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原各国忙于争霸攘夷的时候，本书的主人公秦国才刚刚开始建国。年幼的秦国，虽然弱小，却显示出了与东方诸侯国极其不同的气象。比如，秦国的民风彪悍而开放，血统观念淡薄，这使得秦国从一开始就没有形成庞大的宗室贵族阶层。
秦国靠战争起家，在建国开始就没有实行封建制，而是设立郡县，采取了军事化的管理制度。当然，这一切，在东方诸夏看来，都是野蛮、尚未开化的标志。但是，历史的发展总是无情地调侃文明。秦国的这种“未开化”，恰恰成了他无与伦比的优势。
边种田边打仗
秦襄公建国，是秦人发展史上一件了不起的大事。秦不仅合法地成为了诸侯，而且还有了扩土拓疆的资格和权力。周平王当时说得很明白，只要秦人能从戎狄手里夺回丰、岐之地，岐山以西的地方就都属于秦国了。后来秦人之所以能在宗周故地开疆扩土，驱除戎狄，正是因为拿到了周王赐的这把尚方宝剑，有了真正的诸侯名分。有了周王的支持和恩赐，出师自然有名，名正自然言顺，理直自然气壮。
但许诺是一回事，实际占领又是一回事。秦襄公获得的仅仅是个机会，在关中地区自由发展的机会。但是不是能发展起来，还要看秦人自身的努力和造化。特别是建国初期，秦还面临着能不能生存下去的严峻考验。当时，从秦人所居住的边界西陲，到宗周故地丰、岐之地，大大小小的戎狄部落一共一百一十多个，可谓盗贼横生，纷乱不止。周平王赐给秦的土地，已经被西戎占领。秦国要存活下去，就必须与戎狄作长期的斗争。斗争，于是成了刚刚有了诸侯名分的秦国的主旋律。
最初几年的斗争，都以秦国的失败而告终。秦国统治者眼看着封赐给自己的土地却得不到手，更加郁闷了，于是咬紧牙关连年向戎狄发动进攻。襄公十二年（公元前766年），秦襄公亲率大军东征讨伐，秦国的军队打到了岐山，眼看就要大功告成了，但这时秦襄公却不幸病逝了（也有人说是战死的）。功败垂成，秦军只好退兵。襄公之后，秦文公继位。秦文公十六年（公元前750年），文公继承先王的遗命，奋起伐戎，最终把戎狄打散了，占据了岐山，收回了丰、岐之地，并把那些被戎狄打跑了的周朝遗民重新安置到这片土地上。按照原先和周平王的约定，秦把岐以东的土地还给了周王室，而岐以西的土地则归自己所有。
从秦襄公在公元前770年立国，到秦文公在公元前750年夺回丰、岐之地，付出两代人的努力，20年的时间，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
拥有了丰、岐之地的秦人，出现了其历史上一次最为伟大的转折。这个转折是秦人由小国到大国，由大国到强国，再由强国到一统帝国的关键。
这个转变就是改变了原来的生存方式，即由游牧转向了耕稼。秦本是一个游牧民族，在这一点上，说秦人是蛮夷一点都不过分。我们前面说过，诸夏和蛮夷的最大区别就在于生产方式，前者是耕稼文明，需要修建城郭，开辟土地。而后者是游牧文明，捕食打猎，居无定所。也难怪秦人总是涌现出杰出的司机和牧马人。游牧民族过的是流浪生活，今天在这个地方打一只野兔，明天又到另一个地方射一只山鸡，流动性极强，没有土地观念。秦文公三年（公元前762年），文公带700人向东狩猎，第二年，他们来到了其先祖非子养马的“汧渭之会”。秦是在这里发迹的，正因为非子养马有功，才被当时的周孝王封到秦地。文公于是将此地当作了风水宝地，并占卜此地，结果为吉。文公随即在这里营筑城邑。秦文公作为一国国君，亲自带人打猎，无疑是这个民族以狩猎为生的最佳证明。而他们来到“汧渭之会”，才在那里开始修建城郭，看来这个地方原来不过是荒野一片。
而占领了岐山以西的土地以后，秦人的生活慢慢发生了改变。岐山地区是周的发源地，也是中国历史中着名的“关中平原”。这个地方是古代农业生产最发达的地区，气候温和，土壤肥沃，还有许多拥有丰富生产经验的劳动者，素有“好稼穑”的光荣传统。周人当年就是在这里埋头苦干，艰苦创业，才走上了文明富强的道路，最终灭商夺取了天下。这一点，秦人想来不会不明白。何况，农业耕稼，有稳定收入，还有固定的住所，不像以前游牧生活那样打一枪换一个地方，风里来，雨里去，饥一顿，饱一顿。两种生活一比较，耕稼作为一种更为先进的文明和文化，自然对于久在西陲的秦人有着更多的吸引力。
由游牧向耕稼转变，带来的变化是一系列的。首先要做的就是修建城郭。以游牧为生的秦人原来没有城郭，房地产业当然不发达，作为国君的秦王，居住地只是孤零零的宫殿。不像中原的诸侯各国，宫殿都修建在城市里。也许，游牧民族，迁徙随时都可能发生，修建城郭的成本太高，又不能按揭，所以只能选一个好的地势修建宫殿，供秦王居住，至于其他人，也许就只是搭了个帐篷，甚至还可能住山洞。
耕稼文明就不同了，因为稳定的生活需要稳定的住所。于是，秦人一方面向东移动，另一方面开始在新开辟的土地上修建城郭。原先文公住在西陲宫；到了宁公的时候，迁徙到平阳（今陕西宝鸡县东阳平镇）；到了德公，又迁到了壅城（今陕西省凤翔县附近）。在壅城建都，对秦国的意义非常重大。雍城做秦的都城时间最长，横跨春秋、战国两个时期，将近三百年。前几次迁都，秦人虽然控制了西北的大片土地，都城也易守难攻，但却没有实施东部大开发的前途。直到秦人到达雍水，看到眼前出现了辽阔的原野，心中不禁暗爽。这里地势高敞，有向东俯冲之势，又是西周故地，交通和经济发达。秦国建都雍城后，才真正站稳了脚跟，揭开了称王称霸的序幕，为后来秦国向东夺取晋河以西之地、扩张至黄河，打下了基础。《史记》中这么说，迁到雍城后，秦才得以使“后世子孙饮马于河（黄河）”。
向东迁移和修建城郭可以说是同时进行的。这说明秦人正在巩固、扩充自己的势力范围。原来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土地观念不强。现在不一样了，必须占有土地。而为了占有土地，首先要做的就是打仗——把活跃在这里的戎狄部落赶跑。但赶跑了还不是长计。因为你打，他们就跑，你走了，他们又回来了。他们反正是游牧生活，四处乱窜本来就是家常便饭。所以，有了土地，还要修建城郭。如果不修建城郭，土地就会很快得而复失。修建城郭就好比插红旗，插一个地方，占一个地方，然后再安置子民，开辟土地，开展农耕生活。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要安插军事力量，用枪杆子维持政权，防止戎狄去而复返。因此，秦人在转变经济方式，向东迁移的过程中，始终伴随着和戎狄异族的斗争。秦宪公二年，派兵征伐西戎的一支荡社。三年，秦军与荡社的首领亳带领的军队交战，亳王逃奔到戎地。宪公十二年，再次讨伐荡氏，占领了亳王的老巢（今陕西西安）。秦武公元年，秦又发兵讨伐彭戏氏，直到华山。十年，又征伐邽、冀戎，在那里建立了郡县。
就这样，在襄公建国后的八十多年时间里，秦人一方面用武力向东、西两面扩展势力，不断取得对戎作战的胜利；另一方面则将重心不断东移，开始了以农业为本的生活。秦人边种田边打仗，耕战立国，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耕，使得秦经过世代积累，成为了一个富庶的国家，国力由弱而强；战，使得秦扩充了势力和活动范围，建立起了一个以关中为中心，西至今天甘肃天水一带，东至今天陕西华县附近的强大诸侯国。再加以“八百里秦川”优越的地理环境和“四塞之国”易守难攻的军事战略要地，由此奠定了雄吞八方、兼并天下的基础。
拿什么来管你，秦国？
国家建立了，地盘巩固了，剩下的就是一个管理和组织的问题了。这个问题也许比前者更加重要。拿枪杆子创建国家是建立一个政权，而管理国家就要求管好这个政权。管理政权有时候比建立政权更重要，因为管理政权的方式不同，政权的稳固程度就会大相径庭。前者是物质基础，后者是制度建设。前者是硬件，后者是软件。何况，要做周王朝统治下的诸侯国，还有很多形式方面的要求。满足不了这些要求，就是名不正，言不顺，不能被其他诸侯国所承认。
嬴秦是在秦襄公这一代才成为了诸侯，开始以平等的身份与其他诸侯国开展一系列的外交礼仪活动。关于襄公建国，司马老太公是这样记载的：襄公用赤色的幼马、黄牛、公羊各三头，在西畤当作牺牲杀掉祭祀上帝。
这个祭祀仪式的目的在于给自己这一族正本清源，找一个有头有脸的祖先。周代重视祭祀，祭祀的内容有两项：一项是祭天，一项是祭帝。天是皇天，帝是上帝，当然不是耶稣基督的那个上帝，而是自己的始祖。古人祭祀上帝，与天相配，合称“皇天上帝”。《礼书》里说得明明白白，郊祀祭的是太皞（青帝）、炎帝（赤帝）、黄帝、少皞（白帝）、颛顼（黑帝）“五帝”。秦奉嬴姓始祖少皞为上帝，所以在“始国”的时候就明确了少皞白帝祖神的地位。
西周时期，只有诸侯才有资格办这样的祭祀仪式。在那个血缘宗法关系重于一切的年代里，能不能名正言顺地当上贵族，靠的不是你的能力和才华，而是看你身体里流淌的到底是谁的血液。这个仪式看起来是迷信，其实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这是一个诸侯国合法不合法的标志。正如我们后面将要讲到的“封禅泰山”一样，并不是谁都能去的，只有天的儿子——天子，才有资格去封禅泰山，其他人去就是大逆不道。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首先做的几件事情之一就是去封禅泰山，可见其中蕴含的政治意义。
在国家的管理方面，秦国也慢慢进入了正轨。以前是管理一个部落，带领一支队伍，土地和人口都少，而且民风淳朴彪悍，行军打仗、游牧狩猎，采取的是军事化管理。这种管理方式令行禁止，上传下达方便得很。而现在要治理的是一个国家，有广袤的土地，繁密的人口，况且还收拢了很多周朝遗民，再采取以前的那种管理方式肯定行不通。就像管理企业一样，几个人的个体小公司，也就不需要什么规章制度，碰到事情坐在一起商量商量就行了。而几十个人的公司，没有章法就不行了，所以就要有规章制度，有工作纪律。而有几百个甚至几千个员工的大公司，不仅要有规章制度和工作纪律，可能还要有经营理念和企业文化。
于是，秦文公十三年（公元前753年），秦国开始有了史官记载历史。历史本来就是“前车之鉴，后事之师”，宣传一个国家的光荣历史，本身就是进行自我标榜，就是通过对子民进行思想政治和爱国主义的教育来达到增加民族凝聚力的目的。秦文公二十年（公元前746年），秦国还开始制定法律。通过这一系列的政治措施，秦国开始有了自己的历史、文化和法律。
秦在向东西两个方向扩展的过程中，占有了大量的土地，建了数不清的城郭，这些土地如何开垦？这些城郭如何管理？
西周采取的是分封制，将自己的宗室子弟分封到各地去做诸侯，镇压异族另类，开疆扩土，推进耕稼文明。这貌似很有借鉴的前途。然而，秦国却给出了相反的回答。秦没有采取分封制，而是采取了郡县结构的军事中央集权制。以郡统县，直属于国君。郡守和县令是君主直接任命的公务员，拿国家的工资，而不分给食邑；升迁、留任还是罢免，要看政绩；不是世袭，更不是老子英雄儿好汉。秦武公十年，武公派兵讨平了邽、冀戎，就在那里建立了郡县，而没有把这个地方赏给自己的儿子或者兄弟作封地或者采邑。
建国初期是如此，后来也是如此。纵观秦国历史，除了有少数极个别的封邑以外（比如，穰侯、商鞅、吕不韦几个人就有封邑，但属于个案），其他的都是郡县。
也就是这个原因，史书中并没有关于秦王将自己的儿子、兄弟分封到各地去建立小政权的记载。在秦灭六国的过程中，占领一个地方，消灭一个国家以后，首先做的不是分封，而是建立郡县。六国灭亡的同时，秦始皇也把全国划分成了36个郡。
当然，诸夏各国到了战国时代也有了郡县，但那是战争的需要，是不得已而为之。而且，郡县在诸夏各国中的出现，经历了一个挣扎的过程，先是王室衰微，后是异姓大夫篡权，直到贵族阶层和特权阶级没落以后才出现。他们设立郡县，远没有秦国这样自然，这样轻车熟路。
正因为实行了郡县制，而不是封建制，秦国才得以把六国的人才都招揽过去。
因为郡县制中隐含着一种功利主义，谁要是有才就用谁，看的是才能，而不是出身；是“任人唯贤”，而不是“任人唯亲”。同时，只因为秦国推行的是郡县制，而不是封建制，秦国才没有形成一个庞大的宗室贵族集团。后来商鞅在秦国变法，没有像其他国家一样流产，原因也在于此。总之一句话，如果没有这个最管用的制度，秦国不见得能统一六国。
但这里的问题是：秦国为什么一开始就实行郡县制，难道秦有先见之明、神人指点，认准了这种制度是最管用的，是战胜其他国家的法宝？这个问题的答案，还是要到秦的历史中去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