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开自有花落，相聚还有别离。时间就像一只目不转睛的眼睛，它看清了虚假，看清了残缺，也看清了岁月的残酷。
唯酒无量
我八岁那年，第一次见到楚平。当时他穿着一件脏兮兮的白衬衣，留着一副齐整的板寸头，还不到三十岁的年纪，掉了四颗门牙，两只眼睛因为长期酗酒外加沉迷老虎机，白眼仁充血，红得像是两颗烂熟的樱桃。他坐在饭桌上，一声不吭，跷个二郎腿来回抖，肮脏的鞋底蹭在旁边一位女士雪白的裙裾上。他不跟别人说话，别人也不跟他说话，就好像他是一个来蹭饭吃白食的主儿，没人意识到他的存在，只有当他在柜台前掏出一摞粉红色钞票时，大家才会突然想起来今天到底谁是主角。
楚平是一个幸运的人。他出生的前五分钟，还有一个哥哥跟他一同来到世上。兴许是哥哥经常在肚子里以大欺小，导致楚平一出生就营养不良，体重还不到四斤六两，是哥哥的一半，而且还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刚出生就浑身发紫。他父亲那时还不是局长，还不像后来那般呼风唤雨。他当时连自己的儿子都养不活，更何况是两个儿子，更何况其中一个儿子还有病。幸好当时部队上有一个团长跟楚家的关系十分不错，那人膝下无子，得知此事后，立马跑来找楚平的父亲，希望他把其中一个孩子过继给自己，还拍着胸脯保证，孩子跟着他们家生活肯定不会差。楚平的父母经过一夜商议，决定把体格强健的老大过继给人家，而把体弱多病的楚平留在自己身边。楚平的母亲叹了一口气，说要是没了亲妈，这孩子就活不长。这么着，楚平的哥哥被送给别人，楚平则留在了父母身边。后来那位团长跟随部队调防，带着一家人包括楚平的哥哥，一起去了四川，从此两家人就断了联系。
所以我说，楚平是一个幸运的人。因为某些原因，我们家跟楚家多少沾点亲戚。按年纪我得管楚平叫叔，按辈分楚平得管我叫叔。这里面的复杂关系，我懒得解释，你们明白就行。后来楚平的父亲官运亨通，一路平步青云坐上当地财政局局长的宝座，像我们这种生意人家也跟着沾了点光。楚家最风光的时候，一天到晚门庭若市，尤其到了过年，送礼的人基本上能站满整个楼道。那年头，人傻钱多，送礼都是整只整只的牛羊，整箱整箱的茅台，上百条新鲜的活鱼得用水缸才能装下，而且不用你亲自动手，自会有人替你宰杀干净，你只管吃就行了。楚家楼下有一处小院，院里搭了一个葡萄架，架上的葡萄没结几串，风干的羊腿倒是挂得琳琅满目，到了夏天，那味道能把整座城市的苍蝇都引来，比沼气化粪池还厉害。你想想，这样“朱门酒肉臭”的景象，让街坊四邻瞧见了得多扎眼，得多遭人恨？如果那时候的人送礼送得能像现在一样得心应手，说不定楚家就不会那么引人注目，也就不会发生后来那么多变故。
楚平是一个浪漫的人。高三那年，他爱上高一的一个姑娘。为了等对方，他连续两年留级，终于等到那姑娘和自己站在同一水平线，两人约定报考同一所大学，一起双宿双飞。结果那年，楚平高考落榜，而姑娘如约考上北京一所大学，一个人先飞了。两人分开以后，楚平仍然没有放弃，坚持每周给对方写一封信，日日笔耕不辍，练得一手漂亮的钢笔字。那年头电话还没普及，更没有网络和E-mail，送信全靠邮政局。为此，楚平特意找到自己的同桌--当年同样在北京上学的阿明，请他在邮政局工作的父亲，把自己的信安排在派件单的首位。如此一来，楚平的信件总是第一个投递，邮递员就变成了他爱情路上的忠实信使。
楚平的记性特别好，不仅记得中国的节日，还记得西方的节日。而且除了清明节和万灵日，他几乎任何一个节日，都不忘托阿明替自己给那姑娘带一份节日礼物，他还为此每个月给阿明寄一笔钱。就这么着，楚平穷追猛打了整整四年，而人家姑娘除了第一年给他回过两封信之外，此后再无来信。直到第四年春天，楚平才收到姑娘的第三封信，也是最后一封信。对方说自己大学毕业了，现在准备结婚，新郎他还认识，就是他的同桌阿明。姑娘说，其实她对楚平挺有好感的，如果不是他当初几个月不来一封信，说不定两人现在已经在一起了。姑娘还说，阿明十分细心，知道她喜欢什么，需要什么，经常给她带来生活的惊喜，可能她这辈子再也遇不上对自己如此用心的男人了。
那天晚上，楚平第一次喝酒。他喝得酩酊大醉，借着酒劲儿跑去美容院，叫人给自己绣了两处文身。一处绣在屁股上，是阿明的名字，要他永世不得翻身。另一处绣在胸口上，是姑娘的名字，想她永远留在自己心里。
所以我说，楚平是一个浪漫的人。我记得那天散场时，楚平已经喝得满面通红。他摇摇晃晃地走过来跟我说了几句话：“多大了？”
“八岁。”他又问我不上学一个人在家无不无聊。我说无聊就喝酒呗。其实我说这话的时候，心里颇有几分蔑视。他在我后脑勺上来了一下。当天晚上，楚平刚出饭店大门，就让四个社会青年给劫了道。不仅钱包、手表、手机被洗劫一空，脑袋还让人开瓢缝了八针，身体里滚烫的鲜血有一半灌溉了夏季鲜嫩的草坪。
【未完稿】
紫色洋娃娃
过去，豆豆每天都会和她的奶奶推着一辆三轮车来到我家楼下，然后过一会儿又会离开。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风雨无阻，像是在寻找什么东西，却总是无功而返。
我不知道她们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在我的生活里，似乎是从我搬进这个小区时，她们就已经悄无声息地出现了。那辆因为生锈而发出“吱吱”声的三轮车，在黎明破晓的黑夜中，像是出发的哨笛，在黄昏渐暗的天色下，像是归家的号角；我感觉她们正在轻描淡写地成为这个小区的一部分，但我从没想过也许有一天这些声音会突然消失，她们也许会不再出现。
我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见到豆豆时的情景。那天我花了整整一个上午的时间，把很多废旧衣物归拢进一个纸箱内。如我这般恋旧的人，是不舍得把它们扔进垃圾堆的，但我必须为它们找一个妥当的去处。
我怀抱纸箱，站在院子里，一番苦思冥想，却还是犹豫不决；这时，一辆三轮车从小巷缓缓拐进小区的院子；三轮车后面坐着一个穿紫色棉袄的小女孩，大概六七岁的模样，踩着红皮鞋的两只脚随着三轮车翻越上坡一晃一晃的，像一连串红色的音符。那时我还不知道她叫豆豆，也不认识她的奶奶。我唯一知道的是她们经常在小区里收废品。在上班与返家的人群中，总能听见那辆三轮车“吱吱”的声响，看见那双红皮鞋一晃一晃的影子……我冲老太太挥了挥手，对她说：“你看看这些东西你收不收？”我把纸箱子放到三轮车后面，老太太一件一件翻看着纸箱内的衣物，浑浊的双眼露出些许惋惜，仿佛再说：“好好的衣服怎么不要了啊？”我想自己没有办法给她解释，为什么一些曾经时尚、昂贵的衣服，因为陈旧过气就免不掉被丢弃的命运？既然无法解释，索性就不去解释了。
老太太慢悠悠地在箱子底下翻出一个洋娃娃，那是去年妹妹在日本留学时买的，因为洒上了颜料，从粉红色变成了斑驳的暗紫色，从此便被长久地遗忘在床底下。
小女孩似乎很喜欢这个洋娃娃，要了过去抱在怀里。我惊讶地发现这个洋娃娃和小女孩竟然长得极其相似，不仅是那一双大而明亮的眼睛，还有她的嘴唇，她的指甲，都如那洒上染料的洋娃娃一般，泛着轻微的紫色。小女孩对她奶奶说：“这个娃娃可以给我吗？”她奶奶说可以，那是你的生日礼物。
我手里捏着老太太找给我的十几块零钱，目送她们离开。小女孩依旧抱着洋娃娃坐在三轮车后面，两只脚随着嘴里哼唱的曲调一晃一晃……我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她的嘴唇和指甲会呈现出淡紫色，像是涂抹了一层薄薄的油彩。后来我给一位做医生的朋友谈起这件事，他说：“那肯定是一种心脏疾病，她年龄这么小，治愈希望还是很大的。”
从那天以后，我开始注意这个小女孩了。有一年冬天，夜很深了，我从窗户上看见老太太坐在一盏路灯下，小女孩靠在她的身上，灯光把她们包围，使她们不必遭受寒夜冰冷的侵袭。过一会儿，小女孩似乎渐渐睡熟，老太太则将自己那件单薄的外衣盖在小女孩身上，而自己的身体却被冻得瑟瑟发抖。
我从家中找出一条棉被，然后下楼，交给老太太，她对我说谢谢。我问她这孩子叫什么，几岁了？她说叫豆豆，七岁了。我说到上学的年龄了！她的爸爸妈妈呢？老太太说她没爸爸妈妈，说完，叹了一口气，又说道：“我收养过十二个孩子，他们有的人找到了亲爹妈，有的人愿意当他们的亲爹妈。唯独这孩子可怜！她亲爹妈不要她，也没人愿意当她亲爹妈……”老太太把豆豆抱上三轮车，推着车子渐行渐远。
天空漆黑如墨，她的背影在寒风透骨的夜色里显得苍凉而落寞。
豆豆是一个孤僻的孩子，她从来不和同龄孩子玩耍。我经常看见她坐在三轮车上，望着远处三五成群的几个跳皮筋的女孩，一动不动地看着，那眼神就像一只脱离族群的小鹿；我问她为什么不跟她们一起玩，她不说话，低头摆弄手里的洋娃娃，两只红色的小皮鞋因为拘束不安而一晃一晃的；我有一回听见豆豆在院子里自言自语，我悄悄走进才发现，原来她在对那个紫色的洋娃娃说话；那一刻我忽然明白，在她的世界中，她一定认为那紫色的洋娃娃和她才是同一类人：比如没有爸爸妈妈，比如没有朋友，比如颜色愈加深暗的唇色与指甲……是啊！有些人注定无法融入世界，因为世界早已将她们抛弃。
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再见到豆豆，那段时间我去旅行了。当我从外地回家时，我给豆豆买了一个新的洋娃娃，并且给她和她奶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我那一位当医生的朋友，婚后一直没有孩子，我给他说了豆豆的故事，他表示愿意领养豆豆，并且带她去医院积极治疗。我觉得这对豆豆和豆豆的奶奶来说，都是一件好事情；首先，老太太不必再有如此大的生活负担，其次，豆豆从此以后不仅有了爸爸妈妈，也有可能成为一个健康的孩子。
如果生命是世界第一次为人类敞开大门，那康复就是第二次。那天下午，豆豆的奶奶一个人推着三轮车，她在小区游荡了很久，似乎没收到几件废品，三轮车依旧空荡荡的。我告诉她我朋友想收养豆豆的意愿，我以为她多少会有些惊喜，至少也该有一点不舍，但出乎意料的是她竟然无动于衷。我说：“我朋友人很好，家庭条件也好，豆豆跟着他们不会受苦的。”老太太笑了笑，说不用了。我说：“怎么不用了？我知道您舍不得豆豆，但您应该为豆豆的将来着想才对。”她说豆豆已经走了！我问她豆豆去哪里了？她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而是推着三轮车从我身旁离开；擦肩而过的瞬间，我隐约听见一声低沉的叹息。
我凝视她佝偻的背影逐渐远去，直到在夕阳沉重的余晖下涣散消逝。
三轮车依旧“吱吱”作响，可是那孩子的双脚却再也没有晃动，取而代之的是挂在三轮车上的紫色洋娃娃，随晚风摇曳出一袭孤单的影子……阁楼中的宝藏前几日，我回到乡下的老房子去收拾杂物，这栋老房子有五六十年的历史了，墙面上处处都是裂纹，几乎成了危房。按理说这破败不堪的旧宅，已经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了，但旁人不知，在它一派荒凉的外表下，竟然还隐藏着一段一百多年前的秘密。
要说这秘密是什么，我还真不知道，但我知道这栋老房子的上层有一个神秘的阁楼，小时候兄弟姐妹调皮捣蛋，玩的净是些无法无天的“混账”游戏，但无论怎样泼皮耍赖，都不曾有一人敢进阁楼一步，家里的老人也明令禁止，不许我们进去胡闹。我儿时喜好看小说，常常猜测那阁楼里，莫不是一间阴气极盛的“鬼楼”，才会令人这般谈虎色变。然而直到我亲自开启那扇木门时，我才知道，哪里是“闹鬼”那么简单。
那阁楼的门上长年挂着一把铁锁，钥匙只有我爷爷一人掌握，直到前几月，我们搬去市区的新房，他老人家才不得已把钥匙交给我，托我把阁楼内的东西，小心搬出。我这才明白，原来那阁楼中锁的并非什么“幽灵鬼怪”，而是一件真实的、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
我拿着钥匙打开阁楼的房门，十几年来按捺下的好奇心，这时突然倾巢而出，随之而来的还有兴奋和恐惧。从我记事起，这间阁楼就基本上处于封闭状态，一间房子如果长年不通风不透气，味道绝不是好闻的，可是我一开门并未闻到某种刺鼻异味，反而有种淡淡的墨香沁人心脾。
阁楼里的陈设很简单，一眼就看得过来，除了摆满琳琅满目的雨花石的铁架子，就要数地上摆放的几口大木箱最为显眼了。这些箱子是木头做的，表面有一层朱漆，每个箱子的锁眼处，都扣着一把生锈的铜锁，又沉又重，单看那箱子的体积，足以装下一个十岁小儿。这么多的木箱，还都上着锁，这里面究竟藏的是些什么？我心里一阵好奇。
老爷子没有允许我打开箱子，但我此时好奇心难以抑制，也就顾不了那么许多了。虽然没有这几把铜锁的钥匙，但我早年曾跟一个“高人”，学过几天旁门左道的功夫，像这种老旧不堪的铜锁，对我来说算不得什么难事。我从旁边一个针线盒中取出一枚曲别针，对着其中一个锁眼轻轻一捅，就听见“啪”的一声，铜锁轻而易举地就打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