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野心家的会晤（三）
秦孝公如果对商鞅没有任何期待，如果商鞅在秦孝公心目中坐实了“妄人”的形象，秦孝公肯定不会安排第三次见面。而商鞅心里更明白，如果这一次再不把肚子里的干货全部掏出来，那就会彻底和这位秦国的君王说拜拜了。看来，第三次会面，他必须摊牌了。
在这次会面中，商鞅明确谈到了“法治”，并打算用“法治”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秦孝公要的就是富国强兵，他一直想不通的就是应该怎么样来达到这个目的，这下，商鞅真的说到他心窝窝里了。商鞅所提出的“法治”，就是要对秦国的政治管理体制使用“休克疗法”，来一个彻底的改头换面。秦国原来是军事管理制度，国家的军政大权统统都攥在君主一个人手里。在国家比较小的情况下，这种管理体制还是有优势的，上行下效，雷厉风行。可是，现在国家的规模大了，人口多了，money也多了，这种管理体制的弊端就显露出来了。领导手里虽然握着绝对的权力，但没有办法通过这种权力把国家意志贯彻到国家的每一个角落。而且他也不可能把自己手中的权力分配下去，因为分权就是放权，而放权就意味着可能要被架空。而现在，把国家的意志和国君的权力通过法律条文的形式表现出来，向整个国家颁布，并靠国家的力量强制推行。这样一来，“权”就变成了“法”，“人治”变成了“法治”，君主的权力和国家的意志就无处不在了。
由“权”到“法”，一字之差，其实已经是天壤之别了。原来是国君个人的权力在发挥作用，而现在却是规矩在起作用。当然，这里的“法”，本质上还是“权”，因为，君主授意制定法律，绝对不会像现在一样开个听证会什么的征求老百姓的意见，倾听人民的呼声。那时候，领导是法律的制定者，而老百姓才是法律的服从者。不服从，后面马上就会有警车把你拉走。
但是，用“法”去统治国家，终究比个人权力要管用得多。因为它成本最低，效率最高。你想啊，一个国家那么多人，只靠一个人的权力来控制是不成功的，一个人的力量终归是有限的，哪怕你有再旺盛的精力，再高的智慧，也不可能把每个人都看住，把天下所有的地方都照顾到。那怎么办呢？没其他法子，就是要靠规矩为这个社会颁布法则。商鞅说，最好的规矩就是法律。法律是客观的条文，随时随地就能发生作用，只要建立一个官僚系统保障法律的运行就可以了。这下领导就轻松了，他的职责就是制定规矩，然后把它整个塞给老百姓，让他们去遵守。这个规则一旦发挥作用，就不再需要多少人力的参与了，而是治大国若烹小鲜。所以说，治理天下，没有比“法”更合适的政治组织原则了，把握了这个原则，就能事半功倍，否则累死了也白搭。
何况，用法来治国，不仅管用，而且还高明。原来靠权力运作，四处弥漫着“人治”的味道。而法律，则是公平的，对任何人都有约束力。你如果触犯了法律，制裁你的是国家，而不是某个人。要是靠“德”来治国，看起来很文明，却容易造成狡诈和虚伪。道德一旦蜕变成一种工具，就会造成大面积的虚伪，人人都装喜羊羊，其实都是灰太狼，控制人于股掌之间，杀人于无形之中。那样，遭殃的恰恰是老百姓。而法治，好的坏的，都白纸黑字地摆在你面前，至少让人活得清楚，死得明白。所以说，能做到法治，就已经是最大程度的爱民了。
当然，商鞅向秦孝公大力鼓吹法治的好处，并不是为了教秦孝公如何去统治百姓，管理国家，而是要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如果是单纯地为了给秦国社会定规矩，那也不一定非要有“法”。荀子也主张定规矩，但他的规矩就不是“法”，而是“礼”。“法”的核心是强制力，而“礼”的核心则是仁义道德。“法”的目的，是要把整个国家变成一个服从于国家意志、高速运转的机器；而“礼”的目标则是建立一个上下有等、贵贱有别、天下大同的和谐社会。
对荀子来说，“礼”本身就是目的，它不仅是奠定霸业的基石，更是人文教化的标志。他虽然悲观地说人类本性丑恶，但却又乐观地认为，人类靠后天的礼义教化能够走出这种丑恶。既然礼义能够让人弃恶从善，自然也能够引导君王。按照这个目标走下去，“王道”和“霸道”必然会结合为一体，不能相分。但对商鞅而言，“法”不过是达到一定目的的工具，在“法”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目标，那就是富国强兵、统一天下的指导思想。所以，商鞅眼中的“法”，不过是国家意志的具体化，起着政策引导的作用。
下面我们会谈到商鞅变法的内容。一看就知道，秦国法律的确立和废除都是以建立霸业为出发点的：一方面确立了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原则，赏罚都要以是不是符合国家利益为标准；另一方面则明确了提升国家经济能力和军事能力的基本原则，奖励老老实实在家种地的人，表扬在战场上奋勇杀敌的人，而打击那些投机倒把、游手好闲、打架斗殴的家伙。黄仁宇先生说得好：当时秦国的法律，不外乎军法和戒严法——军法是让士兵上战场打仗的，戒严法是防止老百姓调皮捣蛋的。
在法律的落实上，商鞅的法律讲的是实用主义。也就是说，只问结果，不问动机，只根据结果作为赏罚的依据。而且，这个赏罚的标准又是规定的，量化程度很高，操作起来简直易如反掌。比如，农业部门的官吏是负责养牛的，法律规定，牛必须一年长膘多少斤。如果长不到这个分量，负责的官吏就要受罚；如果长到这个分量或者超出这个分量，就能够领赏。就连养牛这样一个事情，秦国的法律都规定得如此详细和具体，其他方面的法律，就可想而知了。
对这种见效快、便于操作的管理原则，秦孝公自然大为满意。不过，除了这些霸术的指导思想外，秦孝公更想要知道这些变革方案在秦国具体实施的计划。这就涉及来自各方的阻力问题了。所以，第三次见面，秦孝公虽然对商鞅的想法赞不绝口，但却没有立马启用商鞅大刀阔斧地进行变革。商鞅也明白这一点，他得意地对景监说：“我和孝公谈了霸道，看样子他已经动心了。他虽然没有表态，但我知道，他肯定会再召见我的。”果然，这两个野心家又有了第四次会面。可这一次会面所谈的内容属于机密，没有人知道他们谈了什么。《史记》中只记载说：两个人在一起同室吃饭，同床共眠，一连谈了几天几夜。看来，这次长时间的秘密会谈，肯定是在讨论如何推行变革的方案，以及改革中的一些细节问题。也许他们已经下定了决心：不变则已，一变就要成功，绝不能流产。
仅仅有决心是不够的
这次改革，是对秦国现行的权力、资源和财富进行重新分配，是对以往大家伙儿都已经习以为常的行为规范进行全面革新和调整。在这其间，当然会面临一些难以克服的阻力和障碍。这些阻力和障碍，不仅来自于既得利益者，而且也会来自于老百姓。所以，改革是否能够成功，有很多因素参与其中，不是只要有决心和勇气就能搞定的。
商鞅变法，对秦国乃至整个中国的历史的作用都是深远的。而它之所以能成功，有客观的原因，也有主观的因素。从客观上来讲，秦国没有血缘宗法文化，所以没有采取分封制，而是采取了郡县制。这就意味着秦国不存在一个靠世袭俸禄生存的庞大的贵族集团。李悝在魏国变法虎头蛇尾，吴起在楚国变法流于破产，不是因为最高领导不支持，也不是李悝和吴起在政治上不成熟，实在是两国的贵族势力过于庞大，实在没有办法撼动。从主观上讲，秦孝公力挺商鞅，铁腕支持，是变法得以成功的关键性因素。商鞅变法，顾名思义，后世多把这场变革的成功归于商鞅，却往往忽略了他的支持者——秦孝公渠梁。从整个变法的过程和商鞅最后的下场来看，这整出戏的导演和编剧恰恰是秦孝公。而商鞅，在这里只不过是个很好地贯彻了导演意图的男主角。而且，更为关键的是，秦孝公在位时间长达23年（公元前361年-公元前338年），从而能够让商鞅在秦国执政十年，使得改革的各项措施得以彻底贯彻，深入到方方面面。孝公去世以后，商鞅很快就失势了，随即被杀。但是，商鞅变法的成果却保留了下来，并没有出现人亡政息的局面。秦孝公，是秦国历史上最后一个靠个人权力说话的君主；也正是他，靠着个人权力让秦国完成了向法治的转变。试想，如果孝公在位时间短一点，商鞅的改革也可能像吴起变法一样中途流产了。
同时，这场变革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政治斗争过程，绝对不是颁布几项法令那么简单。有政治斗争的地方，就有政治人物，有政治人物的地方，就有政治手腕。在变法过程中，政治手腕是必不可少的。同样一件事情，策略不同，方法不同，结果可能就大相径庭。而这场变革中的核心人物——商鞅，恰恰就是玩弄权术和政治手腕的高手。他的处心积虑，也是这场变法成功不可忽视的因素。
关于商鞅变法开始的日期，《史记》上有两处记载。《秦本纪》里说是孝公三年（公元前358年）；《商君书》里却又说是孝公六年（公元前356年），也就是商鞅被任命为左庶长以后才着手变法的。
《史记》向来以“信史”着称，而司马老公公更是以严谨闻名，商鞅变法这么关键的日期，他怎么会马虎？我们也许应该这样理解：着手准备变法和开始变法是有区别的，并不是一开始准备就马上行动的。再根据《战国策》里的相关记载，目前学术界已经认定商鞅变法的开始时间为孝公六年，而开始准备的时间则是孝公三年。前后相减，这就意味着秦孝公和商鞅为这场变革整整准备了三年。
问题是，在这三年时间里，秦孝公和商鞅准备了些什么？可惜，史书上对此没有详细记载。有人说，在这三年里，秦孝公和商鞅集中力量造势，为变法制造舆论；还有人说，三年时间是主要用来调研考察秦国现行制度，以确立可行性方案；还有人认为，他们还做了一项更为重要的工作，那就是争取支持变法的群体，为变法奠定深厚的群众基础，也就是“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的问题。
依靠的对象就不必说了，肯定是国君——确切地说，应该是国君手中的权力。
而打击的对象应该是那些坚决抵制改革的人。我们后面将要讲到的太子，太子的师傅公子虔、公孙贾，还有那些冒出头来说新法“不便”的刁民，都是应该沉重打击的对象。而对那些既有政治地位，手中又握有一定权力的权势阶层，是采取坚决打击的策略呢，还是应该去怀柔和拉拢呢？这个问题处理不好，态度端正不了，就会直接影响局势的平衡，进而导致改革的失败。
可以想象，秦孝公和商鞅在这个问题上是伤透脑筋的。商鞅变法之前，秦国有四种庶长：大庶长、右庶长、左庶长、驷车庶长。这四种庶长都是职爵一体，既表示政治地位，又代表了官职。大庶长，大体相当于早期的丞相，右庶长由王族大臣担任，左庶长由非王族大臣担任，驷车庶长则是专门执掌王族事务的。四种庶长之中，除了左庶长可以由非王族大臣担任外，其余全部是王族专职。从四种庶长的分工来看，四分之三是王族。这些王族庶长位高权重，势力范围更是盘根错节，按理说完全能够左右政局。而且，秦国的历史上也出现过这样的局面，在此之前被废的两个秦王怀公和出子，就是因为在王族内部的权力斗争中失败了。
说到这里，好像这股势力非要打击和清除不可了。但问题又不是这么简单。我们上面说过，秦国受东方血缘宗法文化的影响不大，在政治制度上也不是分封制，所以，并不存在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地方贵族。即使是王族，也仅仅有政治待遇，而没有权力。而东方国家就不同了。产生于分封制的地方贵族在自己的领地里不仅拥有行政权、财权，还拥有军权。所以说，分封体制下必然会出现“强宗”。这些“强宗”，一旦撕去脉脉含情的血缘宗亲外衣，就会篡位弑君。晋国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孟子》里有段话这么说：“国君有了错误就进谏，进谏以后还不改正，就该把他推倒了重立新君。”这显然是针对东方诸侯来说的。但这并不是什么“民为本，社稷次之，君为轻”，实在是地方贵族的权力太大，能够左右政局。
可是，秦国却不一样了。大庶长、右庶长和驷车庶长，虽然手里握着重权，但却并不是因为他们是王族才掌握政权的。他们既要是王族，又要具有才能，才能被优先重用。而且，尽管他们的爵位可以世袭，但官位却不能世袭。更为重要的一点是，他们手中都没有军权，也没有可以收取赋税的“封地”。手里没枪杆子，又没有钱，自然就没有犯上作乱的资本了。怀公、出子之乱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君弱臣强，这些王族大庶长趁机攫取了军权。后来历朝历代的历史已经证明，即使在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内，这种现象也是时有发生的，但不能算常态。这些大庶长的权力再大，在秦国也比不上彻侯和关内侯。彻侯和关内侯是秦国二十等爵位里最高的二十级和十九级，远高于各大庶长。他们手中不仅有权力，而且还有封地，在自己的封地内可以自主收取赋税。在秦国历史上，有这样政治地位的人实在是凤毛麟角：穰侯算一个，吕不韦算一个，商鞅也算一个。但他们又怎么样呢？由于没有掌握军队，到最后还不是被秦王像剁小鸡一样给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