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省会于1955年由开封搬迁到了郑州，并且在郑州新建了一所综合性大学——郑州大学。着名教育家、副省长嵇文甫先生，担任郑州大学的首任校长。在郑大教师生活区，为嵇校长盖了一座独立的三层小楼，为嵇校长配备有九位秘书。
郑州大学所在的地理位置很好。北大门紧靠贯穿郑州市中心城区的中州大道，同郑州市政府毗连，隔街与冯玉祥修建的碧沙岗公园相望。郑大东大门外是一条南北走向的大学路。
校长嵇先生，经常出现在校园里。每当学生遇到他时，平易近人的老先生总爱与同学们聊上几句。先生随和而亲切，来往学校都是徒步而来，散步而归。
1960年，我以高二学生的身份考上了郑大，感到欢喜而庆幸。人生旅途中的很多事情，转折往往就在最后那一刻的努力与坚持之中。如果没有我父亲的那顿教训，兴许我就不会有今天郑大的窗读机会。只有学到了知识，才能变得有知，才能纠正偏见的认识，进而改变自己的命运。因此要十分珍惜在郑大的学习机会，积极争取更好的未来。
那些年代，我们常有一种天真的认识：认为只要考上了大学，未来的工作就有着落了。此种朴素的思想认识，一入大学便在心里滋生起来了。因此，对党、对国家的责任感、荣誉感也就无形中增强了。自然而然地，这也成了我后来在诸多方面积极上进的助推器。
那一天，来到郑大报到的时候，接待我们的是政治系的师哥师姐们。因为我们是外文系的首批学生，况且我们的教学楼和宿舍楼，都是与政治系在一起的。
我们的男生宿舍楼在劳动湖旁边，这是五八年由师生们共同开挖的人工湖。报到后的第二天，我们的系主任丁一英，带着系领导和部分老师，来到宿舍看望大家。走廊里笑声连连、同学们欣喜若狂。丁主任还在手里拎了一只篮球，这就为交流提供了更多的话题。同屋同床上下铺的王宗俄同学，与我一前一后来到宿舍，他是一个篮球爱好者。他长得十分帅气，说话很甜润，典型豫东人的腔调，我很羡慕他。他与丁主任的交流十分热烈，他的名字给丁主任留下了深刻印象。在这样的场合中，我是很少插话的，我需要学习与观察别人的处事态度，这就是我的性格特点与交往习惯，谁叫我是个乡下人呢？
郑州大学作为河南省内的第一所综合性大学，必须在各个方面彰显出它的“非凡”。首先是在硬件上要显示出来。学校建设的规模大，楼房盖的多，设备配置的齐全；配备的教职员工多，招收的学生人数多，这些都在情理之中。学校设立的院系之多、专业设置之多，必然学校的组织机构也就多了，这些都充分反映出省领导对郑大的重视。郑州市也很重视郑大的发展。在郑州大学正大门外，修建了一条宽阔的大学路，并且在校门对面，专门兴建了一个庞大的综合商场——郑大市场。在市场里，设立有日用百货、生活学习用品商店，有粮油米面供应店，也有蔬菜瓜果供应店，还设立有邮电所及综合书店等。可以说，为郑大及师生员工们提供了全方位的服务市场。
正式报到后，我们开始新生入学教育。我被指定为俄语一班班长，团支部书记是党员张殿孝同学，豫东原阳人。他性格干练、直爽、诚实、厚道，说话声音宏亮，透显着很强的工作能力。这与我的温和谨慎的性格有着很大的反差，我很欣赏他。我有了一个好舵手，我俩工作得很默契。我们先是接受政治教育，集体学习毛选。由我读念指定的文章，结束后，张殿孝同学便会提纲挈领地作个简练引导，彰显着共产党员的理论积淀。他的工作方法和政治理念，对我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他启迪了我的智能。二班班长是王文学同学，团支部书记是党员吕绍宗同学。入学教育结束后，就成立了外文系学生会，张殿孝被指定为学生会主席，指定王宗俄为体育部部长。二班的吕绍宗同学被调到了我们班担任团支书。吕绍宗的性格与我很相似，但是他属于智慧型人物。是多才多艺的绅士学者风格的人物。我远远不如他，我从他身上学到了不少做人处世方面的知识，受益于一生。
外文系是一个新成立的小系。虽然学生只有六十几个人，然而我们的师资力量配备却非常雄厚。我们的老师来自于北京、上海、哈尔滨这三个“俄语基地”，大多数是中年教师。教我们一班实践课的是北外的张宝玲讲师，教二班实践课的是上外的郑宁讲师。多年陪苏联专家搞资料工作的王老师教我们文学，教语法课的是来自翻译局的侯老师。还有曾陪刘主席访问苏联的王老师，有在苏联工作过多年的，有在苏联敖德萨留过学的，有在捷克留过学的，多位是在其他院校任过课的，也有是刚毕业分配来的，还有几位是英语老师。理论课由教研室陈主任授课，汉语课由系主任丁先生授课，他曾担任过嵇校长的俄文秘书。
正式上课前，我们全体师生开了一次迎新联欢会。老师们的俄文歌曲大联唱，把我们带进了俄罗斯境内，让我们感受到了俄罗斯的传统文化。尹玉珍同学的豫剧清唱，让人振奋，她那高亢宏亮的嗓音及有板有眼的韵律，令大家拍手叫绝。接着就是李秘书与女教师共同演唱的越剧《梁祝》选段，他们唱腔婉转甜润、模仿得惟妙惟肖，获得了阵阵掌声。还有俄语独唱、中文小合唱、乐器独奏等等。最后进行的是舞姿展示。来自哈尔滨的两位在舞场上相识而成为伴侣的老师，带头跳了一段交际舞。随后是全体师生们的交际舞联欢。丁主任同时宣布：全体同学都必须学会跳交际舞，以后，每周都要举行一次舞会，人人必须参加。这是外语学生的必修课。郑大的新生活，就在欢乐声中开始了。
来到了大学，最明显的变化是班里没有班主任了。我们学生的事情没有人过问，一开始觉得无所适从。尤其是从农村里来的习惯于“婆婆”管理的学生们。现在，班里的大小事情全靠班长和团支书二人“搅和”了。我们在中学干了多年的学生工作，已经是轻车熟路了，现在的工作倒也感觉得心应手。凡是行政方面的事情，我们去找行政秘书；凡是教学方面的事情，我们去找教学秘书；凡是政治思想方面的问题，我们就去找党总支副书记。工作经验告诉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投入与执着，都要有恒心与耐心，通过工作实践来锻炼自己，这是在课堂上学习不到的本领。做为学生干部，应该学会独立工作，按照领导和老师布置的任务，主动地组织班里的活动，带领学生积极参予学校的社团活动和政治活动。这就是大学与中学的不同。班长提前了解上课教室，并且主动与任课教师沟通，也就做到了心中有数了。
我们这些新生，全都享受着国家的助学金。只在数额上稍有差别，这也是根据学生家庭经济情况确定的。我享受着全额助学金，每到节假日，还能获得额外补贴，算是辛苦费吧。
我们这些贫困学子，能够享受到国家的助学金，这是劳动人民的光荣，是党和政府对新一代的关怀和期望。盼望着我们学好本领报效国家。党的雨露滋润着我们，党的温暖阳光沐浴着我们。我们深感党的英明伟大，深感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党让我们学到了知识，明确了前进方向，所以我们要做个有理想的人，要坚定信念，激发自己永往直前，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人生道路。
我们成了郑大人，应该了解郑大，熟悉郑大，进而热爱郑大。于是我们来自农村的几个寒门学子，在郑大校园里，从东到西，从南到北，走了几个来回，熟悉了里外环境，这也算是开了一下眼界。校园之大、楼房之多，难免让我们总是犯迷糊。随后看了看教学楼：化学楼、数学楼、物理楼、电机楼、机械楼、土建楼、政教楼、中文楼和水利馆、体育馆、图书馆及校医院、印刷厂，还有附设的化工厂、机械厂等，另外还有几座男生宿舍楼和女生宿舍楼，再看看学校的五、六个大会堂。“郑大，真大”的印象便铅入了我们的脑海里。我们这些农村学子的“梦想腾飞”情绪，自然被“跃进中的郑州大学”激荡起来。由此也会产生出强大的“学习推动力”！
在这样的环境和条件下，学生的自我管理能力，就显得格外重要了。大学是青年人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形成了的阶段。青年到了十八岁，就属于有独立行为能力的人了。他对自己的言行就应该担负起法律责任。大学不设立班主任，自然体现着实际意义上的法律精神。可是却有极少数同学缺乏法律观念，不看重自己的人生。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积累的增多，大学生必须学会自己管理自己。应该学会适应环境、适应不同的生活条件，学会把握自己的人生规迹。只有这样，才能适应社会、跟上时代、成为生活的主人。
严重的自然灾害，重创了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粮食、食用油的缺乏和生活必需品的短缺，严重威协着全民的健康和生命。在我们郑大，体育课被取消了，各种体育活动被禁止了，目的是为了节省体力，以求平安。我们学生的口粮标准，降得很低。个别学生耐不住饥饿，就用咸菜冲开水喝，以此充饥。
我们到郑州市郊区帮助农民劳动时，吃的都是红薯叶与玉米碴子、谷糠合煮的“稀粥”。农民家里更是缺少粮食。学校不得不要求各系组织学生自救，集体外出挖野菜补充口粮。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外文系同政治系和中文系的同学，一道渡过黄河，到黄河滩上去拾野生豆子。
黄河滩的地方很大。大雨季节，黄河水泛滥，到了孟津以下，水流缓慢，大量的泥沙，就在这个平坦地带沉积下来，形成了一片又一片的沙滩地。过了多雨季节，黄泛区农场便对沙土地进行机器耕作，播种一些耐旱的玉米、豆子一类农作物，这也是一种“广积粮”的方式，能收获多少算多少。然而，由于沙地面积宽阔，而且田间管理及除草、施肥都比较困难，庄稼生长就受到了野生豆秧的缠绕。到了收获季节，又因人手少，只能收获大的、弃掉了小的。所以我们到那里，也就有幸拾捡到了农场丢留下来的小粮食和野生豆子。夜晚，我们就睡在干固的水渠沟里，沟渠稍微有点阴潮。白天，我们就把割下来的野豆秧子，堆放在场上进行碾打。随后就把打下来的豆子集中起来运过黄河，由学校汽车拉回学校，交给食堂加工成面粉，蒸成窝窝头，补贴给同学们。
在三年灾害期间，市场上的油粮肉蛋食糖等奇缺，致使一些人因营养缺乏而患上了浮肿病，身体没有劲儿，干什么都没有力气，给人民群众造成了极大伤害。我们一些患浮肿病的同学，通过吃小灶来医治伤病。
1961年暑假，全国学校统一放了个长假，为的是抗灾自救。我回到了农村投入了抗旱劳动。上级还派下了住队干部，监督“抗旱保收成”工作。我们每天的劳动就是扁担不离肩膀，双肩被磨得红肿，既要抗旱保苗，又要抗旱栽苗。山区里的庄稼依靠人力是有很大难度的。只能说，能有多大希望，就尽最大努力吧。两个月后，我们又回到了学校，并且给学校食堂带了些干菜。
秋季开学后，除了正常上课外，我们又增加了新的任务，就是搞战备训练工作。学校按照部队的编制，成立了团营连排民兵组织，并且按照民兵的编制，进行军事训练。目的是防备蒋匪帮利用我国的三年自然灾害，搞突然袭击。我们的课余时间，全部用到了搞军事训练。白天搞防空演习，夜晚搞防空紧急集合，闹得同学们提心吊胆，睡不上踏实觉。学生干部们经常开会研究演习训练方面的事情，我还经常代表学生与校武装部干部，一同到郑州市民防部门参加会议。
这一年的高强度救灾劳动、战备训练以及大量的社会工作，既影响了我的学习，又严重影响了我的身体健康。特别是在六二年暑假期间搞的水上救护训练项目，极大地伤害了我的健康。经过医院检查，发现我患上了支气管淋巴结核病。只好办了休学手续，回到老家养病。吃药打针全由学校报销，每月的助学金照常发给。
回到了乡下农村，生产大队的中学请我去学校教了几个月的语文课。
春节过后，我就回到郑州医院复查身体。经过郑州结核病医院的胸透检查，病状已经恢复正常。医院同意我复学上课。身体康复了，我如释重负似地松了一口气。当然，上课还要等到九月份了，暂时还有几个月的自由活动时间，于是我决定去开封和灵宝看看老朋友，同时利用这个机会，到山西安邑城看一下失散几十年的小弟弟……
五岳寻仙不辞远
“养病”的思想包袱放下了，精神轻松了许多。于是我就依照既定计划行动了。
首先来到了开封师院、着名的老河南大学，看望中文系我的挚友李廷凡同学。友情是灵魂的结合，我俩以兄弟相称。同时也要抽时间拜访一下在政教系读书的孙女士——我郑大同班好友王宗俄的女朋友。应孙女士的安排，我与李廷凡同学一道住在政教系学生会的办公室里。孙女士与她们学生会的姐妹们都十分热情，这也是盛情难却。由于她们的热情关照，使我心中的一切不愉快事情，全都抛到了脑后边。这对我是一种极大的精神安慰。但是，我特别要提及的是：吃饭一事。众所周知，那是国家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全国都在闹粮荒，河南更是个重灾区。然而我在老河大却是顿顿吃细粮，这是孙女士与她的姐妹们集中全部细粮票，让我吃了。现在回想起来，仍然脸红、汗颜，后悔不矣！这也应允了那句“没羞没臊没脸皮”人的形象特点吧。当然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我当时的“丢魂落魄”心情。因为春节时，目睹了两家亲人之间的一场口水战。这件事在我心灵上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只有在这里，与朋友们在一起享受着大家庭的温暖。晚上与好朋友李廷凡叙说着乡下的“战争”。智者说，喜悦与人分享则喜悦倍增，痛苦与人分担，则痛苦减半。所以说，友情是人生的调味品，也是人生的止痛片。当我白天享受着美餐的时候，我心里也默默地祝福着：休学在家的宗俄挚友，能够与我同班再相聚、再团圆。这就如神佛所示：得福于一地，祈福于一群。
离开了河南大学，又返回了郑州大学。办公室领导建议我留在办公室帮几个月忙。由于我另有安排，只得回绝了。开始了我的旅程。
在旅途中，我的大脑也乱了方寸：本当去灵宝，却在洛阳下了火车。而到了灵宝火车站一打听，我还得西行好几站才能到达。只好又登上另列火车继续行程。终于到了文峪口车站。一下火车，我登时被眼前的风光惊呆了：这里的景色怎么这么美呀！秀丽的景色把我的郁闷心情一扫而光。
放眼望去，美景尽收眼底，没有任何遮掩视线的山峦叠障，伤佛又回到了我的老家山村一样，但是这里更开阔、更舒畅！村后是一个极有安全感的大山坡，向上是直伸天际的秦岭山脉。我顺着山坡拾阶而上，悄然走进了山村，来到了一年多未曾联系过的好同学王文学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