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有些学者，常常批评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并且因此担心“天不怕，地不怕”的中国人会为所欲为。不能说这种担心是多余的，然而倘使他们能看到绝大多数中国人至今仍然信奉“家教”，这种担心定会有所减轻。历史也证明，最让人担心的反而是过去那个因为阶级斗争导致夫妻反目、父子成仇的告密时代。在那里，政治代替了一切，信奉“家教”者无家可归，社会没有底线，一切皆有可能。
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从国家的宏大叙事中回到了家里，从广场回到了卧室。这也是为什么近年来“家园保卫战”此起彼伏之原因。2009年11月，成都女企业家唐福珍为了抵抗野蛮拆迁在屋顶上自焚。我将这场悲剧称之为“屋顶上的矿难”，即是因为我看到了物权的天空在屋顶上坍塌。其间心痛，无以言表。与此相关的时代背景是过去有“卫国战争”，现在有“卫家战争”。
中国人更习惯于在家族中寻找“终极意义”，尽管这种“家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但它在构筑中国人的世俗精神与底线伦理方面无疑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如果说唐福珍是以家为最后一道防线，那么另一些官员则是以家族利益为出发点了。你可以批评有些“裸官”用爱国主义为自己在中国争现在，用国际主义为孩子在世界争未来。但“裸官”之所以敢胡作非为，无法无天，恰恰是因为摆脱了家的束缚与牵累。
接谱嘉年华
谈到宗族文化，很多学者都将目光投向了江西农村。一个重要原因是，从北宋以后中国经济文化重心南移，而江西也因此成了传统社会文化的重要积淀之地。今人所见之乡村宗族组织与宗族文化，便是宋代朱熹（江西婺源人）为代表的理学家所重构之形态。以文学著称、感慨“聚散苦匆匆，此恨无穷”的欧阳修（江西吉安人）更是带头编家谱（也因此有了“欧式”族谱）、修祠堂、置义田、建学堂。虽然宗族文化有前现代的很多缺陷，但是作为一种社会性的网络，其在维系与改造社会等方面的作用，同样不可低估或简单否定。也正是这个原因，有学者寄希望于将宗族组织改造成一种根植于中国传统的NGO组织。
关于当地农村如何续修家谱，著名历史学家、南开大学教授冯尔康先生在他的书里谈到这样一些细节：
农村家族谱牒修成之后，分发到房支或户中保存，并举行隆重仪式，简直成了宗族的盛大节日。新建某氏1994年农历八月十一日发谱，住在其他村庄的族人都赶到祖居地，由主修报告编写经过及经费开支，党支部书记也讲了话，各房选出辈分最大和最小的两个人领谱，由年辈最长的发谱。外村领谱人群乘坐大小汽车及拖拉机前来，共有140余辆，领走后回村，沿路绕行，约行二三十里，同时鼓号齐鸣，鞭炮不绝。之后连演三夜采茶戏和放映两场电影。某村是只有120人的单姓村，族人到家族老基去接谱，去了十几辆车，其中有借的单位干部的小轿车、吉普车，还有个人掏钱租的车，共去了五六十人，跑了40里公路和20里小道。如此浩浩荡荡，亦是在社区显示家族的力量，表示其拥有的社会地位。（冯尔康，《18世纪以来中国家族的现代转向》）
文中的新建县与永修相邻，文化几无差别，类似的场面我在小堡村也是见过的。2009年初春，我还在乡村小住的时候，正好赶上全县熊氏宗族出家谱。作为小堡村在外面“见过世面”又“自投罗网”的男丁，我自然免不了要卷入这一盛典。当然，这没什么不好。事实上，我更想“参与式见证”小堡村老少爷们进城接家谱的全过程。
是日，风和日丽。小堡村虽小，讲不起排场，还是租了一辆小货车，十几个男丁站在后面的车斗上，一路上敲锣打鼓、鞭炮轰鸣、红旗招展，让过往行人无不为之侧目。当小货车终于冲进县城，与来自其他村庄的车流汇合，我的脑海里竟浮现出另一种景象，只觉得这县城就像是农村广阔水域中的一个孤岛，而农民进了县城，就像是爬上了城市文明的岸边；待重新回到村庄，又像是潜回了水里。
今日乡村，迎家谱是难得一见的盛大庆典。锣鼓喧天的巡游让小堡村村民尝到了公共生活的快乐。那一个上午，他们成了世界的中心！这种快乐，显然不是他们素日围在一起打麻将时所能体会。而人们之所以需要节日，恐怕也是与此有关。遥想我在法国西布列塔尼居住的那段时光，最难忘者除了当地清凉婆娑的太阳雨，恐怕就是与乡间节庆有关的一些东西了。那欢快的转圈舞（Round）、悠扬的比尼乌（Biniou）风笛以及绚丽的彩车，伴我见证了一场场乡村嘉年华。
领到家谱后，同行的几位年轻人不无伤感地与我谈起小时候参加过的一些乡村节庆，尤其惋惜元宵节前龙灯的销声匿迹。当然，我们也谈到，政府不扶持乡村的传统文化，任其自生自灭，却热衷于弄几个明星到乡下来假唱几首流行歌曲，便以为这就是“送文化下乡”，真是天大的笑话！而“送文化下乡”之措辞，更有歧视之义。事实上，传统文化深厚的中国农村并非没有文化，只是被严重忽视与破坏，没有得到重视与发展。
和冯尔康先生前文描述相似，那天小堡村的货车在回程时也绕行了近二十公里。待终于回到村子，守候在村口的村民及远道而来的女儿、姑爷们立即点燃鞭炮，直炸得白烟蔽日、地动山摇。至于接回来的新家谱，倒也不辜负这些憨厚乡下人的此般殷勤。和从前几个村落小打小闹搞出的油印本相比，新版家谱全赖电脑打印，且有彩色插页助威，其阵容已不输于任何方志与正史。据村里参与了修谱的长者说，按计划县里的谱局将来还要联县修“省谱”、联省修“国谱”，届时就真的“天下熊姓一家”了。
有人说，“女儿是父亲前世的情人”。若果真如此，前世的花花公子恐怕都投胎到中国农村了。我便有几个这样的亲戚，他们究竟有几个女儿，我一直没有数得太清楚。在中国农村，有些人为了执意生下一个儿子，此前生多少女儿似乎都不算数。就好像要在“0”前不放上一个“1”，这些“0”就会失去意义。不过，尽管宗谱仍以“延续香火”为要务，一个悄然的变化是，过去女性不入家谱的规矩在重修家谱时被打破。过去不被重视的“0”似乎要与“1”平起平坐，真正实现人类繁衍图谱中的“二进制”了。
“小百姓的后代都哪去了？”
身处转型期的中国人，受“被自杀”、“被自愿”等“头文字被”词语的浸染与吹拂，已习惯于自称“被字辈儿”了。当然，这个“被”字只是个“时代辈分”。而我的宗族辈分，如读者所知，仍是个“培”字。我的祖上，想必是出过有觉悟的能人，可以将我这一支熊姓的字号排得颇有些气象，是谓“乾、坤、宇、宙，循、环、培、育……”。可惜的是，按照新修宗谱的意志，这一气象似乎很快就要被磨灭了。
梁启超在《中国史界革命案》一文中感慨：“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殊不知，这天底下修家谱者，最爱做的亦不过是让自己成为帝王家谱的一部分，成为“龙的传人”。试问中国各姓家谱，有几部不自称是三皇五帝的后裔？
胡适先生一生提倡传记文学。早在1919年，正是新文化运动狂飙突进的年代，胡适甚至依据很有限的材料为一个年仅二十三四岁的女学生写传，以记录其幼年失怙，在嗣兄的威压之下痛苦生活以及求学无路最后郁郁病死的悲惨命运。胡适时时不忘劝告和督促他的朋友们写自传。他在《四十自述》的序言里说：“我在这十几年中，因为深深地感觉中国最缺乏传记的文学，所以到处劝我的老辈朋友写他们的自传。”到了晚年，胡适在得读黄郛的夫人沈亦云的回忆录后，写信给沈亦云，“我在这三四十年里，到处劝朋友写自传，人人都愿意，但很少人有这闲暇，有这文学修养，更少人能保存这许多难得的‘第一手’史料……”
胡适认为，由于中国没有人物传记，因此缺少对人的理解，缺少西方国家建立在人物传记上的人格教育。至于中国为什么传记文学不发达，主要有以下原因：
第一，中国没有崇拜伟大人物的风气。中国人最缺少“个人”的观念。一面是芸芸众生，蚩蚩群氓，一面是英雄圣贤。一旦被视作英雄圣贤，他就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神”，或至少是某种神意的体现。他们是被崇拜的偶像，而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对这些英雄圣贤的记叙充满了夸张不实之词，甚至加上许多神秘色彩，根本无法与近代的传记文学同日而语。
第二，中国多忌讳。对先人有忌讳，对时人有忌讳，政治上有忌讳，信仰上亦有忌讳，总之是忌讳太多，无法用真实的材料写出一个人的真实的传记。
第三，缺乏保存材料的机关，无公共图书馆，无长久不衰的故家世族私人保存史料，再加上无长久的太平，每多战乱，资料容易毁灭。
第四，文字上的障碍。什么骈文、古文、碑版义例等等，束缚史家，不容易做到生动传神。
第五，读书人一向把读经、解经、传经视为终生事业，不看重传记文学的价值，故向无传记专家。官修的传记，为官方服务，不重写实传真；私家修传，多为美化先人，故多谀墓的小儒，不足以养成传记的专家。
有此认识，也就难怪胡适对中国人修谱的一些做法提出批评。虽然鼓励写传记，并且为自己写了《四十自述》，但他希望传记能够“纪实传真”。对于家谱，胡适抱持相同的态度。1919年，胡适在给绩溪旺川曹氏族谱作序时谈道：“中国的族谱有一个大毛病，就是‘源远流长’的迷信。没有一个姓陈的不是胡公满之后，没有一个姓张的不是黄帝第五子之后，没有一个姓李的不是伯阳之后。家家都是古代帝王和古代名人之后，不知古代那些小百姓的后代都到哪里去了？”胡适由此建议各个族姓的人在修谱时要讲点信用，对子虚乌有的远祖一概从略，而应该多做些本支派的功课，使其真正发挥“信史”的价值。
与大人物沾亲带故，换取点廉价的自豪感，也算是人之常情。记得小时候，听到村里稍懂点历史掌故的高年级学生谈到“楚王姓熊”、“屈原姓熊”的时候，我心里也是有点莫名兴奋的。然而，时至今日，当我看到这新派的字号试图“与楚王接轨”时，我只能笑而不语。新版家谱里强调本族“皇家血统”的字号是这样的：“源自楚皇绎，旺发豫章丞，立志兴华厦……长久保安宁。”
多像个顺口溜！读者不要责怪我不严肃或者势利，甚至近乎无礼地嘲笑本族老人们的创造。谁让我如此顽劣，目无族长（如果有的话），竟从这个“源远流长”的辈分图中看到一幅衰败景象：就好像一个人，先是做了楚王，后来做了丞相，接下来投身房地产，直到最后无处可去，只好在某个小区门口当上了给业主敬礼的保安，从此“长久保安宁”了——真是一代不如一代。
解构归解构，透过我上面的玩笑，也许你已经看到我这代人对“辈分”一词已经无敬畏之心。而且，现在人心开放，族谱如何排字号也不会对族人的实际生活造成影响。事实上，这也是今日家谱遭遇的一个困境。也是这个原因，那些没有按族谱取名的孩子们在记入家谱时不得不另取一个谱名。另一方面，既然要搞县谱，甚至还为此专门成立了谱局，主事者就难免有统一当地宗族字号的野心。就像现在有些官员，不拆几幢房子，弄几个广场，折腾点新名堂出来，怎能见着“政绩”？不同的是，因为没有强制力，谱局重排字号的“政绩”并不真正破坏大家的生活。今日家谱，更多只是一种具有注释内涵的谱系，而非必须执行的决策参照。
另一方面，尽管至今仍有不少人以过去流行的革命话语直斥宗族文化之复萌是“封建残余”之“沉渣泛起”，是试图建立“第二政府”，必欲除之而后快，但是从整体上看，中国社会毕竟是越来越开放，大家各行其是、自我组织、横向联合，只要不触及法律，旁人实在无权横加干涉。
至于知识界，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注意到宗族在社会整合、社区建设和公共产品的提供等方面所具有的积极作用。尤其在这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转型年代里，当人们被抛进托克维尔所说的那种“旧时代已去、新社会未立”的孤独之境，这古老的宗族亲情所体现的更多是互帮互助的社群或者社区人道主义，以及自治精神。有学者曾对农民搞过一份问卷调查，在被问及“经营中遇到困难时先后找谁”时，农民首先找的是直系亲属，其次是朋友、旁系亲属和邻居等，最后才是党组织、乡村干部和其他村民。
既然宗族文化在农村已不可能像过去一样被全盘否定，接下来需要回答的问题是，这一血缘性组织是否能够实现对乡村政治的问责以及如何使相信它的村民成为现代政治意义上的公民，真正从血缘走向“人缘”。
熟人社会的压力集团
在有关农村社群的研究方面，麻省理工大学的年轻政治学者蔡莉莉（Lily Tsai）成绩卓著。2007年，她出版了《没有民主的问责制》（Accountability Without Democracy）一书。就在此前，她花了将近两年时间走访了中国河北、山西、福建和江西等省的316个村庄。蔡莉莉注意到，在那些公共设施及服务比较健全的村落，通常都有不少发挥着社区凝聚力和道德权威的民间团体（特别是宗教和宗族团体）存在。从社会资本理论出发，蔡莉莉由此论定，尽管中国乡村尚没有形成现代意义的民主，有的地方在经济上也很落后，但决定乡村官员治理水平的关键因素，也许首先并不在于经济水平和政治体制的差异，而在于当地是否有这种社会团体存在。在非民主条件下，如果乡镇没有一个隐性的权力（如道德）或者压力集团（如宗族组织）来约束乡镇干部，这些官员便会将钱财用于修建政府大楼，而不是乡村公路或者其他公共设施。而且，宗教团体或者宗族组织在社会动员方面似乎也比政府更有效率。比如，在中国北部有个天主教村庄，是教会而不是地方当局组织村民修建了一条公路。据说，有些村庄即使有钱，也很少有人愿意听从政府指挥；相反，没有人会拒绝教会的要求。这种动员效率同样表现在宗族社会里。
如今乡下，较好的公共建筑，除了政府大楼、学校之外，恐怕就得数教堂和祠堂了。农民想方设法拖延或者抵制来自政府的种种“苛捐杂税”，但是如果村里要组织修建一个祠堂，每家人都会不遗余力。
乡镇干部受到的压力同样来自“熟人社会”。每当我和一些乡镇干部走访附近一些村落时，发现一些乡镇干部几乎无人不识，其熟络程度可见一斑。虽然县一级干部通常不太在乎农民的评价，但是由于乡镇干部生活在一个熟人社会里，多少还是很在乎来自治下农民的评价。毕竟，这些干部通常都是来自附近的农村。
宗族议会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