果被西周灭了。西周在商朝灭亡中吸取了教训，虽然还是很重视天命，但却强调“尽人事而知天命”。周朝的早期统治者一再向后世子孙强调，上天是绝对不会眷顾和保佑一个不修人事、不重道德的政权的。“德”
即是“得”，“德”不仅是一种品质和个人修养，而且还是君主的治国之术。有“德”才有“得”，没有“德”就什么也“得”不到。这就是商鞅和孝公第二次会面时大谈特谈的王道。
王道强调的是“德”和“得”的统一，是“内得于己”，“外得于人”。内得于己，就是提高自己的修养，直见本心；而外得于人，就是得人心者得天下。前者是内圣，后者是外王。所谓修德，要从统治者做起，播下“德”的种子，然后再去收获“得”。这也是后来孔子赞美的“郁郁乎文哉”的盛世，也是儒家所称道的理想国度。所以说，王道偏重于基础，强调加强国家和君主自身的修为。总而言之，王道就是讲仁义，以德服人，把人感动得心甘情愿认你当老大。
而霸道与王道不同。它偏重于结果，强调的是国家之间的征服和君主对国家的控制力。“霸”依靠的不是德，而是力。当然，霸也不是单纯地挥着拳头乱来，还要讲信义。单纯的四肢发达只是“强”，但不能称之为“霸”。所谓强，只是凭蛮力抢人家一点土地，攻人家一个城池，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一味地运用武力必定劳民伤财，弄得老百姓很窝火，就和你离心离德；而到处侵略，一定会四处树敌，别人就会联合起来对付你。这样一来，表面上看起来捡了大便宜，其实是吃了大亏。所以，只用蛮力，当你最强大的时候，也正是你走向衰弱的时候；当你最鼎盛的时候，正是你走向灭亡的时候。
在“王”、“霸”、“强”三者当中，只有王道才是正道。当然，即使是正道，也需要有实力作后盾。王道中自然包含了霸道，笑脸相迎，但也要让人知道你手里有棍子。而所谓霸道，其中也有王道的成分。正如荀子所说的：“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则霸。”霸，不仅要重法，还要讲信，更要爱民。王道离不开霸道，霸道也离不开王道，关键是有所侧重。王道偏重于基础；而霸道，看重的是结果。
至于强，只是攥紧拳头欺负别人，是治国者所不能采取的。就像荀子说的，那是“亡者之法”。但仅仅相信“仁者无敌”也是太天真了点，唯一可行的就是王道与霸道一起来，信义与实力并举，才能对内安抚百姓，对外臣服诸侯，从而立于不败之地。正如荀子所说：“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可见，荀子极力反对用权术来治国，他的思想虽然有趋向功利的一面，但还不至于不择手段，在某种程度上，作为儒家掌门的他依然还信守着自孔子以来的儒家道统的高贵和尊严。
荀掌门是伟大的，荀掌门的光辉思想也很值得认真学习、贯彻和落实。他主张王霸兼用，其实是在维护“内圣”和“外王”的统一性。只求外王，不求内圣，那肯定不能长久。因为，霸道的目标是别人，而不是自己，单纯强调霸道，必然会产生短期性的行为，损害自身的长期性建设。关于这一点，出身三晋深受荀子影响的商鞅怎么可能不心知肚明？但在战国这个年代，这些法家人物都不约而同地抛弃了荀子的王道思想，把天平偏向了霸道。商鞅是这样，后来的李斯也是这样，他们都是霸道的狂热崇拜者。而商鞅，这样一个不信奉王道的人，却在第二次见孝公的时候大谈王道，可见仍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秦孝公两次接见商鞅这个被他评价为“妄人”的家伙，当中只间隔了五天。孝公之所以还会给商鞅机会，或许是景监的话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最关键的是，他本人在这五天时间里估计也进行了冷静的思考，隐隐感觉到了商鞅对于帝道其实并不是真正热心，能为秦国所重用才是商鞅的本意。说了半天帝道，只是谨慎的商鞅耍的投石问路的伎俩。在商鞅的身上，秦孝公看到了他对名利的渴望，也看出了他那种不见兔子不撒鹰的性格。当然，秦孝公心里明白着呢，商鞅机关算尽，只是为了施展自己的才华，谋求功利；而不是对他或者秦国有特殊的感情。但是，秦国和他的代言人秦孝公并不在乎这些，只要为我所用，其他都可以不去理会。何况，依靠人性的贪婪远比依靠人性的善良要可靠得多，这个外来户有可能成为一个可靠的执行者。
第二次见面，气氛比较融洽，商鞅的滔滔不绝没有让秦孝公感到厌倦。因为即便是王道，也点明了秦当前所面临的两项重要任务：国内大兴农业，对外扩充战备。所以，孝公听了以后也开始张开嘴巴说话了，而不像上一次，不骂人就不张嘴。但他对商鞅仍然不满意。因为商鞅虽然提出了秦国面临的问题，却没有提供现实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案。革命导师马克思指示我们：“以前的哲学家都在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必须要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而这里的商鞅只是拿起了“批判的武器”来解释秦国社会，却没有用“武器的批判”来改造这个社会。商鞅所说的王道思想虽然诱人，但需要长期规划，更需要“润物细无声”的默默努力，可秦孝公没这份耐心等下去。他说道：“时间太长了，我等不了。很多贤明的君主，都在现世名扬天下了，哪里有要等上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成为帝王的道理？”
这一次会面虽然仍然是不欢而散，但却比上一次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对商鞅而言，他终于彻底摸清了秦孝公的底牌。商鞅发现，对方原来和自己一样，都是急功近利、谋求霸业的主，可谓志同道合。而对秦孝公来说，对商鞅也越来越有信心了。因为商鞅对秦国当前中心任务的认识和他不谋而合，只是没有说出方法而已。何况，看商鞅的样子，王道治国也不会是他的本意，他想说的东西还没有彻底说出来。那个东西，估计正是自己想要的。所以，秦孝公虽然表示了对商鞅的不满，但他的真实意图，不过是在诱使商鞅彻底摊牌。买卖商品时，客户只会对有兴趣的东西才挑三拣四，秦孝公的挑刺，正是因为他感觉到商鞅能够达到自己的要求。
这里是高手之间的博弈，一切尽在互动中，没有任何现成给定的东西。商鞅的底牌没有暴露，但却又在顾左右而言它的轻描淡写中让秦孝公感觉到了。而孝公更是想用表面的不耐烦逼迫商鞅说出真实想法和意图。这个时候，他们之间的距离看起来很远，其实已经很近了。于是，第三次会面就顺理成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