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康”“二曹”及其它
不论是看电视还是看报纸，那酒广告没商量地直往眼前撞，让人大有“此时未饮胜豪饮”的感觉：晕晕乎醉意盎然。
国人嗜酒，不知自何日始，《诗经》中就有“朋酒斯享”的记载，大约酒与五千年文明史同行吧。人们对酒或臧或否，其说不一。态度较为明朗的当推“二曹”了。“外定武功，内兴文学”的魏武曹孟德对酒钟爱，有诗句留于世：“对酒当歌，任生几何。”“何以解忧，惟有杜康。”而1600年后的文学巨匠曹霑在他临终前也有醒世之言传下来：“不怨糟糠怨杜康。”
二曹对酒的态度如此相悖，这恐怕与各自的身份、经历和处境不无关系。曹孟德自举孝廉后，镇压义军，讨伐董卓，与孙权刘备鼎足抗衡，位尊至承相，魏王，能“挟天子以令诸侯”，一统天下之雄心勃勃然。借得酒来“歌以咏志”，理当如此。但曹霑却不同，仅管前半生有过一段“锦衣纨绔”“饫甘餍肥”的生活，自打“家道中落”之后，晚年便不得不“举家食粥酒常赊”了。一个文人，家运不好本已太不幸了，然而在“蓬牖茅椽，绳床瓦灶”的情况下还贪杯，就更是不幸之甚了。好在他临死时有所醒悟：儿子早夭，《石头记》不得完稿，“不怨糟糠怨杜康”啊！
世上的事，有好多都是难以未卜先知的。李谪仙“斗酒三百篇，醉后诗兴涌如泉。”但醉后也有从采石矶落江淹死的时候。陶潜曾经写过一首责子诗：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雍端年十三，不知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天运苟如此，且饮杯中物。”这个聪明的诗人，只因贪恋杯中物，而播及后代的是不健康的因子。直到晚年，陶翁才明白：“后代之鲁钝，盖缘于杯中物贻害。”
烟酒是一家，烟的包装上明文写着“吸烟有害健康”，但烟这尤物，卖归卖，买归买，吸归吸，只是不上广告。酒是能上广告的，比烟体面多了，因此饮酒便成了壮举，有一股豪气。当今世界，上到总统，下到百姓，农工仕商，三教九流，无一不饮酒的。低档人饮低档酒，高档人饮高档酒，平民百姓居家办事自费小酌，有个一官半职的办公公关必公款豪饮。当年曹孟德“对酒当歌”时依现今规矩，应是公饮，曹霑晚年如此落魄，断是私饮。倘若曹霑能混到现今一个厂长经理会计，局长科长助理，院长主任书记或是作协主席理事，报刊杂志编辑什么的，他还会发“不怨糟糠怨杜康”的感慨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