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仍然请求以闲散人员的身份留在大营，或先辞去钦差大臣、两江总督两职，而暂时保留协办军务也行，请求归隐林泉也不容易。弟在家中赋闲一年多，碰上次山、小泉都是至交好友，所以诸事如意。如果与地方大官有点儿矛盾，那就寸步难行了。在京养病，尤其容易招致诽谤。我反复思考计划，仍是以闲散人员留在军营为中下之策，除此之外都是下下之策。
弟得罪了军机大臣，凡是有廷寄谕旨，都不写明寄往弟那里，一概由官文转交，也特别怪异。至于圣上对弟弟的看法仍然没有什么轻视的地方，弟弟只有诚心竭力去做。我曾经说过，天道憎恶取巧，天道憎恶盈满，天道憎恶二心。如果在正委以重任的时候迅速萌生引退的想法，是有二心。即使与他人交往的时候，也要反省自己的不足之处。弟弟向来不肯承认半点儿错，希望尽力改掉这一毛病。顺问近好。
【心读】
曾国藩曾在道光十一年，刚满二十一岁时候，将自己的号伯涵改为涤生，从此开始了一生的自我反省之心路。他自述道：“所谓涤，取涤除过去所染泥污之意；所谓生，取明代袁了凡所说‘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之意。”自我反省、自我批评，即所谓的克己之学。克己，并非违背自身意愿，唯唯诺诺地行事对人，而是根植于人心对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反映，具有广泛的内容，而不仅是只做泛泛之谈，做表面文章、口头应承。
孔子说：“内省不疚，夫何惧何忧？”意思就是说每天我反省自己，如果不感到内疚、忏悔的话，我又有什么可感到畏惧和忧虑的呢？没有人愿意听批评的话语。而要一个人自己批评自己就难上加难。在与人交际的时候，难免产生矛盾、摩擦，而归咎于他人的确是一个最简单易行、劝服自己波澜起伏的情绪的有效办法。而容易得到的东西要么容易失去，要么是对人无益的东西。一时归咎于他人，向他人身上找毛病的确容易、方便、奏效，并且容易让自己过关，然而久而久之，这种习惯便会变成毒害自身的毒药，慢慢地渗透肌理，侵入骨髓，使人变成过街老鼠，人人厌恶。
中国人自古常有反省的意识，却罕见忏悔的精神。这种基督教中传统的仪式并非形同虚设，而是针对人心的慰藉，对良心的救赎。中国人追求完美、极致、集体；而西方人追求个体、个性、自我。追求完美的人善于奋斗，却羞于认错；善于反思，却羞于坦承；追求自我的人不需要完美的整体归依，而追求有特点的、有瑕疵的个体解放。反省是自我的、个体的、内视的思想活动；忏悔却是外指的、集体的的救赎行为。如果说反省只是针对表层人际之间的反向思考，自我批评；那么忏悔是一种对人、对己、对世界更深刻、更透彻、更完整的拯救。
古罗马的奥古斯丁曾在他著名的《忏悔录》中表达了这样的意思：“没有忏悔的人生就不是真实的人生。”“有勇气忏悔的灵魂才能高高飞翔。”法国的卢梭在其著名的《忏悔录》的结尾处这样说：“我可以把自己的一生交给他们去从头到尾地进行批判，我坚信，人们终究会看到一个正直的、善良的、与世无争的人，一个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而且更容易忘记别人的过错的人，一个在爱恋温馨的激情之中寻找自己全部幸福的人，一个凡事都实心实意到了不谨慎，到了难以置信的忘我程度的人。”中国的巴金在《随想录》中那种漫长的、由浅及深的内心追问和自我发现与清算震撼了整体中国人，将自己作为箭垛，罕见的自我良心解剖，让我们对这位文坛巨匠更多了一种敬重。
三位文学大师均在生命的后期或晚年发表了对自身良心的忏悔、对责任缺失的内疚、对与他人关系的追悔。然而谁能否认一个勇于承认自己错误的人，一个愿意宽恕他人的罪恶或错误的人是一个正直善良的人，一个拥有伟岸人性关照的人，一个真正伟大的人呢？谁又会怀疑这才是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的根本所在呢？
善于反省，勇于忏悔的人才可以卸下沉重的良心十字架，而谁善于掩盖，敢于遮蔽，隐瞒自身的不是与错误，反而归咎他人，谁就将终身背负着沉重的、隐形的十字架，拖着脚镣艰难前行；谁不自知自身有过，不承认人性固有的罪恶与虚伪，以为可以侥幸逃逸自身的“主”的审判，谁就将在如狼似虎环伺的、黑暗的、不见五指的内心世界中惨度余生。
6.仁者爱人
【原文】
求仁则人悦。凡人之性，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气以成形，我与民物，其大本乃同出一源。若但知私己，而不知仁民爱物，是于大本一源之道已悖而失之矣。至于尊官厚禄，高居人上，则有拯民溺就民饥之责；读书学古，粗知大意，即有觉后知觉后觉之责。若但知自了，而不知教养庶汇，是于天之所以厚我者辜负甚大矣。
孔门教人，莫大于求仁，而其最切者，莫要于欲立立人，欲达达人数语。立者自立不惧，如富人百物有余，不假外求；达者四达不悖，如贵人登高一呼，群山四应。人孰不欲己立己达，若能推以立人达人，则与物同春矣。后世论求仁者，莫精于张子之《西铭》。彼其视民胞物与，宏济群伦，皆事天者性分当然之事，必如此，乃可谓之人；不如此，则曰悖德，曰贼。诚如其说，则虽尽立天下之人，尽达天下之人，而曾无善劳之足言，人有不悦而归之者乎？
——选自《曾文正公全集》
【译文】
如果追求仁，人们就会感到愉快。大凡人的出生，都是禀赋天地之理而成性，得到天地的气而成形体。我与百姓及世间万物，从根本上说是同出一源，如果只知道爱惜自己而不知道为百姓着想，那么，就违背了这同一的根本。至于做大官，享受优厚的俸禄，高居于百姓之上，则有拯救百姓于痛苦之中的职责。读圣贤的书，学习古人，粗略知道其中的大义，要有启蒙还不知大义的人的责任。如果只知道自我完善，而不知道教养百姓，就大大地辜负了上天厚待我的本心。
孔门教人，最重要的就是教育人们要追求仁，而其中最急切的，就是自己若想成就事业，首先就要帮助别人成就事业，自己要想显达，首先就要帮助别人显达这几句话。已经成就事业的人对自己能否成功是不用担心的，如同富人东西本来就很富裕，并不需要向别人去借；已经显达的人，继续显达的途径很多，好比是身份尊贵的人，登高一呼，四面响应的人就很多。人哪有不想自己成就事业让自己显达的呢？如果能够推己及人，让别人也成就事业，能够显达，那么就像万物同春一样美满了。后世谈论追求仁的人，没有超过张载的《西铭》的，他认为推仁于百姓与世间万物，广济天下苍生，都是敬事上天的人理所应当的事。只有这样做，才算是人，否则就违背了做人的准则，只能算贼。如果人们真的如张载说的那样，那么使天下的人都成就事业，都能够显达，自己却任劳任怨，天下还有谁能不心悦诚服地拥戴他呢？
【心读】
曾国藩前半生信奉地道的儒家思想，晚期似倾向黄老哲学，然而探究其人格构成，终究还是终身以儒家为体，道、释为用。“仁者爱人”是孔子伦理学思想体系的核心命题之一，是人的一种本性，“爱人”的内驱力来自于仁者自身，“爱人”的行为是此本性的外化。曾国藩终生怀有一个孔孟信徒对天下苍生的责任感，牢牢紧抓“对人仁爱，对己自省”的儒家精神精髓。
曾国藩一生之所以有如此的声名成就，身后有传世的思想精神，非常关键的是他深信“仁者爱人，则与物同春”。生命的来源出自一处，成长中一切相互倾轧、嫉妒、虚伪、排挤、中伤，绝对不是人与人之间的依托所在，而人与人之间的唯一出路，只有爱。
孔子说：“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又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智者是就知识和才能而言，即知之者；勇者是就意志和意向而言，即好之者；仁者是就情感和情绪而言，即乐之者。孔子把君子之道分为三种：知者、勇者、仁者，其中道行最高的是仁者，所谓“仁者人也，仁者爱人”，能够爱人的人是最高尚的君子。
“爱人”是孔孟施仁政的根本目的。周文王施行仁政而百废俱兴，国内经济发达，政治清明，社会稳定，吸引了姜子牙等稀世英才；武王在平天下之后广施仁政，削减军队，提倡文教，百姓归田务农，终使社会稳定，百姓安居；而秦始皇在统一天下后，大修陵墓，劳民伤财，焚书坑儒，不施仁政，结果二世而亡；后代的君王，以秦为鉴，尊孔扬孟，主张以“仁”治家，以“儒”治国，凡实行仁政的，其王朝就延续了很长的时间。
仁爱不仅是封建统治者需要秉持的施政美德，即便在普通老百姓中，人与人之间多一些“仁”与“爱”，也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和谐。
传说在明朝时期，河北迁安建昌营西大街住有两大户人家，西家姓梁，东家姓任，隔壁而居。梁家要盖东厢房想占隔墙为基。任家说墙是他家的不让梁家占。梁家坚持要占。两家争执不休，于是便打起官司来。任家有亲戚在京城做官。为防止打输官司，任家便给在京做官的亲戚写了一封信，让他转告当地官员关照。不久，任家便收到回信。信中有诗一首：千里捎书只为墙，让他几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任家见信，颇受教育，便主动找到梁家，不仅让梁家占隔墙，还让二尺地基。梁家被任家的举动所感动，惭愧不已，不但不占隔墙，还要让给任家二尺地基。两家多次推让不下，就共同商定：各自让去一尺半，重新垒墙，在北面的西大街与南面鸡市街之间，开出一道胡同，以方便附近居民往来。官府闻知这一消息后，便做了一块上书“仁义胡同”四字的横匾，悬挂在胡同口上，以称赞任、梁两家之义举。
“仁义胡同”由来的传说，建昌营人世代相传。居民亦从中受益匪浅。
爱能泯灭一切不平等；爱能消弭一切距离；爱能润泽一切赤裸裸、干枯的人之天性；爱能填补一切人生之差距、缺陷；爱能填平一切隔阂、鸿沟；爱能使人宽恕一切来自别人的错误与伤害。除了爱，人与人之间复杂晦涩幽暗的关系与氛围中似乎难以找到沟通的桥梁；因此，除非我们先去相信爱的存在并付诸力量让它得以持续，否则爱也会如一切事物的流失一样遁迹。
黎巴嫩的哲理诗人纪伯伦在其著名的《先知》中也曾说：“爱除了自身别无所予，除了自身别无所取。爱别无他求，只求成全自己。”可谓一语道尽了爱的本意——爱人即是爱己。
东西方同样谈论的是爱，但谈论的是有关爱的不同显像与效用。东方的爱为了人生，西方的爱为了爱本身。而无论是与人生有关的博、有目的的爱，还是与爱本身有关的爱意，无目的的发自本性的爱，总之，人能够爱，就能够成全自己，也能够找寻到人与人之间唯一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