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沙湾认识好几个能写文章的人，他们都忙得很，有的做官，有的做生意，有的种地、开饭馆子，没工夫安心坐下来写成一本书。
包括我大哥刘明程，我弟弟如果，都曾经写过不少东西。许多年前，我还上初中，我大哥已毕业务农，我三弟也在上初中，比我低两级。在那个偏僻的小村庄里，我们兄弟三人开始写小说，一人写一部，都是长篇。我弟弟如果为写小说放弃了一年多学业，我大哥也不安生种地，一心扑在小说上。我也几乎为此荒废了学业。我们兄弟三个想通过写作找一条离开农村的光明大路。
可是，我们都没有把那部小说写完。或许我们根本无法完成它。三弟写得稍长点，完成了好几万字，我和大哥只写了开头和中间的一些片断。我记得那时大哥的文字已相当凝练，描述故事的能力也非同一般。我们三人中，最有文才的是三弟，思路开阔，行文无拘无束。我最差，几乎写不成几个完整的句子，却天天想着要写成一本书。结果，多少年后我真的写出了一本书。
我的两个兄弟却早早地搁笔了。三弟如果现在沙湾县法院，一门心思写判决书。我没看过他写的判决书，是否文采、风格跟别人不一样。但我知道判决书就一种格式，它容不得“不一样”的。我大哥刘明程还在折腾地。一次他喝了酒给我打电话，说还想把小说拾起来写一写。可能酒醒后又把这回事忘了。我也再没问过他。
我的文章中有几个精彩句子，是三弟如果扔弃的文字中摘抄的，我觉得扔掉可惜。我的一些想法可能受大哥的影响。记得谁说过，一个时代的文学是同时代的作家共同完成的。而我的文字确确实实是我们一家人共同完成的。我们一家八口人，竟有三口投入到文学写作中。即使我们最终写不成半本书，我想，我们的精神也应能感动万千文字。
这确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
有时想，一个时代的文字若真从一个小村庄开始，到现在，它也会发展到一个很高的程度。
那个时代的文字从别处开始了。我们只是遥远的跟随者。没能紧跟上它或许是我们全部的幸运所在。因为一个时代的文学同时也在其他地方——包括一个小村庄里，不断地开始着。
这次中央电视台将向全国、全世界的汉语观众推出的，正是从一个小村庄里开始的文学。
十六、没有桥，没有路
二零零零年十月七日半夜。
喝完酒和小冉、镇供销社两位朋友打了一阵“诈金花”，输了近千元钱，输得痛快。酒壮赌胆，一掷千元，输得豪放。
农民说，钱是身上的垢痂，今晚却有洗尽垢痂的轻松偷快感。
现在他们回去睡觉，我一人留在招待所。夜长到没边，尽管他们陪我玩牌耗掉了几个小时，但夜晚仍旧没边。所有人都睡着了，隔壁房间的人，整个小镇的人，都睡着了。有一个人在独自度过长夜。没有桥，没有路。
明早摄制组会起得晚一些，我们拍过日出了，明天的太阳再怎么样升起都跟这场戏没关系了。这是所有艺术的无情无知。这也是黄沙梁的太阳永远不管其他地升落下去的永恒魅力。
我们算什么呢，当我们把镜头对过去的时候，我们并不比一只羊、一头毛驴的眼睛看见得更多，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把这部片子拍下去。
谁也不能阻止我们的无畏无知。
十七、一个人的影子
二零零零年十月八日。
昨天清早，在渠边村村头时，我注意看了我的影子。
太阳没出来时，半个地球都在阴影里。那是大地本身的阴影，就像一个人的后背，在他前胸的阴影里。
可能过去是凉爽的，却不寒冷。我有时能看见大半个村庄的人，坐在凉爽的过往年月里，不愿出来。在今天的太阳底下干活的，只是极少数。他们打的粮食，也是都贮存进回忆里。
我看见自己的影子——确切说，我从地上重重叠叠的阴影中，分辨出自己的影子时，太阳已经露出沙梁了。我的影子和那根歪木桩的影子，还有沙梁下一棵杨树的影子，并排穿过村头的大片空地，穿过马路、路那边的棉花田，一直伸到我不知道的遥远处。
从这儿向西几十公里是小拐，再一百多公里是克拉玛依，再过去上干里的茫茫戈壁，便是过去的俄罗斯帝国的版图了。在早晨，一个人站在村头，想着自己的影子已经越过千山万水，伸展到自己终生都不能到达的遥远天地。
一头牛会不会也这样想。
一个人，拖着自己都不知道多长的影子来回地走——扛锨去浇地，或者赶牛车拉草。会不会把本来不轻松的生活变得沉重无比。
生活中最重的负担在人的思想里。
人一旦被想象中的活累趴下，眼前的一捆草也会没力气举起。
活干完的人坐在阴凉里。在那里，做完的每件事情都又静静地开始了，不扬起一粒尘土。
而渠边村的现实：太阳升起。没有牛拉不动的车，也没有人过不去的日子。唯一的一点意外：太阳升高，我无限伸长的影子一点点缩短——它那么遥远地返回时，我已不在这里。
但那根木桩，沙梁下的白杨树，会一动不动地等待自己的影子回来，在身底下呆一儿，又朝另一个方向缓缓走去。
十八、今年的头一场雪
二零零零年十月八日下午。
他们改主意去沙湾县城拍几个镜头。我和小张留在招待所。午饭后我睡觉，小张去电话亭打电话。不知睡了多久，他们扛设备上楼来。外面风雪交加，这是今年的头一场雪。
看了今天拍的镜头回放：苞谷地，芦草，二毛在荒草中挖地。镜头很美。只是二毛挖地的动作与他的其他动作一样——太用劲，太狠，像对地有气似的。
我接着睡觉，一直把天睡黑，听见他们在楼下说话，下去见小罗正拍二毛站在雪中的镜头。有了这场雪，就不缺冬天的镜头了。
中午在下面吃饭时，听邻桌两个农民喝酒聊天。两人喝了一瓶酒，脸都红红的。一个滔滔不绝地在说，另一个只是迷糊着眼睛听。偶尔插半句话，又被这一个抢过话头。
在这里的许多年间，我就是那个说不上话的人。我一直在听这个地方的人说话，听了许多年。
现在，许多人开始听我说这个地方。
十九、渠边村的风
二零零零年十月八日晚。
雨雪停了，地上满是泥水。门口的小车顶覆着一层薄雪。
晚饭吃得很愉快，二毛讲了几个新疆味的段子。我帮衬着调笑几句。饭后小张去打电话。我坐在屋里写日记。因为再没发生什么事，也就写不出啥意思。
永和画的渠边村村头的色粉画贴在我床边的墙上，那根高杆上的红布还飘扬着。
昨天，天未亮到这渠边村时，我记得红布朝西飘，刮着东风。太阳升过房顶时我看见红布向南飘，刮起北风。快中午时红布又转向东，西风起了。我们撤离渠边村。
我知道天黑后下山的南风会将红布吹向北方。整个一天风绕着渠边村吹了一圈。第二天早晨，风又到达它开始的地方。
渠边村的戏就算拍完了。那根高木头将继续立下去，杆头的红布任风吹佛。
这个村子的天空太空荡，或许应该有个东西伸到空中去，但肯定不是这根作为道具的大木头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