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多尔衮对待曾经的敌人豪格和舒尔哈齐的态度。多尔衮对共同主政的舒尔哈齐也是怀恨在心，因为济尔哈齐曾先主张立豪格为帝，而后又同意立福临，就是没投多尔衮的票，多尔衮早就对此耿耿于怀。于是多尔衮巧立各项罪名，最后把舒尔哈齐挤出了权力中心，由自己的胞弟多铎取代了舒尔哈齐。同时多尔衮也向着自己的主要政敌豪格开刀，将豪格废为庶人。虽然有小皇帝为豪格求情，但是豪格终究没有逃出多尔衮的手心，冤死狱中。豪格死后，出于政治上的报复心理，多尔衮将豪格的正妃娶入王府之中，成为继妃。
多尔衮除去两位主要政敌之后，不久便称皇父摄政王。在此之前，顺治为了安抚多尔衮，已经赐封其为皇叔父摄政王。现在由皇叔父摄政王到皇父摄政王，虽然只有一字之差，意义却相差千里，现在就相当于两个皇帝，多尔衮的野心已经昭然若揭。
多尔衮死后下葬之时，还偷偷将生前准备的黄袍、大东珠、素珠、黑狐褂等放入棺内。而这些东西，也只有皇帝才拥有使用权。
多尔衮生前没有公开称帝，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其实力不能与皇权相抗衡，但是他的种种迹象表明，他确实是有谋逆之心。
●石达开在大渡河畔的信函之谜
石达开是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杰出领袖，少年投身太平天国，英勇善战，足智多谋，功勋显著，被封为翼王。可惜，太平天国后期，内部混乱，石达开终于在1857年率20万兵马从天京出走，转战数年，却难觅一足之地，后来他毅然决定进军四川，最终丧师于大渡河畔。一代英豪，饮万古长恨。
石达开向四川进军，路过大渡河畔，遭到清军与地方土司紧紧围困，成为釜中之鱼。经过六个月的征战，仍未能摆脱困境。无奈之下，石达开决定用自己的头颅换取数万将士的生命，自投清营，不幸牺牲。
《太平天国文书汇编》记载，石达开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命军师曹伟人给清军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是：石达开愿意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请清军放过几万将士。这封信被射入了驻守在大渡河对岸的清朝四川重庆镇总兵唐友耕的军营中。因此，人们一直认为此封信是石达开写给唐友耕的。然而，史学界又对这封信的收信人提出了新观点，众说纷纭。那么，这封信的收信人到底又是谁？
最值得关注的说法有两种：一是，收信人是重庆镇总兵唐友耕，另一种说法是四川总督骆秉章。
收信人是唐友耕的说法来源于1908年唐鸿学所编《唐公年谱》。此书中就提到了石达开在大渡河畔所写的信。据《唐公年谱》记载，信的内容是：“惟是阁下为清大臣，当得巨任，志果推诚纳众，心实以信服人，不蓄诈虞，能依清约，即冀飞缄先复，拜望台驾近临，以便调停，庶免贻误，否则阁下迟行有待，我军久驻无粮……”
持这种观点的人还有萧一山，他认为《唐公年谱》附录的石达开信函是可靠的，该信的确是石达开写给唐友耕的。萧一山还写成了《翼王石达开致清重庆镇总兵唐友耕真柬伪书跋》一书。《广东文物》按照萧一山的说法，著有《石达开致唐友耕书》一书。因此，此种说法一直广为流传。
简又文先生也认为收信人应该是唐友耕。他提出，据《太平天国全史》记载，“致唐函更见之《唐公年谱》，尤为可信”。
但是，罗尔纲先生却认为《唐公年谱》所收录的信件的确出自石达开，但收信人并非唐友耕，而是骆秉章。因为唐鸿学是唐友耕之子，唐鸿学著《唐公年谱》，并收录了石达开的信，可能会为了给父亲脸上贴金，故意把收件人改为唐友耕。
那么，收信人是骆秉章的说法从何而来呢？主要来源于四川《农报》的一篇标题为《致四川总督骆秉章书》的文章，该篇文章表明收信人应是骆秉章，而不是唐友耕。因为四川农民高某在紫打地偶然发现了石达开的函稿三通，稿中内容说明石达开是要写信给骆秉章的。罗尔纲先生认为此稿为真实信函，是没有经过唐鸿学篡改的。
人们之所以赞成这种说法，另外一个依据主要是根据书信的内容来分析。《太平天国文书汇编》记载：“惟是阁下为清大臣，肩蜀巨任，志果推诚纳众，心实以信服人，不蓄诈虞，能依清约，即冀飞缄先复，并望贲驾遥临，以便调停，庶免贻误，否则阁下迟行有待，我军久驻无粮……”。此处的说法与《唐公年谱》大致相同，但是还是有区别。首先，把“肩蜀巨任”改成了“当得巨任”，其次把“并望贲驾遥临”改成了“拜望台驾近临”。罗尔纲先生认为，这是唐鸿学为了使人相信此信是石达开写给唐友耕，而故意做的篡改。因为从唐友耕和骆秉章的职位来看，唐友耕是重庆镇总兵唐，而骆秉章是四川总督。能担当“肩蜀巨任”的人只有可能是骆秉章。从当时两人所处的地方来看，当时唐友耕与石达开隔河相望，而骆秉章却在四川，适合“贲驾遥临”的也只有骆秉章。此外，唐友耕是降清太平军，而且作为重庆镇总兵，也无生杀释放大权，石达开又怎么可能会写信乞求唐友耕放守自己的将士呢？显然，此封信的收信者最有可能的就是骆秉章。
总之，石达开到底是写信给了谁，一直也没有统一的定论。
●李秀成投降书真假疑云
李秀成，出身贫寒，起初只是太平天国一个普通的士兵，但是他智勇过人，战功显著，曾攻破清军的江北、江南大营，三次进军上海，打败华尔洋枪队，逐渐成长为太平天国后期最重要的领导人物。
太平天国这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运动，将李秀成推上了历史潮流。太平天国后期，由于内部存在的弊端，逐渐衰退。太平天国被清军攻破之后，李秀成也不幸被湘军俘虏。李秀成在湘军天牢里写下了一篇长达五六万字的《亲供》，即《李秀成自述》。这篇《自述》成为李秀成戎马一生的最大污点，晚节不保。那么这封类似于投降书的自述是否真是出自于李秀成之手？现代很多学者对李秀成投降书的真伪提出了质疑。
《李秀成自述》最先见于清政府宣布的投降书。这份投降书是由曾国藩从李秀成完成的自述之中删改誊抄的一部分，而上交军机处。并由九如堂刊刻行世，即“九如堂本”。《李秀成自述》的原本被曾国藩保留下来，从不肯公开示人。但是，人们对曾国藩手中的《李秀成自述》的真伪也有所怀疑。
许多人认为，不论是清政府公布的投降书，还是曾国藩所保留的原本，都并非出自李秀成之手。在清代，作伪弄假之风盛行，清政府极有可能捏造了一篇所谓的《李秀成自述》，伪托是叛军领袖的供状，谎称他们俘获了这个领袖。这篇《李秀成自述》也极有可能是某个著名的俘虏所伪造，或者是曾国藩的狡猾幕僚所伪造。但是又有人提出，如果《李秀成自述》是伪本，那么曾国藩又何必把这么一份显然是假造的文书藏于家中呢？
《李秀成自述》一共分为九天写成，每天写成一部上交，那么全书中间应该就有8个间隔。每天随写随交，正品应该就是要分为九个部分。但是现在所见的《李秀成自述》“原稿”的影印本文字相连，每天都写到最后一页纸的最后一行字，看不出天与天的间隔。因此，这份如此一气呵成的“原稿”极有可能是曾国藩派人将李秀成每天所写的真迹抄在一起得来的。另外，从字数上看也存在疑问。据说原稿一共有五万多字，然而影印本却只有三万六千多字，剩下的一万四千字去哪儿了呢？显然极有可能是被曾国藩删改掉了。从书写形式来看，曾国藩所呈的自述书中对于太平军与湘军的交战情况十分简略，很明显也是被人动过手脚。而且这份自述中出现“上帝”“天王”并不多，许多避讳也有问题，例如把该避讳的“清”没有避讳，而不该避讳的“青”却写成了“菁”，这并不符合太平天国的书写规范。从李秀成被捕的时间来看，正是酷暑难耐的夏天，严刑拷打、被关囚笼之中李秀成又如何写下这洋洋洒洒的数万言自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