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我们拍电影吧！”
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是2013年12月31日晚上10点，我在三里屯的过街天桥上满眼是泪，我的经纪人菜花问我：你是认真的吗？
我的很多决定在做出来的那一刻，都不是认真的。
这次也不是，这次是赌气。
几天之前我问过柳岩的档期，她说31日的白天在拍邓超和白眉的《分手大师》，我问晚上呢？她说晚上要看白天能不能拍得完。
我不是要约她跨年，当然要是能一起跨年也挺好的。
那时候《屌丝男士3》快要杀青了，还有几场理发店的戏，场地在三里屯，只有31日的晚上能拍。我给白眉打了一个电话，他说柳岩的戏是白天的，所以晚上应该可以到我的剧组。
我和《分手大师》很有缘分，2010年年底的第一版话剧，我在里面扮演了一名叫小翠的劫匪，所以那天下午我特别开心，和菜花拎着各种饮料去了《分手大师》的片场。我心里想着，可以看到很多相熟的好朋友，还可以陪着柳岩收工，一起回到自己的片场，这一年的收尾多么完美。
当时在拍一场邓超被“唐大师”折磨的戏，很精彩，监视器前面大家笑得肝儿颤，只有邓超的妈妈一直皱着眉头，很心疼儿子，我掏出手机给妈妈拍了一张照片，超哥说：“你的视角一直都很特别，可是我演戏你不看我，看我妈干啥？”
那种感觉很复杂，《分手大师》从话剧到电影，中间经历的很多事情邓超和白眉都和我分享过，我深知不易，所以由衷替他们感到开心，也由衷替自己感到着急——眼瞅着天就黑了，怎么还不拍柳岩？
剧组放晚饭的时候，我试探性地问白眉，今天柳岩的戏大概几点能拍完？白眉说，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她大概七点可以收工。七点的时候我问白眉，他说是八点。八点的时候我没再好意思问，后来直到九点柳岩都还没有开工，更别说收工了。
三里屯的理发店里，《屌丝男士3》剧组的几十个工作人员，正在等着他们的女主角。其间我的制片主任不停给我打电话催我回去，我问他，如果这个时候通知剧组别等了今天不拍了，大家会不会疯？制片主任说你才疯了呢，大过年的，大家等了一天，你能说不拍了？是不是你来人家剧组要人，人家不高兴了所以才不拍柳岩的？我说才不会呢，我和邓超白眉这么多年的朋友了。
制片主任悠悠回了一句：我觉得是，人家拍的是电影，咱们拍的是网剧，当然电影比较重要啊，你想想你凭什么跟人家要人？
真的是这样吗？
九点半多的时候，我离开了《分手大师》的片场，我和白眉说你们好好拍，今天我那边就先不拍了。柳岩一直在咬嘴唇，我说你也别太为难，好好把戏演好，我会想到解决办法的。
那天很冷，我在路边哆哆嗦嗦了很久才打到车。我在车里给于莎莎打了一个电话。我和莎莎坦白说这个角色本来是柳岩的，她临时有事来不了了，但是剧组已经准备好了，你愿意帮我吗？莎莎问我：“你们在哪儿拍？”
我很感激莎莎，所以后来《极品女士》的第三季，改由我帮莎莎做监制，用的都是《屌丝男士》的原班人马。
当车子快到三里屯的时候，司机怎么也不肯往前开了，他说你们下车吧，前面实在太堵车了，过一个天桥就是了。我拉开车门，正好碰到一个小伙子，有时候我自己也很奇怪，很多喜欢我的人看到我，并不是激动和兴奋，而是像认识了很久的朋友一样透着亲切和熟悉，小伙子对我说：“大鹏，新年快乐！加油！”
忘了你长什么样子的小伙子啊，你并不知道那一句鼓励对于当时的我有多重要。我快步跑到天桥上面，菜花在后面追我说你慢点啊，我停下来调匀了呼吸，转过头对她说：“那么我们拍电影吧！”
天桥上很多人擦肩，各有各忙，熙熙攘攘。天桥下是如织的车流，某一辆里坐着于莎莎。菜花呆呆地看着我，我已经看不清她了。
在我们开拍以后，柳岩给我打电话，说她收工了，要赶过来，我说莎莎已经救了场，你也等了一天，赶紧回去休息吧。柳岩说是我耽误了大家过年，我怎么样也要赶去三里屯。
她并没有真的赶到三里屯，因为直到我们拍完，她还堵在路上，就那样跨了年。
后来等到我自己拍《煎饼侠》的时候，才终于理解了那天晚上的邓超和白眉，其实并不是不放人，而是因为对作品的专注，常常忘我又忘他。有一次袁姗姗拍完要赶飞机去外地参加活动，很着急，我却冷冷的，一方面尽力在拍，一方面也不承诺一定会放她走。在工作之外，我并不是那样的性格，我理解这是对自己作品的一种负责。不过后来姗姗还是赶上飞机了，我嘴硬心软。
事实上在《煎饼侠》的拍摄过程中，邓超和白眉给了我很多帮助，超哥自己还参与了演出，而《分手大师》里的“唐大师”梁超，也成为了《煎饼侠》里的“海哥”。但是他们一直都不知道，其实是《分手大师》推了我一把，做出自己拍电影的这个决定。
我后来也没和他们讲这个事情，因为我觉得当时那么误解自己的朋友，挺不够意思的。我很惭愧。
烂片不是那么容易拍的
2014年我上了春晚，演了一个小品。上场之前我趴在地上亲了舞台一口，嘴有点儿麻，不知道是不是被高科技的LED地板给电着了，所以我表演的时候老舔嘴唇，很怕粘到一起说不出来话。
马丽是过来人，她说她第一年上春晚的时候嘴也麻，愣是和我一样，不承认那叫紧张。
岳云鹏比我还紧张，我们还没演完，他就在台上哭了，勾搭得我也没忍住。我们的下一个节目，是王铮亮的歌曲《时间都去哪儿了》，每次彩排，我下场都会和小亮哥拥抱，加油打气。直播那天我是哭着下去的，后来他给我发消息说：都是你把我给吓的，一开口就唱跑调了。那天我哭得很难看，有几个舞蹈演员跑过来找我合影，我说实在不好意思，真的是太狼狈了。后来也很后悔，应该和他们照的，可能我再次见到他们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
舞蹈演员们很不容易，化妆成差不多的样子，没见得有什么特写，却排练了几个月的时间。
我们的小品一共排练了109天，我管它叫“自残式”排练，后来我觉得已经接近“自杀式”了。因为白天每个人的工作都很忙，所以我们的排练往往从半夜开始，蔡明姐说我们是“聊斋剧组”。大家排练到早上四五点，又接着去忙其他的事情。
第一次参加审查是在宾馆的一个小房间，对面坐着央视的几个领导，我们在离他们不到一米的距离演出，不敢使劲儿演，怕唾沫喷到人脸上。那种感觉很诡异，因为你的观众就直接是奔着挑毛病来的，所以演得也不自信。
结束以后头衔最大的领导提出了一些意见，也对每个人做出了评价：“蔡明，当然是你们的中流砥柱，老春晚了，不会犯什么错误；华少是当红主持人，嘴巴很快，适合这个角色；岳云鹏，我听过你的相声，演得很好。”
然后他看着我，停顿了几秒钟后问：“你是？”
旁边的人赶紧接话说：“他叫大鹏，是网上的。”
领导意味深长地“哦”了一声，就说别的去了。那天晚上蔡明姐发了很长很长的一条微信鼓励我，叫我相信自己。
其实我是相信自己的，但一直都觉得自己有可能被换掉，所以始终没和我妈我爸说这个事，直到记者拍到我参加彩排的照片。那些记者都是我的朋友，之前我做过好几年的《大鹏跑春晚》，和他们一起蹲在央视的西门，一蹲就是一天，冻得跟什么似的。
腊月二十八那天，新闻频道的《面对面》节目，播出了蔡明姐的专访。在谈到我的时候，他们插播了一些《屌丝男士》的画面，里面竟然出现了波多野结衣，我当时就吓尿了，心想完了完了，这要是被央视领导看到可怎么办。
要么就是他们不看自己的片子，要么就是他们不看日本的片子，反正这事儿最后没扩大化，我终于挺到了大年三十。
那天晚上我拿着第一稿剧本请每一位参与者在上面签了名，可是却发现我们演的小品和第一稿剧本已经完全没什么关系了。到演出的时候，我们的剧本整整改到第26稿。
演完之后回家，我妈说我到底演了什么她完全没看进去，只顾着盯着电视屏幕，生怕我忘词，后来我陪着她，她也陪着我看了一遍重播，才看明白。我妈说这个小品真好，越看越好，不用看也知道好看，因为儿子足足忙活了一百多天呢。
有了我妈的这句话，我就没有再去看其他的评论了。
讲这个故事是想说，我以后可能都不会再骂春晚了，因为我确实参与过，深知不易。我可能以后也不会随便评论哪部电影了，因为就算是烂片，也凝聚了许多人的心血，只是能力有差别，但我都愿意相信，那些人是尽了自己最大的力。
当然遇到烂片你们还是可以骂的，毕竟花了钱的嘛，不花钱也浪费了时间和空间。只是我不太喜欢那种口吻，说什么“像这种片子我也可以拍出来”，还真不一定行。
我也演过各种各样的片，和内地、香港、台湾的许多导演都合作过，其实是想了解不同风格的导演如何掌控自己的作品，后来发现根本找不到任何一个标准模板。这也是电影有趣的地方，作品不会说谎，直接反映思想。
所以就算你想故意拍出一个烂片，都很难。
《煎饼侠》像我的人一样，是一部“很努力”的电影。可是我多么想让别人在评价我的时候，说我“很聪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