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中国地广民众，交通未开，中国人不仅少知世界，且少知中国。而中国现状，百分之九十以上之人口为乡农，在今日工业幼稚之时，农为国本，而乡间状况，都会不详，是以中国革命之第一要务，为普遍调查农民疾苦而宣扬之。此固报纸天职，而力亦不逮，故必须望全国读者之努力合作，凡属真确见闻，随时不吝相告，期使本报成为全国人民生活之缩图，俾政治、教育各界随时得到参考研究之资料。
有意思的是，在梳理这段历史时，我读到这样一则史料：为弥补文字描写的不足，《大公报》聘请画家赵望云为特约记者，以写生通信的方式报道农村现状。当年《大公报》曾有数百名通信员散布全国，而像这样委托画家以画笔报道农村实况，却是极为罕见的。
在《大公报》的支持下，赵望云于1933年春节前夕启程下乡。历时三个多月，绕行冀南十余县境，赵望云“终日坐着大车奔波田野，夜宿小店”，为《大公报》读者画了130幅农村风貌。据说这段时间，冯玉祥每天早上做的第一件事便是读《大公报》的这个专栏。后来，冯玉祥和赵望云还就此合出了一本诗配画的书。
往日不再，遥想《大公报》当年在天津之气度与格局，对比几十年后我在天津做媒体期间之无所事事、一无所成，难免觉得自己辜负了人生的光阴，错过了历史的先声，误入了现实的歧途。
县长就地正法
2009年年初，我到刚刚经受5？12地震的绵竹县遵道镇，参观万科在当地援建的几个项目。其间有幸获得一本书，该书详细记载了解放前绵竹县的教育及文化开支及所占财政支出比例，读来让人颇为感慨。
绵竹县1935～1949年教育及文化经费预算统计表
单位：元
年份
教育及文化费
财政支出支出
数额合计
教育文化费占财政支出合计（％）
民国24年（1935年）
法币39681
146336
27
民国25年（1936年）
法币55739
201807
27
民国26年（1937年）
法币78278
244437
32
民国27年（1938年）
法币84737
351821
24
民国28年（1939年）
法币97458
327668
29.37
民国29年（1940年）
法币179140
593617
30
民国30年（1941年）
法币473618
2071199
22.8
民国31年（1942年）
法币1049654
5007119
20
民国32年（1943年）
法币1111383
8569187
12.9
民国33年（1944年）
法币3022320
34483313
8.7
民国34年（1945年）
法币7201633
64618572
11
民国35年（1946年）
法币38325835
384177373
9.9
民国36年（1947年）
法币117753913
1519338888
7.7
民国37年（1948年）
金圆券2821
346675
0.08
民国38年（1949年）
金圆券103123
2629817
3.9
摘自《乡村守护九十年——遵道学校志（1919年～2008年5月12日）第一卷》
上述材料及这次简短的西南之行，让我不禁想起了孙明经（1911～1992）。孙明经曾经被蔡元培称为“拿摄影机写游记的今日徐霞客”，其编制的故事片《农人之春》曾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农村电影国际大赛中获奖。1939年孙明经带着一个学生骑马投入川康科学考察，历时半年，拍了大量珍贵照片。正是在这次考察中，孙明经发现西康当地的学校校舍大都宽敞明亮，学生衣着整齐，令人耳目一新，而一些县政府却破烂不堪。好奇的孙明经就问一位县长：“为什么县政府的房子总是不如学校？”县长的回答是：“刘主席说了，如果县政府的房子比学校好，县长就地正法！”
“刘主席”指的是刘文彩的弟弟刘文辉。这番话听起来似乎杀气腾腾，但并非蛮不讲理。当时的人们对教育的重视由此可以略见一斑。为表示对刘文辉的响应，当时的巴安县县长赵国泰就曾放下繁忙的公务，亲自到当地小学代课教书，当起了国语老师。难怪有人说，刘文辉治下的西康省，重视教育早已成为自上而下、实实在在的行动。
感谢孙明经，他留下来的一些照片为后人真实地还原了当年的部分生活，让我们看到了义敦县县长站在寒酸的县政府前的留影，以及楼顶上与其形成强烈反差的未来的主人翁。而这逝去的一切，对比汶川大地震因校舍倒塌而死去的无数孩子，即使你是铁石心肠，也难免会悲从中来。同样令人悲伤的是，孙明经，这位著名的“影像知识分子”，在“文革”中受到批判。他的很多作品被毁于那一场浩劫。
“捧着一颗心来”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一批有理想有抱负的知识分子，如晏阳初、梁漱溟、董时进、傅葆琛、李景汉、陶行知等，纷纷下到农村。他们不像上山下乡时的知青因为响应政府号召而“扎根”农村，也不像现在许多大学生村官一样到农村寻找自己的“奶酪”，而是完全受着理智与良心的驱使，“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时人救国的热忱，不计名利的拼搏，着实令人感佩。
谈到这场救济乡村的运动，许多人首先想到的一定是晏阳初与梁漱溟。
先说晏阳初。晏阳初的一生最为人称道的是推动平民教育。关于为什么要帮助农民接受基础教育，康奈尔大学乡村教育学博士，与晏阳初共事的傅葆琛在起草《乡村平民教育大意》时这样写道：
乡村居民至少占全国总人口数百分之八十，故乡村平民教育是全国大多数人民的教育。而我国以农立国，农民却缺乏教育，致生产能力不足；故乡村平民教育是供给全国衣食住的人之教育。乡村居民天赋才智并不弱于城市人民，而其锻炼身心及与自然界接触的机会，实为城市人所不及；古今中外英雄豪杰、名将贤相、实业家、科学家出身于田间的甚多。一旦乡村人民接受教育，人才产生，未可限量。唯我国自改革教育制度以来，偏重城市，漠视乡村，至乡村学校寥若晨星，失学者愈显其众。
在晏阳初及其追随者看来，没有任何一国能越过其民众而强盛起来。“全国三万万以上的文盲，名为二十世纪共和国的主人翁，实为中世纪专制国家的老愚民。当今世界为民族智识的战场，以目不识丁的民族和饱受教育的民族相竞争，瞎子斗不过明眼人，这是何等显明的事理。”希望能够借平民教育开发这世界上最大的“脑矿”。1926年，“平教总会”开始在定县设立办事处。傅葆琛、冯锐和刘拓三位博士与若干工作同仁开始深入乡村。这是中国有史以来，读书人士大夫，尤其近一百余年高级知识分子首次实践“回到农村”、“回到民间”的口号。1929年，晏阳初到河北定县号召知识分子“走出象牙塔，跨进泥巴墙”，不要安居在太师椅上，空作误民的计划，而是要到农民生活里去找问题，去解决问题，抛下东洋眼镜、西洋眼镜，换上一副农夫眼镜。
二十年代北京一家报纸这样评价晏阳初等知识精英举家搬出闹市，来到道路泥泞、灰尘弥漫的定县农村安家落户：
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历史上最宏大的一次知识分子迁往乡村运动，帝制科举出身持有者、中国大学教授、学院院长和国家机构退休工作人员，以及许多美国重点大学的博士和硕士们，纷纷离开城里的职位和舒适的家，来到偏僻的定县农村，寻找复兴古老落后的人民生活的方法和途径，从根本上实现民主。
晏阳初不是为了扫盲而扫盲，而在于让大家能够读书明理，使民众褪去身上的愚、穷、弱、私四大病症，实现“免于愚昧无知”的第五大自由。和晏阳初相比，胡适有个著名的“五鬼论”，在《我们走哪条路》一文中，胡适认为中国最需要打倒的是五个大仇敌：第一大敌是贫穷；第二大敌是疾病；第三大敌是愚昧；第四大敌是贪污；第五大敌是扰乱。无论是晏阳初的“四病”，还是胡适的“五鬼”，这一切都不是革命所能一揽子解决的。身处转型时期的人们，最需要的不是一日千里的革命精神，而是一点点推动社会建设的和风细雨。
至于梁漱溟，这位“最后的儒家”认为，西洋文化涌入中国之后使沿袭数千年的中国社会组织构造崩溃，而新的社会组织构造又未确立，形成文化失调，这就是近百年来中国失败的根本原因。梁漱溟概括了破坏农村的三股力量，即兵祸、匪乱、苛捐杂税——政治属性的破坏力；外国经济侵略为主、洋行买办等为辅——经济属性的破坏力；礼俗制度学术思想的改变——文化属性的破坏力。基于“人生向上，伦理情谊”的儒家理想以及“中国有阶级斗争之力量，而无阶级斗争之目标”的时代判断，梁漱溟认为中国的自救在于建设一个新的社会组织构造；中国的经济建设“必走乡村建设之路”。至于什么是“乡村建设”，梁漱溟开宗明义地指出，“乡村建设，实非建设乡村，而意在整个中国社会之建设，或可云一种建国运动。”
同样值得一提的还有卢作孚。在其他志士仁人忙于“教育农民”的时候，卢作孚率先提出了“乡村现代化”的口号。在他看来，“中国的根本办法是建国不是救亡，是需要建设成功一个现代的国家，使自己有不亡的保障”，因为“如果我们长时间不能将国家经营好，总有人会亡我们的，纵没有甲，也会有乙”。卢的愿景是，“愿人人皆为园艺家，将世界造成花园一样”。
除此之外，还有高阳的无锡实验、黄炎培的徐公桥实验、陶行知的晓庄模式等等。据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的统计，在此前后共有团体和机构600多个，在各地设立实（试）验区有1000多处。不过，在我整理民国时期乡建运动的材料时，最让我心动的还是阎锡山的“用民政治”以及改革村制的设想。很难想象，这位教科书上永葆刽子手形象的地方军阀，竟有那么多光彩照人的主张。
从1917年9月开始，阎锡山集一省的军政大权集于一身，成为名副其实的“山西王”。也是因为这个原因，阎锡山才有机会自上而下推行他的“用民政治”。阎锡山曾经用“不亏负”来概括其“用民政治”的主要精神。什么是“不亏负”呢？阎锡山打了一个比方。他说，炭在中国，只是供蒸饭燃烧之用；而在欧美，炭的使用方法很多，如可作蒸汽之用，可供化学之用，使用方法可达七八十种之多。为什么同样是炭，在中国用途这么少，而在外国用法却很多，这是因为中国亏负此炭，而外国不亏负此炭，即炭在中国没有被充分利用，没有发挥出其全部功用。自然界如此，具体到人类社会也是如此。阎锡山认为，中国人的聪明才力并不逊于外国人，而中国人在很多方面的成就却不如外国人，是国家之政治与社会之习惯有亏负人民而造成的。民无德即为顽民，无智则为愚民，无财则为贫民，为求达到“良政治”，就要以“用民政治”“启民德、长民智、立民财”。
“二十世纪流血，二十一世纪流汗”，这是我关于两个时代的判断。透过上面提到的二三十年代各地掀起的“救活农村”、拯救农民的乡村建设运动，不难发现，从民间到官方，生活于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多是在努力争取收获一个“流汗的世纪”。只可惜这一切蓬蓬勃勃的景象，被日寇入侵带来的血流成河无情中断。于官方，如阎锡山者只能喟叹“我辈从前终日汗劳，真可谓白费力三字”；于民间，梁漱溟在邹平建起的乡学村学也被当地暴民焚为灰烬，有的乡建干部甚至被暴民杀害。如有学者感慨：“一切又恢复到了过去的模样，仿佛什么也未发生。”百战旧山河，历史多无情，终点又起点。
乡建之子，云散风流
回顾当年救济乡村与国家的赤子，因了时代的因缘际会，他们个人的来去住留亦有所区别。
梁漱溟，1988年6月23日，这个自称“前生是一个和尚”的老人坦然告别人世。一辈子直道而行，却又能活到95岁的高龄，不愧为二十世纪中国的一道奇迹。
晏阳初，在1990年1月17日走完了他的百年人生，在美国纽约逝世。晏阳初的遗愿是：“我们都希望有一个更好的世界，但其确切含义是什么？世界最基本的要素是什么？是黄金还是钢铁？都不是，最基本的要素是人民！在谈及一个更好的世界时，我们的确切含义是需要素质更好的人民。”在接受赛珍珠访谈时晏阳初曾对全世界说：“我向全世界提出这一个问题，请求解答。为什么不能团结所有国家、所有地区的人民以共同打击我们的敌人——愚昧、贫困、疾病和腐败政府呢？”
卢作孚，他不仅致力于乡村现代化，同样是首屈一指的“中国船王”。1938年10月，在日军进犯湖北后，他坐镇宜昌，指挥船队昼夜奋战，将全部人员物资抢运到四川。此举被他的好友晏阳初誉为“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抗战期间，卢作孚的民生公司有85艘船被炸沉炸伤，117名船员牺牲。关于中国的民族工业，毛泽东曾有“四个不能忘”的说法：重工业不能忘了张之洞，轻纺工业不能忘了张謇，化学工业不能忘了范旭东，运输航运业不能忘了卢作孚。不幸的是，这位中国人不能忘的实业家，在1952年的“三反”运动中因养子揭发而“畏罪”自杀。所谓“罪行”，不过是在公私合营期间，他与公司的公股代表在北京出差时互请吃饭、洗澡、看戏而已。
黄炎培，1965年年底在愈演愈烈的阶级斗争的气氛中过世，终年87岁。他留给后人的著名论断是“黄炎培周期律”。1945年黄在延安同毛泽东谈话时直言道：
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
对此警示，毛泽东的回答是：“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