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力重重
李治要立武则天为皇后，心意已决。
能让这个软性子的皇帝下定决心，武则天多年的功夫总算没有白费。武则天相信朝廷上会有阻力，但只要李治坚持到底，她依然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可惜，这一次她失算了，她没想到外朝的压力接二连三而来，当皇帝的李治险些招架不住。而想要改立皇后，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最大的阻力当然来自李治的舅舅，顾命大臣长孙无忌。长孙无忌为了自己的地位固然凶狠，但他有多年治国为官的经验，与太宗同打天下、同夺皇位，一双眼老辣精准。他认定武则天其人不但狐媚，还有弄权的野心，一旦让武则天得势，对武则天言听计从的李治无疑会听凭一个女人摆布，高祖太宗好不容易得来的江山，就会落到一个女人手里。不但长孙无忌这样认为，褚遂良对武则天在后宫崛起也有高度的警惕，他还记得太宗的嘱托，不论为了自己的地位，还是为了先帝的信任，他都决心要保护李家江山。
最初，武则天小看了这种决心，她以为长孙无忌是个不择手段维护自己地位的普通臣子，这样的人，只要给他尊荣地位，终究能够说服，她决定按照这个方向努力。她甚至梦想着取得了老臣们的首肯，再与他们和平共处，让她未来的皇后之位更加牢固。再下一步，想要改立太子也能顺理成章。
武则天的母亲杨氏又一次发挥了外交使者的作用，她带着大批金银去长孙无忌府上求见，希望能够收买这位老臣。这一阶段，武则天的想法的确比较简单，她认为自己不但有皇帝的宠爱，还是两位皇子的母亲，这两位皇子中的一位，很可能是将来的皇帝。即使她有不光彩的出身（太宗的才人），如今这段历史也可揭过不提。那么，长孙无忌为了自己的地位，理应明哲保身，不为难自己才对。没想到，长孙无忌见都没见杨氏，直接命人将她轰出大门。
武则天是皇帝面前最受宠的妃子，受到如此待遇，心中的记恨自不必说。但是，多年的磨炼令她善于忍耐，她知道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由长孙无忌点头，长孙无忌，代表着去世的李世民，只要能收服长孙无忌，其余大臣就算再反对，也没有多大作用。但是，长孙无忌下定决心，联合褚遂良，宰相韩瑷、来济等人，不断上书反对。
对舅舅，李治即使忌惮，仍然怀有一丝感激，毕竟，当年倘若没有舅舅，他就不可能成为太子。他仍然希望这件事能取得舅舅的首肯。于是这一天，他和武则天将长孙无忌请上了饭桌，希望用中国最传统的方法，喝酒谈心，达成共识。李治先赐给长孙无忌很多宝物，又许诺为舅舅的子孙加官晋爵，还加上许多恭维话，可是，长孙无忌铁了心，就是不同意立武则天为后，这大大伤害了一国之君的自尊，从此，李治对舅舅更加抵触，过去的感激之情就这样一点点被消磨。
君臣之间的矛盾逐渐公开、扩大、一触即发，一次，李治在朝堂上向众位大臣提出皇后无子，应改立武氏，结果，大臣们群起反对，褚遂良的反应最大，他首先对李治动之以情，说起太宗去世时曾拉着李治与王氏的手，将这一对“佳儿佳妇”托付于他，他不能辜负先帝的信任；然后晓之以理，说武氏身份尴尬，不宜立为皇后，请皇上就算改立，也改立一位大家闺秀；情与理都说不通，他干脆拿出赌命的态度，将手中的笏板扔到地上，跪在殿前拼命磕头，额头磕得血流不止。
正在群臣左求右劝，不知如何是好之际，朝堂的帘子后面传来武则天怒不可遏的声音，只听她大喝：“怎么还不杀了这个乡巴佬！”
这一喝，让满朝文武都领教了武则天的泼辣，也领教了李治有多怕他的老婆，武则天一句话，本来就气得全身发抖的李治像是接到了指示，立刻叫来侍卫。长孙无忌见状，连忙大声说：“褚遂良是先帝的顾命大臣，就算他犯了罪，也不能加刑啊！”这才唤回了李治的理智，保住了褚遂良的性命。一场闹剧终于怏怏而散，君臣各有不满。
事情闹到这个局面，君臣正式撕破脸，武则天记恨上了反对她的人，反对她的人知道她为人狠毒，更加不能让这个危险的女人上位。这时的局势就像一场进行到白热化的拔河赛，谁也不能退出。平心而论，李治并不希望事情闹到这个地步，他不明白自己对这些大臣一再忍让，为何这些大臣就不能让自己顺心一次。
君臣关系是历代君主都要直面的难题。君主想要治国，必须依靠有能力的大臣，但大臣也有各自的脾气，越是有本事的人个性往往越强，喜欢被礼遇，喜欢自己的意见受到重视，也喜欢按照自己的标准劝谏君主。君主的情商高，懂得调节这种关系，该松的时候松，该严的时候严，君臣关系就会较为理想；反之，则会一塌糊涂。
当大臣的人，有的刚直，有的委婉，但总体来说，像太宗朝的魏征那样每次都要扫皇帝的兴，每次都要和皇帝对着干的人并不多（像李世民那样每次都能忍得住脾气的皇帝更少），他们并不是不知道位子是皇帝给的，得罪皇帝不是一个聪明的做法。褚遂良耿直，敢于与皇帝硬碰硬，但他同时也是一个有远见、为君主竭诚尽忠的人，一双慧眼的李世民命他为顾命大臣，就是看中他的忠心与耿介。
贤明的君主能在耿介的大臣身上看到正道所在，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及时纠正自己的行为，而平庸的君主则无法做出这样准确细致的分析，昏聩的君主更是对耿介大臣敬而远之，甚至杀之以后快。所以，如何对待大臣的忠言，很能看出一位君主的个人素质。立后一事，不单褚遂良反对，如此多的大臣集体反对，李治却只认为这是大臣们在和他作对，不愿、也想不到其中的深层原因，这是李治的悲哀，也是他远远不如李世民的地方。
在古代，停妻再娶是一件大事，并不像古诗《孔雀东南飞》里描述的那样简单，昨天还是夫妻，第二天就坐辆马车回娘家，夫妻关系宣告结束。男人想要休妻，必须要有充分的理由——要知道，古代妇女没有经济能力，一旦被丈夫休弃，生计都可能成问题。所以，男人可以纳妾满足自己的爱美之心，喜新之情，却不能轻易休掉自己的妻子，否则就会背上严重的社会舆论压力，成为遭人唾弃的负心汉。
即使在现代，男人想要离婚，很少有老人愿意支持，而会劝导男人顾念夫妻之情，不要鬼迷心窍。原配夫妻，难得的是一份相濡以沫，一份年少相依的情怀，一份患难与共的真情，所以才有“糟糠之妻不下堂”之说。王皇后没有大错却要面对被休弃的下场，于情于理都说不通，这是人们反对的原因。何况皇家的夫妻，关系到朝廷大局，更不能任意妄为。
历史上不是没有皇帝停妻另娶。如果李治想要娶的人不是武则天，也许长孙无忌等人还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当他们看到这个女人像一只欲壑难填的蜘蛛，她织的网先是虏获了李治，继而让后宫都成了她的盘中餐，如今触角要伸向朝廷，他们怎么能不反对？在这件事上，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并不是在为自己争取地位，而是切实地为江山、为君王担忧尽忠，可惜年轻的李治无法理解老人们的苦心，他仍然将大臣们的行为视为对自己的挑衅和蔑视，甚至视他们这份忠诚为眼中钉，希望他们赶紧消失。
这件事不可能如李治所期望的那样，以和平方式顺利解决。李治不是昏君，不会因为自己不能遂心就胡乱杀人，他希望培植自己的亲信来对抗“反武集团”，李治急于寻找自己的支持者，而在朝廷之上，长孙无忌的势力无处不在，想要寻找支持者谈何容易。他越是心急，越是想不到解决的办法，唯一确定的是，他不会对元老大臣们妥协。
李勣的回答
真正打破僵持局面的人不是李治，不是武则天，而是一直对此事沉默不语的元老大臣李勣。因为他太过沉默，起初，所有人都忽略了他，李治也是在极其偶然的情况下，才想到问问他的意见，且对他的回答并不报以希望。没想到，李勣却说出了他最想听的一句话，一下子树立了他废王立武的决心。
李勣反问李治：“这是陛下的家事，为什么要问外人？”
若仔细分析，李勣这句话肯定有政治问题，甚至没有大臣的责任意识。天子的婚事，绝对不是天子的家事，一国之君婚配也好、扩充后宫也好、生子也好，很少能与国事脱开关系。皇后是天下国母，是一个国家地位最高的女性，国人对国母的期待自然也高，谁不希望自己叩拜的人是一个像长孙皇后那样的出身大家、知书达理、智慧超群、以身作则的女性？如果皇帝娶个残疾女人、娶个妓女、娶个二婚改嫁女人、娶个大泼妇，岂不是让天下人笑掉大牙？皇帝的婚姻大事，一向很难由自己做主，李治想娶自己的后妈，有违人伦孝道，大臣们反对是正常的，就连李治也没想到李勣会如此干脆地给予支持。
李勣会说出这样一句话，符合他一直以来的处世态度。李勣身为三朝老臣，战功赫赫，受到高祖、太宗的重视，但他一直明白自己身份的尴尬：他不是根红苗正的李氏集团成员，曾经跟随过李家的敌人；他不是李世民身边的亲信，而是李渊的得力助手；他不是李治的太子府中的成员，而是李世民安排的顾命大臣……他受信任，立场却有些可疑，所以，李勣做起事来比旁人更加小心。他的少说话，多办事，不得罪旁人，更不得罪皇帝，这才有了如今的地位。绝大多数事情在他眼里，都是看看而已，不予置评，只在上阵杀敌时才显示出他的英勇果敢，坚毅刚强。因此，他才更让当皇帝的人放心。
况且，对于武则天当皇后一事，武将们的反应本来就不像文臣们那么强烈。武将们大多是粗人，不懂文臣们那些文绉绉的道理，讨老婆也只以合心意为标准，皇帝想要换个合心意的老婆，他们不认为是一件大事。他们每日忙于操练，忙于战事，更不会留意皇帝的后宫发生了什么，完全不想理会，皇上身边的人是圆是扁，他们也从不关心。这也是为什么李治、武则天一直在争取文臣们的支持，从未过问武将意思的原因。
李勣作为武将中的武将，即使隐约觉得此事不妥，但也不像文臣们那么担忧。只是一个女人而已，能有多大的作为？为什么要为一个女人和皇帝过不去？李勣看得更清楚的是朝中的局势，皇帝对老臣们已有明显的不耐烦，这个时候不明哲保身，还要谆谆劝诫，无异于以卵击石——对方就算再软弱，也是皇帝，伴君如伴虎，做大臣的怎么能自恃宠臣身份——身份是皇帝给的。于是，一件闹得朝堂大乱的大事，被李勣轻描淡写地简化为“陛下家事”。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李治终于找到了重量级的支持者。更惊喜的是，他们终于发现支持者一直存在，只是从前的自己一直在考虑如何与长孙无忌和谈，忽略了朝堂上的另一部分人。这些人一直被元老们压制，不得施展抱负，不能得到更高的地位，他们渴望有机会获得高升，而获得高升的办法，就是取得皇帝和未来皇后的欢心。
第一个旗帜鲜明地拥护高宗立武则天的人叫李义府，李义府的官职是中书舍人，一着不慎得罪了当朝一把手长孙无忌，被从京城打发到偏远地区为官。任命书还没下达，李义府仍想挣扎。讨好长孙无忌是不可能的，他的朋友王德俭为他出了个主意：皇上想立武昭仪为后，一直害怕群臣反对，你可以面圣对此表示支持，也许能把祸端转为福气。
李义府当即上书李治，表示他支持李治，支持武则天当国母，并且表示，他这样的支持者大有人在。这封奏折李治看得心花怒放，他很快撤销了李义府的调职令，还升了李义府的官。不过，李义府这个人并不是省油的灯，李治选择他做亲信，也给自己的将来带来了不少麻烦。在看人和驭人这件事上，李治不如他的父亲李世民，也不如他的妻子武则天，但在这个时候，李治又有多少选择呢？
李义府并不是一个君子，成语“笑里藏刀”就是由他而来。一个表面恭敬礼貌谦和，背后不知会如何对待他人的小人，就是当时的人们对李义府的评价。这样一个人，急功近利，为了目的不择手段，当然不会如长孙无忌等人那样，顾虑皇家的体面，顾虑大唐的将来，他只看关心自己能不能升官发财，能不能争取皇帝的欢心。
他也一如所愿地由中书舍人升到中书侍郎，除此之外，李治还赏赐了他不少珠宝。那些在皇帝和老臣之间犹疑的官员很快认清了形势，特别是那些急于晋升的官员，更是毫不犹豫地站到了皇帝一边。“立武派”的声势一天大过一天，老臣们还在抵抗，但连老臣中，也有人支持李治，这个人就是许敬宗。
许敬宗也不是一个君子。他的年纪与长孙无忌等人相仿，是隋朝的“官二代”，父亲许善心是礼部侍郎，他本来已经有一个还算不错的官衔。偏偏生于末世，天下大乱，他和父亲都被叛乱的宇文化及抓住，宇文化及杀掉了许善心，面对杀父仇人，许敬宗没有义愤填膺，而是“蹈舞求生”，这件事很快传开，在那个注重人伦和义气的年代，这是许敬宗的一大污点，也让很多人因此轻视他。此外，这个人贪财好色，人品上劣迹斑斑，经常受人诟病。
不过，李世民录取人才看重的是能力，许敬宗最大的特点就是文笔好，李世民命他做史官。于是，许敬宗揣摩李世民的意思，把李渊、李世民这两朝的实录（帝王起居注）改了又改，丑化李渊美化李世民自不必说，对自己厌恶的人，也不忘抹黑几笔。李世民让这样的一个人做史官，就是看重他能为自己宣扬明君的美名，对于他的其他行为，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不过火，他就不干涉。于是，许敬宗平平安安地坐着高官的位置。
但李世民的厉害之处就在于，他录取人才不计较这个人的出身和人品，在重要位置上却不会安排人品不过关的人。小人有小人的作用，君子有君子的作用，李世民真正信任的仍然是长孙无忌、褚遂良、李勣这样的大臣，所以许敬宗的官职体面——银青光禄大夫，却没有多少实权。如今，他看到了一个升职好机会。
寻找支持者的不只是李治，还有武则天。武则天明白资源只有在自己手里才是安心的，不论为了现在还是为了以后，她必须在外朝培植自己的亲信。于是，武则天的母亲杨氏又一次成为外朝与内宫之间的联络员，当武则天察觉某位官员可能支持自己，杨氏就会亲自笼络，而这种行为也不会引起李治的怀疑——他认为贤内助正在搞夫人外交，帮助他巩固地位。正是这种掉以轻心，导致后来朝堂之上，有人支持他，有人支持他的“贤内助”，由此引来不少纷争。更导致了李治死后，武则天能够迅速地揽下政权。
“立武派”的胜利
李治和武则天惊喜地意识到，朝堂之上，支持他们的人越来越多。既有皇帝的提拔，又有未来皇后的笼络，“立武派”形势一片大好。
很多历史书笼统地把支持武则天的人定义为某种集团，例如不得志的寒士阶层，与关陇集团对立的山东集团，从政治成分、经济利益等方面解释武则天的胜利。但就武则天个人而言，她不代表任何阶层的利益，也没有强大的外戚支援，她只是顺应形势，争取了能够支持自己的人。而这些支持者唯一的共同点就是：他们处于大唐管理层的中层，怀才不遇，迫切地希望争取出路，得到更好的职位。
同样也不能笼统地说武则天的支持者都是如李义府、许敬宗一样的小人。政治本身是多角度的，每个参与其中的官员会根据自己的立场与思考做出选择，以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并不是每个人都有长孙无忌式的眼光，能够看到立武为后的危害，他们只是单纯希望自己能够有施展才华的机会。
何况，在封建王朝，支持君主的决定也是一种效忠，支持李治不会为他们带来心理负担，即使长孙无忌这些大臣不断陈述这件事的危害，他们也只觉得这些老头子危言耸听。的确，就算是长孙无忌和褚遂良本人，也料想不到武则天有一天竟然当了女皇，在一个男权社会，如果不是武则天横空出世，后世人也不会有如此荒谬的想法。
另外一部分支持者是墙头草型的，看哪边态度强硬就往哪边倒。他们并不是想要争取更高的官职，只是看到了武则天的厉害和李治的决心，不想跟着长孙无忌这些有资历的老人去得罪皇上，他们选择了比较厉害的一方，为的是保全自己。这样的人也不在少数。
还有一部分人始终持不参与态度，例如李勣，即使他说了一句让李治放心的话，也不能代表他支持武则天，毕竟，他也没有明确地反对长孙无忌。这样的人是中立派，不想趁机讨好任何一方，也不想得罪任何一方。他们的特点是不同意不反对不表态，只在被追问的时候才说一句轻飘飘的话，例如“这是陛下的家事”。
很明显，李治不再孤军奋战，立后之争不是单纯的“陛下家事”，它是真正的朝堂权力之争，李治在斗争中得到了自己可以信赖的臣子，老臣们逐渐失去了锋芒。朝堂的局势越来越明朗。真正获得利益的人不只是武则天，还有许敬宗、李义府这些大臣，他们将在不久的将来获得丰硕的回报。
一朝天子一朝臣，李治喜欢旁人捧着自己，武则天目的性强，但李治不是昏君，看重的是大臣能干活，武则天也不是普通的妇人，只贪图眼前的利益。所以，这对夫妻选出的第一批追随者，也只能是如李义府、许敬宗这样有能力、会奉承、懂得见风使舵的人。这样的人组成的官僚班子虽然不如贞观政府那样熠熠生辉，但此刻“冲锋陷阵”，今后治国理事也出不了大问题。品格差的人未必能力差，这是武则天早就知道的事。
拥护者越来越多。从前李治耳朵边，都是老臣们在说武则天的种种不是，并吓唬他如果娶了武则天，他就会成为历史上的昏君，就会因女色误国，就会……难听的话听得越多，李治的反抗意识就越强，老臣们的话就越听不到心里去。如今大不相同，耳朵边又出现了另一种声音，极力夸奖武则天的种种好处，从各种角度分析重新立后对君主并没有多大影响，这些顺耳的话坚定了李治的信心。
从前的李治一叶障目，如今他看到了大好河山，即使褚遂良在大殿上把头磕破，也不能阻止他的决心。最后，许敬宗甚至在朝堂上大声议论：“种田的农夫收多了粮食，还想换一个老婆，何况是天子？”这句话说得粗俗，把农夫和天子相比，有失体统；古代讲究“糟糠之妻不下堂”，收多了粮食换老婆，并不是一件值得夸耀的事。说话如此不伦不类，却没有人公开指责许敬宗，可见“立武派”已经渐渐占了上风。接下来的行动，“反武派”已经无力阻止，李治也终于开始行使他万人之上的权力：
唐永徽六年（655），九月，李治宣布免除褚遂良的宰相职务，命他去长沙做潭州都督；
十月十二日，李治以“谋行鸩毒”的罪名下旨废掉王皇后，被同时降为庶人的还有萧淑妃，他们的家人也获罪流放；
十月十八日，由新晋老臣许敬宗领头，文武百官一齐上书，表示国家不可以没有皇后，请皇帝立武昭仪为后，李治当即同意，当天，就下了立后诏书；
十一月一日，李勣将代表皇后尊荣的印玺送到武则天手中，武则天正式成为大唐的国母，李治的正妻，和李治一起接受文武百官的朝拜。这一次，她终于可以扬眉吐气地看向威仪的宫殿，肃穆的群臣，这个时刻，距她初次进宫，已经过了十八年。
关于皇后“不光彩”的出身，李治在诏书中解释了一番：“我的皇后是个才德兼备的淑女，原本是先帝的侍女。当年我还是太子之时，因为照顾生病的先帝结识了她，产生感情。先帝见我们二人情深，就将她赐给了我。事情就像当年的汉元帝刘奭和王政君。”
这份诏书是一块遮羞布，想给武则天一个合情合理的出身，一个名正言顺的地位，但是，丑闻传播得一向很快，从当年李治从感业寺把武则天接回宫，再加上接下来的几年武则天生子、争位闹得沸沸扬扬，这件事就从宫里传到宫外，从朝野传到街巷，从长安传到全国。就算是普通的老百姓，也知道武则天是唐太宗的才人。只是如今武则天身份尊贵，谁也不敢再在她面前提及她的出身，这块心病再也不会干扰她的生活。
十八年，从失宠的才人到一国之君的正妻，其间有无数坎坷，这个结果，是武则天用无数心机和心血得来的，其中还包括她的幼女的性命。她施展谋略的地方，也由一方病榻，一座尼庵，变为佳丽如云的后宫，硝烟弥漫的朝堂，她的舞台越来越大。如今，她在失败者们的憎恨与厌恶的目光中，接受他们的朝拜。
永徽六年十一月三日，许敬宗再次上书，要求改立武则天的儿子李弘为太子。这也正是武则天的意思。她要确立自己的儿子的身份，她是皇后，儿子就是嫡子，理应立为太子，将来继承皇位。而且，这也是她后位的重要保证。
在这之前，太子李忠早就察觉到风向不对，写了一份情真意切的奏折，对父亲表示自己不堪大任，请求父亲为了大唐着想，另立太子。如今，李治手中又有了许敬宗的奏折，两全其美。元老大臣们已经没有发言权，改立太子一事进行的非常顺利。李治兴高采烈，第二年改元“显庆”，庆祝大唐下任太子的诞生。一切遂意，李治初尝到身为帝王的随心所欲的滋味，这是李治的胜利，更是武则天的胜利。
胜利者的屠刀
胜利后的武则天，迫不及待地展开了她的报复行动。
武则天是个谋略家，她要报复那些曾经反对她的人，也要借着这个机会为自己今后的道路扫清障碍。这个报复行动是广泛的，武则天可以利用如今的地位，任意处置她的敌人，但是，她已经算是半个政治家，她要考虑政局的安定，要考虑自己的形象。所以，报复的过程不是当初她想象的那样手起刀落，反而变得有些漫长。
她首先做的是安抚人心，同时让敌人放松警惕。她写了一封奏折，极力夸奖韩瑷、来济忠心耿耿，这封奏折被李治拿到韩瑷、来济面前，继而让群臣知晓，于是，大家对这个女人稍稍放下了偏见和畏惧。甚至有些人认为新皇后的确与他们从前想象的不大一样，转而拥戴武则天。
但有心的人都知道，如今的朝堂并不是“换了一个皇后，一切照常”。韩瑷惋惜褚遂良蒙冤，上书求李治念在褚遂良一片忠心，给予宽待，没想到，这封奏折却让褚遂良陷入更艰难的境地，李治和武则天将褚遂良发配到更远的桂州为官。许敬宗察觉到武则天想要彻底铲除政敌的决心，也趁机递了一封奏折，诬陷褚遂良想要谋反，韩瑷和来济就是帮凶。没多久，韩瑷和来济一起被贬，宰相的位置留给了许敬宗和李义府。
第二年，年老的褚遂良就在悲愤中病死。褚遂良不但是一位刚直的大臣，还是一个杰出的书法家，论才论德，他都是唐朝的上上人物，他的死让朝臣们惋惜，但又如何能在李治、武则天面前表露？被贬的来济、韩瑷也都没机会回到中央，前者在战场战死，为国捐躯；后者则被诬陷谋反，身首异处。
对长孙无忌的报复推迟到三年后。这个人毕竟是开国功臣，还是李治的亲舅舅，不能随随便便革除官职。不过，长孙无忌虽然仍旧位列宰相，早已没有实权，他的亲信也一个接一个被撤职、被查办。长孙无忌已经预料到自己的结局，他不愧为跟随李世民夺取天下的重臣，此时处变不惊，开始著书立说，修了不少史书，也算做出了最后的贡献。
武则天和与她沆瀣一气的许敬宗、李义府等人如张网的猎人一样等待机会。唐显庆四年（659），机会来了。首先是一个叫李奉节的洛阳人向李治告密说，有两个官员巴结权贵，蠢蠢欲动，请皇上留意他们的行动。李治一问，这两个官员一个叫韦季方，一个叫李巢，都是不起眼的芝麻小官。这样的小官想要造反，无异于痴人说梦。但就这么一个小案子，李治却命许敬宗亲自审理。
如今的许敬宗高官厚禄，也更会揣摩皇帝和皇后的心思。他通过严刑拷打，威逼利诱，让韦季方和李巢诬陷长孙无忌是合谋者。身为太子洗马的韦季方察觉到许敬宗的意图，宁死也不愿诬告当朝元老，但他一个人改变不了许敬宗的决定。一份奏折很快拟好，上面有人证物证，证明长孙无忌在策划谋反。
高宗读罢，长叹一声：“舅舅也许是被小人迷惑了吧，就算对我有意见，难道会谋反吗？”许敬宗立刻搭话，劝慰道：“但是，长孙无忌谋反已经露出迹象，如果不及时处理，恐怕会危机江山社稷。”李治听完流下了眼泪，忧伤地说：“我们李家真是家门不幸，亲戚之间却彼此存着嫌隙之心，以前有高阳公主谋反，今日我的舅舅又重蹈覆辙。这件事应该怎么处理呢？”说罢连连叹息。君臣二人几句话，就让长孙无忌失去了辩白的机会。
许敬宗继续劝李治说：“当年的案件，不过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儿与一个女子合谋，如今大不相同，长孙无忌可是与先帝共同打下天下的人，他当了三十年的宰相，天下百姓都佩服他的智慧，知道他的威风，如果他狗急跳墙，陛下您将如何？”李治连连点头，又告诉许敬宗这案子要审得更深入一些。
可以看出，如今的李治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君主，不但学会了假惺惺的做戏，还知道如何不动声色地暗示大臣，让大臣理解自己不愿说出口的指令。这也许出于武则天的教导，也许来自他自己总结的经验。许敬宗如何不了解李治的意思，他本以为此案的目标只是长孙无忌，没想到李治竟要通过这个案子，彻底清算朝廷上的反对者。
第二天，案件再次有了突破性的进展。长孙无忌想要造反不会没有同谋，他的同谋就是韩瑷、褚遂良、来济。除了褚遂良已死，还有前任皇后的舅舅柳奭也上了这份谋反名单，而那个一直置身事外的老臣于志宁，也被许敬宗写在黑名单上，一个小小的案件，竟然让如此多的大臣落马，可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而武则天，也充分领略了罗织陷害的厉害之处，它可以把看不顺眼的人一网打尽，省时省力。这个方法从此被她铭记在心，若干年后，成了她的撒手锏，一批又一批的大臣死于莫须有的罪名，换来她的地位稳如泰山。
长孙无忌也许会想到“报应”这个词，当年他查办房遗爱、高阳公主一案，把潜在敌人一齐铲除；如今李治、武则天照葫芦画瓢，将他和除李勣之外的所有元老划为反贼。李治仍然存了一丝良心，他说：“就算舅舅真的造反，我也不忍心杀他。”于是，长孙无忌被削掉官职，发配到远在今日重庆的黔州，而且依然按一等大臣的待遇提供住宿和饮食。李治认为这样既让自己安心，不必再被舅舅缚手缚脚；也对长孙无忌仁至义尽，毕竟，李治仍是一个念旧的人，他还是放不下舅舅的贡献。
长孙无忌等人早已被发配到穷乡僻壤，但这种结果显然不能让武则天满意。赶尽杀绝、不留后患才是武则天的风格，她劝告李治必须斩草除根。于是，已经有定论的一件事再起波澜，李治竟然再一次让许敬宗审理此案，这次，他还请出了李勣来审案。此时的李勣也看到了武则天的厉害，不知有没有后悔当初的决定，他已是风烛之年，不想再生事端，对这些事，他保持了沉默。
真正处理案件的仍然是许敬宗，他看出武则天一定要置长孙无忌于死地，就派了个手下到黔州，开门见山地告诉长孙无忌，案子还需要再审，你不如自我了断吧。长孙无忌早就料到有此一天，想到朝廷从此多事，自己终究没有打理好李世民留下的江山；再想到自己一世风光，落到如此地步……所有感慨化作一声叹息，随后自尽。而大唐贞观政治的清明、舒朗、活泼、和谐，也随着这声叹息不复于人世。
骨醉
后宫之中，同样掀起了腥风血雨。
被废的王皇后还有萧淑妃被囚禁在一个小屋里，这个屋子只有一个可以递饮食的格子，连太阳光都射不进去，条件的恶劣可想而知。王皇后和萧淑妃都是大家出身，从小锦衣玉食，进宫后又有成群的侍女服侍，何曾受过这等待遇。她们再也没有昔日的傲气，只希望自己能走出黑漆漆的囚牢，有一间简陋的屋子安身。
李治也没有忘记曾经的皇后和宠妃。对李治这样善感的人来说，感情一旦结束，回味起来反倒更有温情和滋味。何况为了立武则天为后，王皇后和萧淑妃承受了不得已的冤屈，李治心里也存了一份内疚。这一天，他犹犹豫豫，终于走到囚禁着两个女人的屋子前，看到简陋寒酸的屋子，他心中一酸，颤声问：“皇后，淑妃，你们还好吗？”
李治的声音唤醒了两个半死的女人，而李治对她们依然用旧时的称呼，让她们心中燃起了希望。曾经高傲的两个人祈求丈夫念在多年情分，改善一下她们的居住环境，哪怕在后宫给她们拨一个偏僻简陋的院子，她们愿意足不出户，闭门思过，终老一生。李治越听越怜惜，一口答应了她们的要求。
武则天的情报网无孔不入，李治的一举一动都没有逃过她的眼睛，她立刻找到丈夫，也许通过晓之以理，为丈夫分析一个国君对自己定罪的犯人怜悯，是在抽自己的脸；也许通过动之以情，说说他们夫妻二人如今的生活来之不易，不能再生波折；也许既不用讲理也不需要动情，只需板起脸，就能吓得丈夫立刻忘记方才对王、萧二人的许诺。最后，李治逃之夭夭，事情由武则天全权发落。
武则天命人将王皇后和萧淑妃从囚禁地拖了出来，首先砍掉了她们的双手双脚，在她们的惊叫和痛苦中，将她们放入两个大瓮之中，瓮里放有白酒，杀菌消毒，却也加深创口的剧痛，武则天笑吟吟地说：“让这两个女人尝尝骨头醉掉是什么滋味！”
当她宣布刑罚之时，王皇后和萧淑妃没有求饶，都显出了贵族女性凛然不屈的风骨。王皇后淡淡一笑，行礼说：“愿皇上康健万岁，既然昭仪承受皇帝恩泽，死也是我分内的事。”她依然用“昭仪”称呼武则天，显然根本不承认这个皇后，对她的所作所为不屑一顾；萧淑妃性格泼辣，骂道：“阿武妖精！下辈子你是老鼠，我是猫，我要生生咬断你的脖子！”王皇后不屑，萧淑妃怒骂，更激起了武则天的怒火，将两个情敌折磨致死，武则天还不解气，下令把王皇后的姓氏改为蟒，把萧淑妃的姓氏改为枭——毒蛇恶鸟，极尽侮辱。
清除了后宫的隐患，外朝的斗争依然在继续。长孙无忌之死只是一个开端，接下来，柳奭和韩瑷以谋反的罪名被斩首，长孙无忌的两个儿子被处死，因为许敬宗捏造的谋反罪名与李忠有关，前太子李忠也被牵连，废为庶人，发配到黔州。老臣们在劫难逃，当初没有依附李治和武则天的人不是降职就是发配，李治终于清除掉了朝廷上的异数。
有两位老臣逃过了这场劫难。一位是于志宁，闷不吭声的他最后被李治放过，在荣州做了刺史。于家人战战兢兢，鸟兽一样逃到山里避难，唯恐哪一天皇帝皇后想起前事，让于家成为第二个长孙家。好在于志宁一清二白，既没依附过什么势力，也没说过违逆之语，李治和武则天很快忘记了这个人。
另一位是李勣。李治和武则天知恩图报，一直与李勣维持着良好的关系，加官晋爵，经常性的赏赐，闲暇还会聚在一起摆摆宴席。李勣老当益壮，仍是军队实权人物，有这样忠心的老臣在军队，李治就像吃了定心丸。武则天对这位贞观老臣既有感激，又知道他的能力与忠心，并不加以排挤。于是李勣与帝后相安无事。
武则天也显示出她的另一项政治能力：容人。她并不是一味将自己的心腹放在高位上，而是会考虑到对方的才能、人品、性格、对国家的意义。这个时候的主事者依然是李治，武则天在学习、在领会一个统治者应当具备什么，她的决断影响着李治，而李治对臣下的宽厚也无意识地影响了她。
这对夫妻在共同学习治国之道，李治个性上的懦弱被不容置疑的判断一点点纠正，使他在大事上更有帝王的威仪，所以，李治才会依赖武则天，而不是像朝臣们揣测的那样，仅仅因为武则天媚上惑主，而皇帝又没主意，只能被武则天摆布。
长安城的风景变得不太一样，从前李治觉得气闷，如今一扫阴霾，血雨腥风后同样有生机，他也想要立下自己的功业，做一个不输于父亲的帝王。武则天也觉得神清气爽，歌舞升平之中，武则天不认为自己已经走到顶点，她还有更漫长的道路。