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夜思君坐到明，追寻往事倍伤情。”回忆起这段惊心动魄的经历，既后怕又欣慰：在危难之时，有幸遇到了一位贵人相助，实属一生的荣幸！多少年来，每当想起此事，总是心情激动不已。
感谢长者的大恩大德！
知识改变命运
随着国家经济情况的变化，从六二年起，教育系统也进行了一次大发展后的大调整。大批盲目上马的专科院校被砍掉了，办学比较好的学校及好的专业，进行了统一调整与重新组合。比如，把郑州师院并入了郑州大学，把郑大的工科专业单独分出来，成立了郑州工学院，安排在原来的郑州师院校园里。
1963年9月，我回到了学校，我们外文系新增加了郑州师院合并进来的几个班，俄语和英语两个专业的老师学生都增多了，热闹非常。我又担任了班长工作。我的好朋友王宗俄同学也复学了，“情随事迁”我们又到了同一个班。遗憾的是王文学还没有康复。还有几位老同学也来到了这个班，友情同在，格外高兴。进入大三后，学习任务明显重了。教我们班俄语的王老师刚随她丈夫从北京调来，她经常陪同中央代表团出访苏联与东欧国家，她的俄语说得真棒。我们的社会工作重点，仍然是“军训常抓不懈、战备常抓不懈”，围绕“防蒋帮反攻和防敌军空袭”，牢抓军事训练不放松。一方面搞“防患于未然、有备无患”的思想教育，一方面做实际的防空训练演习。为此，学校利用暑假时间，组织我们主要学生干部，到郑州炮兵学校进行了一个月的军事训练。
1964年期末复习，考试期间，系领导让我们三、四年级学生干部，到河南医学院门诊部作了一次体检。领导说：快期末考试了，大家复习得很紧张，了解一下同学们的身体情况怎么样？实际上，这是为高教部抽调学生作准备。果不其然，春季开学没几天，系领导就宣布了高教部的调令，决定从郑大、辽大、上外、北外及华侨补校，抽调十七名同学到北京广播学院外语系学习菲律宾语。这一消息在我们郑大震动不小，也算是史无前例的一件大事。
我们要离开郑州大学了，外文系沸腾了。接任班长的王宗俄同学，忙着组织全班同学、全系领导、全体老师同我与郭以清一道照集体像。我与宗俄、与文学都分别照了二人像。半年后，宗俄调到了新华社国际部，我们俩又一次相聚，格外开心。真诚的友谊就如同健康，失去时才知道它的珍贵。无论大事小事，我俩都爱碰到一起交流。德国谚语说：“好友在身旁，地狱变天堂”。尤其是在情绪低迷时或在处境困难时，更显得需要。宗俄是国际部出国摄影记者。为了实习，他经常挎着相机到广院找我，我们就到野外寻景练习。我们用忠诚播下了友谊，又用热情浇灌着友情，“相识满天下，知心能几人？”
就要离开五年的郑大了，不想说点什么吗？我想了想，就是三句话：对自己永远要有信心；对学习永远不要满足；对未来永远要抱有远大理想。如果一个人充满信心地朝他未来的理想迈进，并且不间断地勤奋学习，那么他就一定能够获得成功！
我个人的经历，也算是个奇迹。我念高小是在乡里，上中学是在县里，上大学是在省会，毕业却是在首都北京。我高中没有毕业、郑大没有毕业，只有到了北京广播学院才取得了毕业证书。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离奇的经历吧。
当我们离开郑州前往北京的时候，全校各系都派出了代表聚集到郑州火车站为我们送行，我们很受感动，十分欣喜。也使得外文系在郑大显得更加荣耀。我参加过的郑大文工团豫剧队，还热情地为我写了活动鉴定，交给了外文系领导，队里的主要演员李婉兰等同学，还不断地写信给我，介绍他们排演节目的情况。
大凡在综合大学上过学的同学都知道：在大学校园里，最为活跃的当数社团组织了。学校里最有人气的单位，当属外语系了。所以我们郑大的外文系在那时候，最为风光。我们系的学生走到哪儿唱到哪儿。戏称会唱能跳的系。我们系里的不少同学活跃在郑大文工团里。我是学校鼓号队成员，又是校文工团豫剧队伴奏乐队队员。我们在一起排演节目的时候，兄弟系的同学，常常把外文系的老师和学生猛夸一番，原因是在校园各个角落里，都能听到外语系学生在唱中外文歌曲，大家都很羡慕。他们系里的同学们整天死气沉沉，没有生气样子。由于外文系在学校的口碑好，所以使得我们这些学生干部，在学校各部门的影响力也相当大，普遍受重视。比如，我是外文系机干民兵连连长，却几次代表郑大出席郑州卫戎区召开的民防工作会议。就连学校武装部的一些民兵工作会议，也常通知我去参加，但又不是各系都让参加的。这足见外文系在郑州大学里的影响力。
沐浴阳光
1965年2月，我们中原的五个寒门学子，由郑州大学来到了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开始新专业的学习任务。
北京是我国的首都，是党中央、国务院的所在地。全国各族群众都向往着北京，我们能够来到伟大的首都上学，自然是一种幸福与荣耀，这是我们梦寐以求的愿望。
北京广播学院不大，只有一座六层的U字型大楼。教室、宿舍、餐厅等全都集中在同一座楼里。广院的外教全住在友谊宾馆里，中国老师就住在广播局的家属楼里。广院与广播局家属院面面相对，由同一个大门进出。有些生活设施也是共有的，比如，门卫岗、开水供应等。我们学院没有大运动场，只有院中间的一个篮排球两用训练场。全国总工会大楼东侧，有一块空地，我们广院的学生常到那里活动。那里也是我每天早晨掷投标枪的固定场地。我们广院同学早晨跑步锻炼，就在楼外的大马路上，或者在长安街上，因为早晨公交车发车较晚，而且汽车也比较少。
广播学院隶属于广播事业局，是广播局和外文局培养人才的基地。那个时候，广院的学生比较少，主要是为国际广播电台培养播音及工作人员，为外文局培养翻译人员。学院设有三个系：新闻系、无线电系和外语系。新闻系主要培养电台的采编人员及文字和摄影记者，同时，每年还要招收二十名北京户口的播音学生。无线电系主要培养广播电视发射方面的工程技术人员。外语系主要为国际广播电台培养播音、编辑及记者等人员，并且为外文局培养一些翻译人员。另外，每年还要招收十几名英语播音人员。外语系的更多语种是亚非拉的小国语种。每一语种的招生人数非常有限。学生是从别的院校外语学生中抽调来的。学院里每来一个外教，就根据需要选调学生3—5个或7—8个不等。在广院，当时有这么一句流行语：只要陈（毅）外长出去一趟，就给广院带来一种语言、带来一个外教，这就意味着广院又要招生了。所以，广院的招生是一年四季都有。在广院，我们经常看见一个外教、一个中国老师，在为3—5个学生上课。上课的地点也很随意，以外教的性格而定。
我们六四届招收了两个班：64．11班和64．12班。11班是学习世界语的，有八个学生，来自上海院校，为外文局培养。12班是我们菲律宾语班，有十七个学生，来自五个院校，其中两个是北外英语毕业生，属于外交部的代培生。我们班是广院外语系中，学生人数最多的一个班。文革前，北京的三所外语院校招收的语种是有区别的。北外开设的是英、俄、法、日等大语种，新成立的二外开设的是东欧国家的语种，广播学院开设的是亚非拉国家的小语种。当时教我们课的外教来自菲律宾，上第一个月的课，是由电台的一位老英语播音员陪着上课，因为外教会说英语，不会说汉语。
关于北京二外的建立，开始时，周总理提议把北京广播学院扩建成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但是广播局领导不同意，周总理很理解广电局的需求，最后决定单独成立一所外语学院——二外。
广播学院虽然不大，但是却享受着广电局的资产。比如，广播大厦的音乐厅就如同广院的大礼堂一样自由使用，比如，开会、听报告、听讲座、举办文艺演出、举行开学典礼和毕业典礼等。我们广院学生在周末也常去看广电局举办的文艺演出。
学校的不同隶属关系，其专业的倾向性是大不一样的，学生们的兴趣爱好及性格趋向，也都会受到极大影响，与此同时，学生们的关注焦点也有着很大的差别。比如，我在郑州大学学的也是外语，而且是超级大国的俄语。可是我们对国际乃至俄国的动向，关注得很少。做为学生干部，关心的仅限于班里的日常杂事。到了广院以后，我还是当学生干部，但是张口闭口谈到的全是国家大事、国际大事以及世界动荡、国际经济发展趋势、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变换……诚然，这同学校里的外事活动频繁有很大关系。在学生的脑子里，今天欢送这个国家元首，明天迎接那个国家首脑；本周声援了这个地区，下周又将声讨那些西方敌人……这就是首都学生们的任务与趋向。可能这就是外语系学生今天与未来的工作趋向。正是这种趋向，自然勾画出了广院学生的职业范围。也正是这样的学习气氛，极大地影响着学生们的兴趣趋向。
为了学好菲语、了解菲语，我就搞了一个菲国、菲语及中菲关系的动态性资料档案。我在极短的时间内就收集了不少资料，涉及面很宽、很广，范围也大。心里想：既然走进了这个“领域”，就应该全身心投入，并有所贡献。不能碌碌无为、无所事事。所以说，广院学生那种爱国热情、革命情怀、关心国家大事的学习氛围对我影响很大，同学们也在实践着把个人的痛苦与快乐，融合在时代的痛苦与欢乐里，这是多么崇高的政治觉悟呀！我们曾经几次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声援越南抗美大会，有些同学要求参战，我也两次给北京卫戍区写了参战信，卫戍区政治部及时回了函。在我接触过的广院学生中，都是一些“胸怀天下”口若悬河的“政治评论家”，我同他们交流，收获匪浅。这也让我想起了曾在社会上流传过的一段趣闻。大意是说，我们北京市民大凡碰见外地的来人，常会问人家：“你们那里怎么样？当地的群众生活怎么样？当地的治安好吗？……”这就是说，首都的市民也跟着中央的思路来关心“地方上的国民”们了。这不是没有道理的，谁叫他们是生活在“一国之君的皇帝”身边呢？
广播学院虽然小，但是受到的重视程度却是很高的。我们广院的外事活动很频繁，而且给予的地位好、规格高。我们经常去人民大会堂参加会议。那几年，大会堂主席台左右两侧架设有几排座位，似乎是专为广院学生设置的（“东方红”合唱队专用站位，便于使用就保留下来了）。每次在大会堂参加大会，我们广院学生常固定坐在那里。在那里，我曾见到过周总理、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彭真、陈毅、胡耀帮等国家领导人。每年举行大型节日联欢晚会，广院学生都被安排在金水桥的正中间，北大、清华分别在广院两边。迎接外宾时，也是把广院学生安排在天安门广场最显眼的地段上，或者放在国宾馆旁边。凡是文化、艺术、新闻等方面的国际会议，广院学生都会参加的，比如，亚非记协会议、国际新闻工作者会议等等。我们广院的学生常在忙忙碌碌中度过，非常充实。外事活动参加的多，课程耽误的也就多了，但是从来没有安排过补课。学院却不以为然，常回话说，这也是课程嘛。道理说得很明白了。我们在郑大时，每缺一次课，就要安排时间补上去。也许这就是北京院校与外地院校的不同之处。我在郑大时，最高的助学金是每月十二元，到了广院说是按研究生发给我们的，每月是十八元。这也是地区的差别吧。
随着形势的发展，广院也要发展，也必须有更大的校园。于是在城东建立了新校址。把外语系先迁了过去。
文革初期，陈伯达、江青、张春桥等文革急先锋们，全都聚集到了广院，他们在这里闹了一天一夜，看大字报，聊大字报，议论文革运动，最后召开全院大会，午餐和晚餐都是与同学们同桌同餐，以便获得“文革旗手和先锋”的美誉。毛主席也错用了广院这张牌子。平心而论，广院很小，知名度不高，对外的影响力极其有限，远不如北大、清华的牌子惊人。尽管在主席有关文革运动的讲话中，曾几次提到过广院，但是发酵效果有限。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广院和二外都在城东郊，与西郊的知名院校联系很少，各有归属。因此，每次的学生运动，东郊较平静，信息传递慢。当然这与院校的专业方向有很大关系。我们关心的是国际方面的信息，对于国内的新闻缺少热情与关心度。当时，我们广院的学生构成，多数是从别的学校选调来的，遵纪守法是广院学生的一大特点，折腾学校和领导的少，努力学习、积极上进的人多。尽管西郊学生大喊大叫，可是广院里自始至终固若金汤，平平淡淡。广院学生的那种文质彬彬、落落大方、大智若愚及侃侃而谈的风格与雅度，我在广院里真正体会与领略到了，广院的学习氛围浓厚，人文环境优良，校园生活丰富多彩。我很钦佩文革前的广院学风。在广院，对于穿衣打扮要求得很严格。副院长兼外语系主任周云庭在全院大会上说：“学生的穿戴不在乎好坏，而在于着装整齐端庄。谁若不把衬衣塞进裤腰里，他就不配参加广院的外事活动。”
我在综合大学待了五年，经过对比，心里就十分清楚了。郑大与广院的差距不小。北京的院校与外省的院校差别很大。但广院与北大的可比性就比较小，广院并不弱。在郑大时，我已经发现了城乡学生在知识面和知识结构上的显注差距。当时国家经济普遍落后，其差距还容易缩小。自从来到广院后，我真正看到了自己的差距。北京同学的知识面很宽广。“人，贵有自知之明”，于是我给自己提出了明确要求：一生都要“夹着尾巴做人”。虽然这是反右时劝戒知识分子的常用语，但是我很喜欢这句富有哲理性的“格言”。我要处处、事事、时时做个小学生，虚心向北京同学学习，向周围同学学习，谦虚谨慎、勤学好问。只有认识到了自己的无知，并且把自己当作促膝谈心的对象，那么自己的知识才有可能不断提高。
我们广院同学之间的关系很亲密、很融洽。一次意外，我的脚部发生了骨折，生活不能自理，严重影响了上课。于、王等同学每天背我进出教室内外，同宿舍的以清、东晨等同学每天打水、端饭，外教翻译张老师和小王同学每天在床边辅导外语课。每次上课，小王陪在我桌边为我作笔记并在课后陪在床边帮我复习巩固，外交部代培生汪先生用自行车送我去复兴医院作脚部蜡疗，隔日一次，持续一个多月……这个集体带给了我人生旅途中的阳光与人间温暖，让我享受终生！这就是我的广院中的同学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