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人生观，直白而言就是，你的人生应该是什么样的，你应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有人问理学鼻祖张载，你的人生观是什么？张载当时正站在山坡上，清风吹来，白衣飘飘。他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有人问未发迹时的东汉开国皇帝刘秀，你的人生观是什么？刘秀垂涎欲滴道：“当官要当执金吾（京城卫戍司令），娶妻当娶阴丽华（当时以美貌著称）。”
有人问东晋权臣桓温，你的人生观是什么？桓温把长矛猛地插到地上，面向东方的红日，长啸一声：“大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
如果你去路边问个乞丐，你的人生观是什么？他会愣一下，然后拿出职业的微笑：“大爷，可怜可怜我吧。”
那么，在王阳明看来，我们每个人的人生观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一、人人皆可为尧舜
有一天，弟子王汝止外出归来。
王阳明问他：“一路上都见到了什么？”
王汝止平静地回答：“我看到满街的人都是圣人。”
王阳明笑笑，说：“你看满街人都是圣人，他们看你也是圣人。”
二人正在心照不宣地相视而笑，又一叫董萝石的弟子慌慌张张地从外面冲进来，神秘兮兮地对王阳明说：“我今天看到一件大奇事啊！”
王阳明问：“什么稀奇事？”
董萝石激动地直搓手：“我看到满街人都是圣人！”
王阳明笑笑，故作不屑：“这算什么稀奇事，再正常不过。”
“满街都是圣人”之典来自于朱熹。朱熹当年在泉州看到当地浓郁的宗教文化氛围后，不禁大发感慨地说出“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的赞语。
“圣人”这种稀世珍品很难得，如果不了解王阳明的心学精髓，肯定会认为他和两位弟子都精神错乱而说胡话呢。满街都是圣人，意为人人都是圣人，这种话语，王阳明说得很多。
他曾在一次讲学间隙对弟子们说：“人人胸中都有个圣人，只是不自信，又不肯努力，所以埋没了这位圣人。”
弟子们唯唯。
王阳明看着一位弟子说：“你胸中有个圣人。”
这名弟子马上站起，慌张得很：“不敢。”
王阳明叫他坐下，笑着说：“众人皆有，你怎么就没有？天下万事都可谦虚，唯独这事不可谦虚。”
该弟子笑着接受。
王阳明扫视众弟子，先诵了自己的一首诗：“个个人心有仲尼，自将闻见苦遮迷。而今指与真头面，只是良知更莫疑。”
然后他又语重心长地注解道：“人皆有良知，圣人之学，就是致此良知。自然而致的是圣人，勉强而致的是贤人，不肯致的是愚人。虽是愚人，只要他肯致良知，就和圣人无异。此良知所以为圣愚之同具备，而皆可为尧舜者，以此也。”
这种论调是破天荒的。因为孔子和孟子都说，上智与下愚不移。意思是，上智就是上智，下愚就是下愚，大部分人无法成为圣人，所以大部分人是不平等的。但王阳明却说：下愚不是不可移，而是不肯移；只要他移了，肯致内心固有的良知，那就是圣贤。
既然大家都是圣贤，或是潜在的圣贤，那人人就是平等的。这就是王阳明的人生观之一：要自信，人人都是平等的；不可自傲，因为人人都是平等的。你不比别人差，也不比别人高明。
1526年，王阳明的几个弟子去京城参加科举，回来的路上，他们向遇到的人讲授王阳明心学。让这些弟子大感意外的是，很少人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持怀疑态度。他们大惑不解，问王阳明：“老师的良知学，直指本心，一语道破，为何还有那么多人不相信？”
王阳明说：“你们是怎么讲的呢？”
弟子们纷纷说了自己的讲授方法，这些方法都有个特点：居高临下，给别人灌输知识。
王阳明说：“你们这是扛着个‘圣人’去给俗人讲学，俗人一见‘圣人’来了，都给吓跑了，还有谁能用心来听呢？”
众弟子大为惊骇。
“你们如果把自己当成圣人，那人家也是圣人，不可居高临下。你们如果把人家当成是愚夫笨妇，自己也要成为愚夫笨妇。如此才是真讲学。”
即是说，人不能有凌驾于他人无论是品格、还是能力之上的傲慢，因为人人都是平等的。
有弟子吹捧王阳明：“先生如同泰山在眼前，若不知敬仰，就是没有眼珠的人。”
王阳明反问：“泰山不及平地广阔，你在平地上又能看到什么？”
人要做广阔的平地，勿做突兀的泰山！
二、意志独立方有自尊
心学是让人自信的学问，自信的基石就是自尊。成为一个拥有自尊的人，起脚处就是要拥有独立意识、独立精神，人只有在思想上独立，才有自尊可言：
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也不敢以为是也；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也不敢以为非也。
这就是“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深层含义则是，每个人应该有独立意识，不可活在权威和传统中。而独立意识的产生源于我们的良知，良知说是，即是；说非，即非。只以我良知之是非为是非。
拥有独立意志是王阳明心学的灵魂，这在心学入门课《大学问》中的开篇即已点出。
《大学》开篇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朱熹对这句话中的“亲”字有异议，他认为应该是“新”。
所以这句话用朱熹的口吻来解释就是，大学（相对于古代的小学）的宗旨就是弘扬光明正大的品德，让人弃旧图新，使人迈入完美无缺的人生境界。
王阳明则认为，就应该是“亲”：大学的宗旨就是弘扬光明正大的品德，爱天下人，让人迈入完美无缺的人生境界。
一个是让人弃旧图新，一个是爱天下人，这就是朱熹理学和王阳明心学的不同之处。
“新民”和“亲民”到底有何不同，我们可以用下面的历史事实来说明。
西周初期，周公把姜太公封到齐地为王，把周公的儿子伯禽封到鲁地为王。
姜太公五个月后就来报告政情。周公问：“这么快？”
姜太公答：“我简化了政府的组织，礼节都随着当地的风俗。”
三年后，伯禽姗姗而来报告政情。周公问：“如此慢？”
伯禽回答：“我改变他们的风俗，革新他们的礼节，搞得我精疲力竭，总算完成了。”
周公说：“如此看来，后代各国必将臣服于齐啊！处理政事不简易，民众就不能亲近他；平易近人的执政者，民众一定归顺他。”
后来，齐国成为东方强国，一度称霸诸侯；而鲁国渐渐衰弱，龟缩在山东泰山脚下，渐渐被遗忘。
姜太公和伯禽的治国方略就是“亲民”和“新民”的区别。姜太公用的是“亲民”，也就是顺着百姓的心而用心，不仅关怀他们的生计，更关怀他们的心灵，不违背他们的意志，使他们有独立精神；而伯禽用的是“新民”，用权力按自己的意志来教化、启蒙，改造民众，使他们成为自己希望的那种人。
从这一点而言，“新民”就是统一思想，不管别人的意志和感受，强行使他们进入自己设置的轨道，使人的独立意志和独立精神彻底丧失。
人类的发展史告诉我们，你爱一个人，就该给他自由，身体上的自由和思想上的自由。你不喜欢被人强迫自己的意志，就不要去强迫别人的意志。
当人有了自尊后，确切地说是确信了良知后，王阳明说，你就成了狂者。
“狂”不是丧心病狂、精神错乱或者是目空一切的人，孔子把人分为四等，中行、狂、狷、乡愿。
“中行”是符合中庸的人，这种人生境界很难达到。而“狂”呢，古典儒家解释说，处于这种人生境界的人是果敢扬言，一心一意立志于古圣人的理想主义者，但却被世俗认为言行不一而招致诽谤。
如果你连这种人生境界都不敢追求，那只好求其次，不屑于不洁之事，这就是狷者。至于乡愿，孔子爆粗口道：“它是道德的贼！”孟子注解道：“同流俗一个步调、与浊世同呼吸，态度似忠信，行为似廉洁，人人都喜爱他，是个老好人，尤其要命的是，他也认为自己的方式是对的。”
对于“狂”者，王阳明深有体会。他在江西平定朱宸濠之乱后，不知什么原因，谩骂责难他的声音越来越多。王阳明问他的弟子们：“你们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有弟子说，因为先生立下不世奇功，所以很多人都嫉妒先生，因妒生恨。还有弟子说，这是因为自先生的学说影响力已如泛滥的黄河一发不可收拾，而那些朱熹门徒自然要站出来反抗让他们耳目一新的学说。更有人说，先生建立了如此功勋，尊崇先生的人会越来越多，根据辩证法，那些排挤阻扰先生的人就越来越卖力。
王阳明摇头笑道：“诸位的话都有道理，但并不是根本。最根本的原因是，未发现良知妙用之前，我对人对事还有点乡愿的意思，可我确信良知的真是真非后，就发现只要我按照良知的指引去为人处世，心情非常愉快，头脑格外清晰，不装体面，不在乎别人怎么看，由此就养成了‘狂者’的胸襟。即便全天下人都讲我言行不符也毫无关系。古圣人说，狂者是一心一意立志于做圣人的理想主义者，我看应该是立志于我们固有的良知吧。”
这就是王阳明的人生观之一，狂者看上去实行起来难，但只要你不虚饰、不藏隐，照本心（良知）率直地行动就算成功。若犯了错误，只要改正即可，这是入圣的真大道！
这是自尊，那么无畏呢？
如果你信良知的真是真非，自然就有大无畏的精神气充盈你的心间，让你成为一个拥有独立意志、顶天立地的人。倘若有人强迫你的意志时，你该无所畏惧奋起反抗。王阳明说：“只因世上的人把性命看得太重，也不问是不是该死还是不该死，一定要委屈地保全性命，就是这种保全才丧失了天理。一个人可以伤害天理，还有什么事干不出来？如果违背了天理，那和禽兽就没有分别了。假使在世上苟且偷生成百上千年，也不过是做了成百上千年的禽兽。我们为学之人，必须在这些地方看清楚、弄明白。”
儒家开山鼻祖孔子说：“真可以称之为人的（志士仁人），向来是杀身以成仁，从来不求生以害仁。”这段话的意思是告诉我们，一个真正的人“不能为求生而损害人必须具备的要素——仁，应以牺牲自己来成全仁”。
王阳明的人生观之一即是如此：心即理，违背良知指引而不奋起抗争，就是违背了天理。所以做人，应该在良知的指引下无所畏惧。遇到良知所认为的不公时要敢于抗争、善于抗争。因为万物一体，所以你为自己抗争时，就是在为别人抗争；为别人抗争，就是在为自己抗争。
波士顿犹太人屠杀纪念碑上有一段话，很能说明这点：他们接着来抓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他们又来抓工会会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会员；他们再来抓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他们最后来抓我，这时已经没有人替我说话了。
三、内圣外王
王阳明认为，每个人的人生态度应该是自尊无畏，而人生目的则是内圣外王。
“内圣外王”是儒家门徒千年的理想，意为内有圣人之德，外施王者之政，即人格理想与政治理想的结合。连瞎子都看得出来，这不可能。所以最早提出“内圣外王”的不是拥有超强进取心的儒家，而是举着高调理想主义大旗的庄子。
所谓政治，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政治家就是处理这个关系的人。政治先天性的带有阴谋和血腥气质，它恰好和道德品质水火不容。儒家门徒千年以来，始终想把二者强扭到一起，可千年的历史证明：“内圣”的人肯定无法“外王”，比如孔子，他的功业就乏善可陈；而“外王”的人肯定不是“内圣”，比如诸多的开国皇帝，哪个不是靠阴谋阳谋取了天下？
儒家面对“内圣”和“外王”的割裂，只能做一件事：干瞪眼。
王阳明以为，每个人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做到“内圣外王”，只要你明白“内圣外王”是怎么回事。他说，所谓内圣的“圣”不是外在的道德准则，而是你内心的良知。你内心的良知告诉你的是非对错就是你的道德准则，这个道德准则是按你良知的指引随时变化的：
良知即是《易》，其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
良知就是《易》，易之道就是变化，根据不同时期、不同地点和条件，表现为不同的形式和作用。如果你把道看成是固定不变的，那就大错特错了。同样，你把道德规则看成是固定不变的，那就更大错特错了。
打人违背道德，但当有人正准备把孺子扔到井中时，为了解救孺子，你只能打他。这个时候，打人就是道德的。欺骗是不道德的，但当你在无恶不作的敌人身边卧底，你对敌人倘若真诚不欺，非但不道德，而且极不明智。
“内圣”是我们不被遮蔽的良知，“外王”并非是可用外在标准衡量的“功业”，而是行我们那不被遮蔽的良知：
立志用功，如树使然。方其根芽，犹未有干；及其有干，尚未有枝。枝而后叶，叶而后花、实。初种根时，只管栽培灌溉，勿作枝想，勿作花想，勿作实想，悬想何益？但不忘栽培之功，怕没有枝叶花实？
说得已很明显：只要你能用心栽培树芽，就必有枝叶花实；只要你能行那不被遮蔽的良知，就必能产生外在标准衡量的功业！
良知“变动不居”“刚柔相易”，我们行它时自然也要“变动不居”“刚柔相易”。也就是，不要拘泥执著，凡事以适宜为唯一准则：
义（适宜）即是良知。如受人馈送，也有今日当受的，他日不当受的，也有今日不当受的，他日当受的。你若执著了今日当受的，便一切受去；执著了今日不当受的，便一切不受去，便不是良知的本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