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情怀
我的家乡河南省济源县坐落在黄河岸边，河对面是闻名世界的中国着名古都洛阳。二十世纪修建的黄河小浪底底大坝就在济源境域内。我老家就在大坝东北部的丘陵地区，这里是寓言故事《愚公移山》中王屋山山脉的延伸地带。
我们家离黄河不到二十公里，乡民们说：去洛阳比到济源城远不了多少。话虽然是这么说，但是有条大河拦道，就难说远近了。民间流传着这么一句民谣：“黄河害、黄河险，凌洪不能渡，大水难行船；隔河如隔天，渡河如过鬼门关。”黄河成了隔断交通的天堑。难怪在划分归属时，把我们县划归到三百里远的新乡地区管辖。足见黄河这道天然屏障为我县所带来的影响。
我们家离黄河虽然不远，但却是山山相接，沟壑纵横，道路曲曲弯弯，十分不方便。我们家所在的山地，地势比较高，站在山顶上，可以清楚地看到黄河。由于这段黄河两岸筑有大堤，成为高出于地面的“地上河”（悬河）。到了夏季汛期，洪水瀑涨，河水泛滥。每当出现蜻蜓在我们农家院子里狂飞乱舞的时候，这就预示着：黄河涨大水了。这时候，兴趣浓厚的村民们便紧赶慢跑地聚集到山顶上，观看黄河涨大水时的壮观景象。这种场面，通常发生在汛期暴雨连续下过几天之后。这期间的黄河河面显得格外宽阔，汹涌澎湃的黄河水，凶险而蔚为壮美。
多少年来，村民聚集在山顶上观看黄河涨大水的兴趣，已经成了我村村民们的一大盛事。此时此刻，也是村民们最快乐、最开心的时刻。
赵延山峪嘴
赵氏家族，最早可以追溯到我的太祖父。我们家族从祖上说，大概从我的太祖父赵延山起，已迁至到这个小山村了。通常来说，村名和村子的特征有关，而且有明确的来历。有的村名是根据村子所处的地理位置取的名字；有的是因村里的大户姓而得名；有的则是出自某个历史事件。我们老家这个偏僻闭塞的小村子系我的太祖父所建，于是结合村子的地位的特点，取了一个混合村名赵延山峪嘴。峪嘴是指两座山之间突出出来的地方。由于村子的名字太长，而且呌起来很拗口、难呌，所以附近村民们就按村子的地理位置来称呼了。有的村民称我们为沟东，有的称沟南，有的称小南洼，有的称北岭后。我们村子的人，习惯用生产大队老君堂村作为我们的村名字。这也是我几十年来常用的老家地名。
我们赵氏家族的辈份排序，共有多少个辈位，我们没有细问过。解放以后，国家提倡“树新风、破旧俗”，所以没有人把家族的事情当回事儿了。不过，我们从长辈的口中，也知道几个辈序，即延、年、永、宗、功、传、世、昌等八个序位。我的太祖父呌赵延山，曾祖父呌赵年魁，祖父呌赵永祥，家父呌赵宗群，到我这辈就是“功”字辈了。我的儿子属于“传”字辈，我可爱的小孙女就属于“世”字辈了。解放初期，各家都有家谱挂图，俗称“老爷主”。每逢过春节时，各家都会把“老爷主”挂起来。而且是挂在家庭中最年长人的屋子里，并且是在正面墙上的正中间位置。下边摆放一张供桌，在桌子上陈设着香炉、香烛及供品。
正月初一早晨，家人先要给祖先们上香、跪拜。村里的男女老少都会串门给祖先们跪拜。此时，长辈们就会把家里准备好的花生、瓜籽、核桃及糖果分给跪拜的晚辈和孩子们。所以，春节是亲人们团聚的时刻，是孩子们最热闹、最开心地享受快乐的时刻。这正是大家盼望过年的原因。文革后，祭拜“老爷主”的旧俗被当作“封建迷信”破除了，因此家族辈份的排序也就放弃了。小孩子出生后，长辈所起的乳名，就算作正式名字登记到户口簿上了。
这么多年来，在我们村子里，仍然只有赵氏家族一个姓，我这一代已经是第五代了。人数最多的当属我父亲那一辈人。家父兄弟姐妹共有七人，四男三女，家父排行老三。我家院落很大，共有八孔土窑洞，草顶牛棚两间。解放初，父辈们集体在大院里盖了东西两座厢房共六间。
我父亲的农活儿干得很好，还会做些木匠活儿和泥瓦匠活儿。他既是我们大家庭里的顶梁柱，也是村子里的大忙人，各家的红白喜事，全有他负责操办。
人的一生中，都会有很多选择的权利，但是，每个人都没有权利选择自己的家庭和出生地。
我们山区的地形比较复杂，大小村庄都“隐藏”在各个山洼里。这一带的自然条件很恶劣，山上缺树少草，石多土少，看见的只是光秃秃的山头。这里常常是十年九旱，农业收成很不好。
一九四二年前后的连年大旱灾，造成我们山区寸草不生，庄稼颗粒没收。村民们只有挖草根、刮树皮充填肚子。我长大以后，还亲眼看见过村子里的大榆树皮被剥去了，然而仍然枝繁叶茂地生长着。老人们说，榆树养活了穷人，穷人也很好地保护着它。大灾之年，村民没有盐吃，有人就把背荫处潮湿老墙底部发白的墙土，刮下来煮水喝，以补充盐份。
由于长年延续的大饥荒，村民们真地没有活路了，只得背井离乡外出逃荒要饭。当时我两岁多，因病被祖母留在了身边。我的父母亲带着五岁家兄和吃奶的小弟弟，出外丐讨去了。不幸的是家母病死在山西安邑城，小弟也被我的舅父卖给了人家。在天灾人祸的大逃难中，有不少的亲人“留在”了异地他乡。那一段沉重的历史，不堪回首。
我们的村庄很小，仅有十几户人家。多少年来，我们赵氏家庭居住的这个小山村，一直没有外乡人来这里居住，有可能是我们这里太贫穷、太落后的缘故，也可能是我们这里山多、沟深、交通不便的原因。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尽管山区有贫穷的一面，而在战乱的年代里，这里却成了隐避、躲藏乃至保护自身的好场所。正因为如此，所以在战争频繁发生的年代里，恶霸势力、土匪强盗等帮徒们，便利用我们山区的天然条件称王称霸。我们这一带曾经有过一帮恶势力。匪帮的老巢在曹洼村，匪帮的副帮主在交通要道的狼岔村。我们民间流传着一句顺口溜：“金曹洼，银狼岔，布襟片儿俩张洼。”乡民们用智慧语言夸奖匪帮所在村子的富有，辱贬那两个贫穷的村庄，以此来阿谀奉承匪帮，求其日子平安。
到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我们这一带又变成了革命的大后方。我军在攻打临汾、侯马、阳城、晋城及太原和洛阳时，大部队的集结和隐藏，就在我们这一带山区里。大量伤病员的转移都是经过我们这里的。三里五村的乡民们，家家都接待过一批批的伤病员。我们山村里的青壮年，全都到过前线抬担架运伤员，老百姓是支前模范。我父亲他们全是民兵，每三人发一套服装，上衣、裤子、帽子，每人一件。就连山里十来岁的孩子，也都做着治安工作：手里拿着红缨枪，在大路边站岗、放哨，检查过路人：带没带“过路条”子。那些年代，坏人潜逃到山区躲藏，并不少见。于是地方政府就开展“抓敌特、保平安”的全民治安活动，给外出的乡民们开有“来往通行证”的路条子，随身携带。
情系红柿子
汉俳曲
故乡山
苦恋故乡山，
浪迹天涯遨山间，
梦里红柿宴。
解放初期，国家贫穷落后，百废待兴，教育状况很不好。在我们山区，开办的学校很少，十里八村才有一所私立小学。我上学的时候已经十来岁了，我们山里的孩子大都是这么个年龄才进学校。单单是上小学，我就换了四、五所。具体原因我们也不太清楚，只知道翻山越岭、沟深坡陡、途中危险比较大，小孩子的体力跟不上。胆子小的孩子就不去上学了。我们最后上的这所民办小学，有四个年级，只有二、三十个学生，由一位老先生教课。先生重点教四年级，一、二年级的作业由三、四年级学生帮助批改。年迈的老先生读过私书，语文很好，毛笔字写得很漂亮，经常给村民们写对联。我们交给先生的学费是小麦，有专人拿着粮袋子到学生家里收缴。
山区农村都比较穷，刚上学的一、二年级学生都是在院子里的土地上画字，三、四年级才用上铅笔写字。极个别学生才学写毛笔字。我们上学，每天只吃两顿饭：早饭和晚饭。因为学生家离学校都比较远。翻山越岭或穿沟过河不方便，一般是晚些去学校、早点放学回家，学生就会安全一些。中午我们带的干粮（午饭）很简单，就是柿子瓣儿或熟红薯。正是这些红柿瓣儿解决了我的冬季上学午餐问题。放学回到家里，肚子饿了，就伸手到席圈里抓一把红柿瓣儿吃。在我们这里的田边、地头及山坡上，到处都生长着柿子树。因为柿子树耐旱，不生病虫害，不需要管理，也勿须施肥、打药。红柿子就成了我们山区村民们的天然食品，更是我们少年儿童的生活必需品。柿子既是我们的零食，又是我们的主食。
十来岁时，我就开始嫁接柿子树了，山区的田边长有原生小野树，用它当母体树，待春季树发出小芽时，挑选好品种柿树枝上的树芽切割下来，立即嫁接到母体树芽那个位置上，用细绳紧紧地捆挷起来，子树芽必须露在外面，捆严实以后，把嫁接处以上的树枝全部折断掉。一个月后，长出来的新树枝就是柿子树了。两三年后就开始结柿子了。我们的柿子树年年在增加。在我们山区，一到秋冬季节，柿子成熟了。满山遍野的柿子树，红彤彤的金黄色柿子挂满枝头，有的柿子红艳似火。在这个季节里，想吃哪棵树上的柿子，随便摘吃，谁也不阻拦。
柿子的品种很多，比如：小柿、小红柿、火柿、板柿、翠柿、雁过红柿、磨盘柿、围脖柿、火锅柿、小叶绵柿等等。不同品种的柿子就有不同的口感，也就有不同的吃法。柿子树多，自然柿子也就多了，收摘起来很费时间的。我们那里的村民也就不大心疼柿子了。采摘手段很简单，上到树上手抓着树枝用力摇晃，摔破的柿子也不少，反正要切开的，没有关系。在晒制方法上也有多种：有横竖切成四瓣儿的；有旋两下皮成干柿的；有旋下全皮成柿饼的；有放空柿的；破伤柿子做柿子酒或柿子醋的等。我们村民一般用最实用的方法，就是切成四瓣儿，原因是切法简单，速度快；晒成后好保存，类似存放小麦和玉米那样，做个席圈子圈起来，因为数量多，只好采用这种办法。
简单介绍一下晒制工序：①先把土地的场地碾轧平整；②把切成四瓣儿的柿子扔到场地上；③白天摊在地上，反复翻晒；④晚上就要堆到一起，并且用草帘子围起来捂一下。第二天，继续摊开、晾晒、翻腾、堆起来、捂一夜……如此这般地直到晒成，方可运回家中存放。
至于旋干柿，就得用树叉晾晒，太占地方。旋柿饼，就得用架板晾晒，很占地方。所以在那个年代，只是为了填饱肚子，不为商业利益出售，所以很少做柿饼的。况且，大量的红薯还需要挖刨，只好让妇女和孩子们切柿瓣儿，男人们就忙着去刨红薯了，这也是农民的主要口粮。红薯运回来，还得切片、做红薯粉条、下窖存放等多种加工。农忙季节里，大人孩子都得忙碌。大人干重活儿，孩子干轻活儿。凡是能给大人帮上手的活儿，孩子们都会主动去帮助，大人不会反对的，除非是危险的劳动。因为农业劳动是体力和技能的学习，是一种求生的本能锻炼。要在不经意中学会农业活儿，这是农村人的成长之路。干着、看着、学着，长大以后，自然什么都会干了。我的犁地、耙地、摇耧等高难度农活儿，不是在十几岁的时候就已经会干了吗？可是并没有人教过我。有句顺口溜“农业活儿，不用学，人家咋着咱咋着。”这话说得很直白，含意也十分明确，但是只能是对农村的孩子可以这么说，农业活儿是有诀窍的，农村孩子是看着、干着学会的。再比如，一般人对骡、马、驴、牛等大牲畜比较胆怯，不敢接近，但是对于农村的大多数孩子来说，并不太害怕，原因是从小他们就经常同牲口接触。我家有匹马，超过了我的身高，可是我在十几岁时，就经常单独牵着它外出“帮工”了。在我们农村，每到春节前后，常有娶亲嫁女的大喜事儿，谁家有马匹，必定要借用的。这是件大喜事，必须去帮助的。我是主家，就得去给人家牵马，这也是做善事吧！当然人家的酒席宴也一定会让吃的。在回来的路上，我就能够骑在高头大马上了。但是这也是需要胆量的，偶然出现惊吓，那就危险了。
苦雨人生
1953年我考上了高小，念五、六年级。学校在乡政府所在地——轵城村的大明寺寺院里。走进校园，如同进入传说中的神话世界一样：清一色的青砖灰瓦，斋房挨斋房，严指合缝；斋房对斋房，整齐划一。寺院中轴线上有两座大殿庙。在寺院中央的殿庙前生长着一棵硕大的娑罗树，根深叶茂，树体很粗壮。据史料记载，释迦牟尼涅盘于娑罗双树之间，可是在这里，却只有一棵。虽然寺院并不大，但是当年在我的视觉里，却感觉到很大了。它好像一座宫殿，十分精巧别致。院内有大小庙房二十多间，排列有序，错落有致。寺院的大庙堂成了我们的教室，小斋房是老师们的宿舍兼办公室。
距离大明寺半里远的地方，还有一座小寺院，叫火神庙，那是我们夜晚睡觉的地方。
学校围墙外，有一条大河，水量多少随着季节的变化而增减。
学校大门外，十多米远的土丘上竖立着一座高塔，塔顶尖尖的，因其外形酷似毛笔而取名叫“笔塔”。关于这座笔塔的来历，这里还有一段传说。据说，十多里远的屯军头村，挖了一个椭圆形水池子，很像文房四宝中的砚台（笔砚），称为砚池子，自从有了这个砚池子，该村陆续出现了几位举人。乡民们纷纷议论起来了，传说是这个砚池子带来的福运。相比之下，轵城村缺少文房四宝，所以出不了举人。故此，村民们商议决定：修建文房四宝中的另一宝：笔塔。在选取塔址的时候，确定建在大明寺附近，以接收寺庙院的灵气。说来也怪，自打修了笔塔，举人也在轵城村出现了。相反，屯军头村就再也没有出现举人。从此，这两个村子便结下了怨仇。原因是笔塔把砚池子里的“墨汁”全部蘸完了。
传说归传说，这说明广大百姓渴望自己家里的孩子，能够考上学，而且希望学有所成。另外，这么一座神圣建筑，并没有建在村子的中心地带，却偏偏建在村子外边的大明寺旁边，足见庶民百姓对神灵的信奉和崇拜，以祈福寺庙院带给村民们福瑞、吉祥。
上到了高小，我也使用上了钢笔，这是我表兄送给我的礼物。说到钢笔，还有一个不光彩的插曲：有一次我随家母去看我姥姥。发现了表兄的钢笔，准备偷走。告别前，我把钢笔和墨水悄悄地卷在衬衣里，双手紧紧地捂着。结果被表兄发现了，渗出来的墨水弄脏了白衬衣。表兄是位好木匠，每天都要画图、描线，一时离不了钢笔。他答应给我买支新钢笔。现在的钢笔，就是表兄的承诺。考上大学以后，我仍然使用着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